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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曾发古风君《也谈袭人的“越礼”和“越理”之辨》一文，今日洞烛君此文是与之商榷的文章。本订阅号曾发过与此相关的文章，现将链接发在这里，有兴趣的可以合并阅读。 1、作者 古风 2、作者 洞烛 作者 洞烛 古风君新近所发的《也谈袭人的“越礼”和“越理”之辨》一文，提到了《石头记》某些版本中宝玉和袭人初试云雨后的那句“不为越礼”，可能是“不为越理”之讹。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一则，“理”“礼”二字，在理念上、语义上、乃至发音上，都有很强的重叠性，经常被互用；二则，由于目前所有的《石头记》抄本，均为过录本，抄手不小心犯错，也是常情。 不过，由于前文是“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显然是袭人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其中的“素知”，表达了她已经接受“告知”；“已”和“与”，表达了她的人身管辖权从贾母到宝玉的转移已经完成。 这种权衡，不单细致，而且严谨，有很强的法理上的因果关系，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这里袭人强调的不是“理”而是“礼”。而且，这里的“礼”，主体是宝玉，而非她本人。 之所以强调是“礼”，是因为在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上，“礼”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违背礼教的行为，绝不是简单的道德惩戒，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中国自唐开始，正式明确了“德主刑辅”的原则，《唐律疏议》第一篇《名例》的开头句中说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治国理政教化百姓的根本是德礼，刑罚只是手段。这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传统道德礼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以礼教原则完全渗透到成文法，远早于唐。《秦律》中已经有关于“不孝”、“不敬”的条文，而著名的“十恶不赦”中的“十恶”，是在隋朝的《隋书·刑法志》中就有了，其中明文所著“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其数甚恶者，事类有十，故称“十恶””。 凡是犯了“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这“十恶”中任何一条的，“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这一做法，对于之后的王朝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历代都得到了执行。 如果不是袭人确认“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宝玉和袭人云雨，那可不是旖旎缠绵的风月私情，不是简单的、无约束力的“理”，而是属于侵夺祖母财产，性质是极其严重的，甚至可以提升到“十恶不赦”中的一条——“不孝”。 摘引一下“不孝”条款下的内容：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会明白，贾环在贾政面前阴告宝玉“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是相当恶毒的，考虑到金钏依然有可能被贾政收房，他甚至是在指出，除了“不孝”，宝玉还可能犯了“十恶不赦”大罪中的另外一条——内乱。 内乱，是一种亲族之间犯奸的犯罪行为。即“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和”，指通奸。隋唐以后主要指小功以内的同辈亲属通奸，双方均流二千里。如果是强奸的，男方处绞刑；但如果是和祖父、父亲的妾通奸的，或是和小功以内不同辈分之间通奸的(指伯叔母、姑、姐妹、儿媳或孙媳、侄女)就要处绞刑。 有个典故，宋高宗立太子之时犹豫不决，为了试探就赐宫女各十人奉侍普安王和恩平王。二王的老师史浩劝说二王："这些宫女都曾伺候过皇上，应当用庶母之礼仪相待。"普安王听从了史浩的话。数日后，高宗把宫女召回宫去，普安王的宫女仍都是处子，而赐给恩平王的宫女都不是了。这样，高宗就决意立普安王为皇太子了。 贾珍和可卿爬灰，那是实实在在的内乱，要是有人首告，真的会被绞死，可卿上吊而亡，可能也是暗示了她的自我伏法。至于贾环，自己和彩霞暧昧得很，却去诬告宝玉，当然是个坏种，不过以此类推，论到琪官和金钏的事情，贾政差点把宝玉打死，读者往往因此对宝玉深加同情，但要是细究礼法，宝玉确实有很大的过错，这顿板子，挨得却也不算太冤。 礼教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最核心的就是“身份”，严格强化“尊上”和“卑幼”间的差距，这与现代以“契约”为核心的法治精神是完全背离的，而婢女个人，因为还隔着个更严重的“良贱之别”，对于家主提出的性要求，是完全无法对抗的。古风君的大作中，援引了清代“家长奸家下人有夫之妇”例，初看起来，似乎是清代对已婚奴婢的贞操权有了点保护，实质上，这保护的是奴婢丈夫对她们的贞操的彻底的所有权，对未婚婢女就完全无效了。 所以，归根结底，袭人其实是无所谓“理”或者“礼”的，而金钏，虽然宝玉心心念念地给她去祭祀，但并未真的“跟了她去”，总归还是白死的。别说女权，她们连人权也是没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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