|
古岳 阅读死亡 ——与蒙田的对话 母亲走后，父亲病重期间，我有限的阅读大都涉及到死亡，除了死亡，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了。无论读什么，我都会留意有关死亡的话题，好像我一直在阅读死亡。我还读过一些专门谈论死亡的书籍，譬如《西藏生死书》和《西藏度亡经》。对我这样一个不曾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来说，这样的书未免显得太过艰深了一些。就像《西藏度亡经》第一章导言开头所写到的那样：“也许有人争论说，凡是还没有死亡的人，都没有资格谈论死亡之事；既然不曾有过死而复活的人——既然没有——哪会有人知道死亡是个什么？”——我就属于这样的人。虽然，他接下来的文字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但是对我而言，相对于他的回答，他所设想的这个问题则更容易理解。 不过，也有一些书中所谈论的死亡话题却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其中包括蒙田随笔。也许是因为境遇不同的缘故，虽然此前也曾读过蒙田，但印象并不是很深刻，直到近日再读时，对其印象之深，堪称刻骨铭心。以致有些篇目读过若干遍还想回头去读，譬如《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奴役》。 他在其中写道：“大自然赐给我们最有利的并使我们不必埋怨自己处境的礼物，就是那把打开土地之门的钥匙。大自然规定生命的入口只有一个，生命的出口却有成千上万。”我想，蒙田所说的“那把打开土地之门的钥匙”指的就是死亡，因为死亡的突然降临，一扇门也随之打开了，这是“生命的出口”。我想对蒙田说，其实，就像生命的入口只有一个一样，生命的出口也只有一个。无论每个生命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或疾病、或灾祸，最终只有死亡才能使他离开。 对任何人来说（也包括所有的生命），死亡迟早都会来临，不可避免。也许我们可以加快自己死亡的速度，使死亡提前来临，但无法用相反的方式使自己免除死亡。就像蒙田引用塞涅卡的这一句话：“到处是归程，这是上帝的恩赐，人人都可夺取一个人的生命，然而无人能免除一个人的死亡——千条道路畅通无阻。” 接着他说：“死亡不是治一病的药方，而是治百病的药方。”所言极是，但不完全准确。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对蒙田的这句话作一些补充：任何一种病痛都能导致一个人的死亡，而世上所有的药方都是用来治病的。但是，最终夺走一个人生命的既可以是病痛，也可以是药方，这也许就是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会死在医院里的缘故。 蒙田说：“心甘情愿的死是最美的死。”我同意他的说法，如果除却了命运的不确定性，就生命本身而言，所有生命的诞生都同样美好，但死却不同。接着他写道：“生要依赖他人的意图，死只取决于本人的心愿。在一切事物中，什么都不及死那么适合我们的脾性。” 对一个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我得承认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又不得不指出前半句的一半是谎言——至少在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死并不完全“取决于本人的心愿”，甚至事与愿违：不想死者非死不可，而欲死者却求死不得。 “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奴役。” 蒙田的这句话当视之为真理，可前提是，“死的自由”一定得建立在“生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才行。如果生都没有自由可言，又谈何死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田一定是充分体会了生的自由而后才谈论“死的自由”的。想来也是。1570年，蒙田才37岁，他卖掉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前往巴黎出版他的挚友拉博埃西的拉丁文诗、法语诗和一些翻译作品。次年，因厌倦官场生活而退隐归家，过起了“自由、平静、安闲”的乡绅生活，并开始撰写《随笔集》。此后，蒙田虽然一直疾病缠身，但在1572年至1574年的法国内战期间，他还加入国王的一支军队参与了向新教徒进军的战斗。1581年至1584年间，退隐在家的蒙田却曾两度当选为波尔多市市长。1588年，《随笔集》一、二、三卷的第四版问世。有人说，他用《随笔集》向世人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塑造了自己。无须多加评论——从这些生平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蒙田是实现了“生的自由”的。仅凭“卖掉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和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的经历，就足以证明其“生的自由”。这样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不会使自己的生命被奴役，当然也就有资格谈论“死的自由”了。 所以，他才敢说：“为了避开命运的鞭挞，找一只洞穴和一块墓碑躲起来，这不是美德的行为，而是怯懦的行为。不论风暴如何强烈，美德决不半途而废，而继续走自己的道路。”说这话需要底气，问世间，除了蒙田，还曾有谁敢这样说话？ 一个生而自由的人是完全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包括死亡，所以，他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谈论“死的自由”。如果“死的自由”都可以得到保障，当然也就不害怕死亡了。所以，他也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害怕死亡使人对生命和光明充满厌恶，绝望之际会一死了之，忘了他们的苦难实际正是害怕死亡而引起的。” 不过，即使蒙田这样可以谈论并实现“死的自由”的人，也并不赞成因为胆小怕事、怯懦软弱而去草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随笔中写道：“柏拉图在《法律》一书中主张，人人都是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谁既没受到公众评论的压迫，也没受到命运的可悲和不可避免的摧残，更没有遭到不可忍受的耻辱；而让胆小怕事、怯懦软弱，去剥夺那个最亲近的朋友的生命，切断岁月的延续，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可耻的葬礼。” 蒙田继续说：“轻生的思想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的存在才是我们的一切。除非另有一个更可贵、更丰富的存在，可以否定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自我轻视、自我鄙薄是违背自然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病，在任何其他生物中都看不到这种相互憎恨、相互轻视的现象。”由此可见，蒙田对轻生者的深恶痛绝，他所倡导“死的自由”并不包括轻生者的死亡，也就是自杀式身亡。 为此，他像个审判官一样果敢作出自己的决断：“谁要体验未来的痛苦和磨难，那么在这场痛苦来临时他也必须存在。” 我不得不指出，在古往今来的智者当中，蒙田真正喜欢并由衷欣赏的并不是很多，但从他的随笔中可以看出，他欣赏苏格拉底和塞涅卡。他甚至写到了苏格拉底的死，说“苏格拉底的死令人惋惜，而阿里斯提卜对惋惜的人说：‘但愿神让我也有这样的死!’”他在书中引用过很多塞涅卡的话，其中一句是这样说的：“是的，为什么我的头脑中记得的是这句话：命运可为生者做一切，而不是另一句话：命运不能为要死的人做什么？” 晚年的蒙田饱受病痛折磨，因而在他的很多随笔当中都曾谈到过死亡和痛苦。但是，蒙田是一位酷爱生命并热爱自由生活的人，一生都把生活的情趣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他觉得一个没有生活情趣的人是很可怜的。他热爱大自然，并顺乎自然，知道享受娱乐、游戏和自由自在的消遣的乐趣。他喜欢适当地独处，当然也喜欢在独处时读书。以致于他在《读书的乐趣》中这样写道：“我过一天是一天，而且，说句不恭敬的话，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我生活的目的也仅仅在于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书是为了炫耀，而后来读书是为了明理，到了现在则为了自娱，从来都不是为了谋得什么利益。”继而，他在《顺乎自然是一件好事》中还写道：“不过，我仍有意虚度年华而不悔恨，并非因为生活折磨人、纠缠人，而是因为生活本身具有可虚度性，只有乐于生活的人最不畏惧死亡。”就连读书，他都不愿苛求自己。他在另一篇随笔中写道：“我喜欢出游时都要带书，却可能数天甚至数月不用它们。即使时间一天天耗费掉了，我也不悲伤。因为我想书籍就在我身边，它们赋予我的时日就是乐趣。” 在读《患难之交、男女之交以及与书的交往》这样的作品时，我禁不住会突发奇想，假如我生活在蒙田的时代，我可能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至少会努力去跟这样一个人密切交往。因为，他会使你懂得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再一次重温蒙田时，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一种朴实无华的思想也可以饱满到足以令人目眩的程度，使你忍不住闭目观想。 但是，蒙田最令我感伤并深深触动我灵魂的文字几乎都与死亡有关。因为在写他的这些随笔作品时，蒙田已经深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他随时都会毫不忌讳地谈到死亡。在病痛难耐时，他仍在悠闲地甚至是优雅地谈论着死亡。在《我没有说要摆脱生命》一文中，他这样写道：“病痛愈是逼得我走投无路，死亡愈不叫我害怕。” 写到这里，我要重新回到《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奴役》的话题中来。此文的结尾是这样：“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更为悲惨的死使人提前离开人世，在我看来是最可得到谅解的理由。”蒙田好像不是在跟一个普通的读者在谈论死亡，而是无意间跟死神坐在一起闲聊。 蒙田早已不在人世。当我捧读他早在四百多年以前写就的这些文字时，我不禁感叹，蒙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就已经超越了死亡。而我却才开始阅读死亡，不仅是从蒙田的文字中，也从父亲、母亲的身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