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文人们的友谊是一部绵长的故事,在很多文人的生活中，精神和情感的主要寄托都来自同道的朋友、相知的朋友和能在困难的时局中相互支撑的朋友，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朋友就意味着一切。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伟大的诗人层出不穷，且多有交集。例如，贺知章(约659—约744)、张九龄(678—740)、王之涣(688—742)、孟浩然(689—740)、王昌龄(698—757)、高适（约704—765)、王维（701—761）、李白(701—762)、杜甫(712—770)、岑参（约715—770）。这些大诗人先后同处一朝，大多数人都有交集，有些还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贺知章比他们中很多人都年长,生于唐高宗时期。活了八十多岁的贺知章到了唐玄宗时期已经是文坛泰斗了，他极度赏识李白的才华，在看了青年李白的诗作之后，直呼李白为“谪仙人”。“谪仙人”的意思就是从天上贬谪到人间来的仙人，看得出，贺老先生对李白超凡脱俗的盖世之才致以了莫大的敬意。 传说，贺知章热情地邀请李白到酒肆中饮酒,两人相谈甚欢。由于忘带银两，贺知章取下皇帝赐给自己的金龟充作酒资，这便是“金龟换酒”的故事。其后，身为秘书监三品高官的贺知章，向唐玄宗隆重推荐了李白，唐玄宗于是在金銮殿召见李白，授其翰林供奉之职。贺知章对李白算是知遇之恩，二人又是忘年之交，他俩的故事算得上是一段文坛佳话。 孟浩然和李白的关系，也有点类似于大人物和年轻才俊之间的关系。李白对孟浩然的崇拜世人皆知，那首著名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李白写给孟浩然的。 王维、孟浩然与张九龄的关系，也基本属于崇拜者与被崇拜者的关系。张九龄官居中书令高位，王维和孟浩然对其人品和才华都崇拜有加。孟浩然还曾在张九龄被贬期间入其幕府。至于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的关系，则算是那种最典型的同道文人的关系了。 奇怪的是,王维和李白却没有什么交集。王维有很多朋友，比如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就是他的朋友。王维诗作中唱和诗不少，且很多赠别诗也情真意切，看得出他的朋友不少。他这人除了曾经误入安禄山政权成为一生污点之外，对友谊还是坚贞的。 安史之乱前夕，中书令张九龄被贬,很多人惧怕李林甫的权势，不敢和张九龄来往。王维曾经得到过张九龄的赏识和提携，在这样的情势下，他写下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篇给予自己恩师一般的朋友：“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寄荆州张丞相》） 就只从这一首诗来看，王维也是一个不为局势跌宕所左右、珍视朋友情谊和知遇之恩的清洁之人。“举世无相识”这一句虽有起兴的意味，是为下一句“终身思旧恩”做铺垫的，但是口气之决然，还是有点扫荡一切，不留余地，看得出张九龄在王维心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王维和李白同年出生，而且李白两次到长安时间也并不短，起码有三四年时间。即使从李白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第一次到长安算起，到761年他们先后辞世，这两个人至少也有30年可以交集的各种机会和可能。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诗作以及别人的记录中，都没有留下他们相交甚至相识的任何证据。 既然王维是一个喜结交的隐士，而李白更是一个喜欢四处周旋之人，但偏偏这二人怎么就这样轻易错过了呢？ 在盛唐大诗人中，杜甫对友情的珍视或者说渴望要来得更强烈些。他留下的诗歌不少，寄友诗也很多。当然，他一生几乎所有时间都沉沦下僚，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友情格外需要，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相对来说，性情旷达恣肆如李白、粗犷豪迈如高适，未必就像杜甫这样细腻柔软了。比如，杜甫和高适的关系，就有点不大容易说得明白。高适和杜甫是年轻时便认识的朋友，他们曾经一起共游梁宋，关系不错。杜甫流落到成都的时候，高适已经发达，任彭州刺史，后又任蜀州（崇州）刺史。彭州或崇州距离成都都不过几十公里的路程。 杜甫初居成都时，时有衣食之虞，他写给老友高适的诗，简直是在明白无误地索要援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看这首诗，估计大家会有一个误会，以为杜甫和高适的关系简直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杜甫竟然敢对彭州刺史高适毫无忌惮地伸手要东西。后来，杜甫的昔日友人严武镇成都，给予了杜甫不少的帮衬。 唐玄宗、唐肃宗先后去世后,严武被召回京城。杜甫送别严武，一直从成都送到绵州。这不是一个近距离，绵州（今绵阳）距离成都有上百公里，可见杜甫对严武感情深厚，以致依依不舍。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成都少尹徐知道谋反。兵荒马乱中，杜甫一时半会儿回不了成都，严武遂托付梓州刺史章彝照顾自己的老友。 而这个时候，即公元762年到764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高适在完成剿灭徐知道叛乱之后，被朝廷任命为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也就是高适接替了昔日严武的位置。这对杜甫来说，绝对应该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事实是，杜甫没有投奔高适。 杜甫不仅没有回归成都的打算,最后竟然决定离开四川。而正在启程离川的路途之中，突然听到严武再次接任高适回到成都担任剑南节度使的消息，杜甫喜极若狂，马上打消离开四川的念头，转身回到了成都，并入严武幕。 当然，杜甫在成都、高适在彭州和崇州的时候，他们两人一直是有诗歌往来的。杜甫还专程跑到崇州去拜访过高适。但是，写诗归写诗，抒情归抒情，所有这些文字，似乎都抵不过活生生的事实。 严武对杜甫有实实在在的帮衬,杜甫在诗作中也有对严武的帮衬予以间接的感谢。而高适呢，一直感念旧情，到了彭州任上即寄书杜甫相问询。在杜甫《酬高使君相赠》一诗中，也有“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之类的话。只是，杜甫对高适的帮助显示出了审慎而有节制的态度，他不想把两人平等而清高的友谊变成一种施与关系。 但是，李白和高适的友谊，就没有那么容易简单维持了。李白跟错了人，他跟从的永王磷最后是由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适带领军队镇压下去的，高适因此飞黄腾达。而李白呢,一生朋友无数，大多不是仙就是侠，出了大事，我们熟悉的岑夫子、丹丘生，包括汪伦之类人物仿佛都没有什么作用了，他只有把挽救自己垂死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昔日老友现今显贵的高适的身上。 但李白也着实太天真了一点。昔日，高适、李白、杜甫闻游梁宋，相互认同，彼此欣赏，看似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但时过境迁，李白、杜甫的地位与高适现在的地位已经差距甚大。有政治污点的李白，这个时候希望高适来帮自己说话，显然是有点苛求高适了。 相比起来，杜甫要比李白聪明一些。送些禄米之类的接济，不管对施与的一方，还是得到的一方来说，都是自然而然心安理得的。而较高层次的诗文唱和则把年轻时期的文人友谊上升到了一种不涉名利和依附关系的洁净高麦。这是一种适可而止的友谊，也是需要智慧才能小心维护的关系，杜甫做到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