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分分合合(四）殊途同归

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分分合合

 

殊途同归    

        程砚秋是梅兰芳所收的第一个弟子，但由于他们的秉性和天赋各异，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两条风格截然不同的艺术发展道路。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处于不自觉的异质对峙状态，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关切和忧虑。

        国民党元老、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李石曾很早就向梅、程提出过弥合裂痕、殊途同归的忠告。1932年1月5日，梅兰芳于北平缀玉轩为即将游学欧洲的程砚秋举行欢送大会，李石曾应邀出席。梅兰芳首先致欢送词：“今日，兰芳为程玉霜君赴欧洲游学开欢送大会，承诸位先生光临，兰芳甚为荣幸。玉霜是我们一位好朋友，相交有十余年，我相信他的聪明才力，远在我辈之上。他现在将赴欧洲游学，实系中国艺术界最大的荣誉，不过我的知识有限，不能供给意见，还望诸位先生加以指导。”梅兰芳的这一番话，实出自肺腑，并非过谦之词。李石曾1930年与程砚秋合作创办中华戏曲音乐院，熟悉梨园界的情况，自然清楚梅、程这几年来的种种“过节”。听了梅兰芳的欢送词，他有感而发，说了下面一席话：“兄弟以为宇宙间的事理，无绝对的统一，亦无绝对的分立，故国家政治社会事业，皆须分治合作，戏剧亦社会事业之一，何独不然。是以兄弟对于梅程两位先生，亦希望其分治合作，因为梅程两先生有相同的地方，亦有相异的地方，各有其长，正须分治合作。前年，梅先生赴美演剧，是将成熟的艺术，介绍于西方；现在，程先生赴欧游学，是考察西方的艺术，将以改良中国的戏剧，取径不同，就是分治合作的表现，将来殊途同归，必成为整个艺术。犹之梅先生办理北平戏曲音乐院，程先生办理南京戏曲音乐院，分治合作，成为一个戏曲音乐院。”李石曾的分析，大体符合梅、程两人的实际情况，所提“分治合

作”以求“殊途同归”的主张，也极具说服力，梅、程听后，当有所感悟。程砚秋在致答谢中这样说道：“砚秋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原来出国求学，是极普通的事，值不得社会上的注意。今承梅先生的欢送，是老师以糖果给小孩吃，奖掖他用心读书，砚秋是很感激的。梅先生的学问才力，都很高超，所以把中国的戏剧介绍于西方，砚秋的确知识有限，所以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话语中隐含着回应李石曾忠告的意愿。惜乎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梅、程都没有可能将这种意愿付之实际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才为梅兰芳、程砚秋这两位大师的“分治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解放初，梅兰芳和程砚秋分别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和副院长，开始了他们长达8年的合作共事。新社会的飞跃前进，向戏曲界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历史任务，这就是戏曲如何推陈出新，以更好地反映当代人民的新生活，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梅兰芳、程砚秋正是沿着这一大方向而共同努力着，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由于程砚秋身体发胖，而且多病，不能经常演出，因此他侧重于戏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曾在中国戏曲学校讲课，并到各地考察戏曲情况，行程数万里。梅兰芳则克服各种困难，不辞辛劳，每年深入工矿、农村、部队，热情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演出。梅、程有一个共同点，即两人都特别关心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他们不倦地为戏曲青年们做报告，说身段，讲字音、唱腔，尽心地将自己的艺术创作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摒弃门户之见，不问是哪派弟子，只要向自己求教，他们都无保留地倾囊相教，为戏曲事业后继有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更为可贵的是，此时的梅兰芳和程砚秋更多地看到了对方的长处，惺惺相惜，取长补短。程砚秋去世前不久到山西讲学，他盛赞梅兰芳所演的《贵妃醉酒》，坦认自己早年从梅先生的艺术中受益匪浅。梅兰芳则更是充分肯定了程

砚秋根据自己的天赋条件另辟蹊径的艺术创造。他在《追忆砚秋同志的艺术生

活》一文中，特别赞扬程砚秋“行腔有时高亢激昂，有时若断若续，如泣如诉，这种声音和这种唱腔演悲剧是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的，所以像窦娥这一类型的角色，砚秋都演得格外动人。《六月雪》这出戏，我也演过不知多少次了，比起砚秋却自愧不如。”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梅兰芳对他和程砚秋的关系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并得出了和当年李石曾相类似的结论：“我们两个人在艺术进修的程序和师承方面是差不多的，像陈德霖、王瑶卿、乔惠兰……等几位老先生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由于我们本身条件不同，所以根据各自的特点向前发展，而收到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效果。”正是有了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梅、程两人才得以捐弃前嫌，关系重归融洽。梅兰芳在为《程砚秋文集》的亲笔题词中有“今抚遗篇，泫然泪下”之句，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至深。虽然由于程砚秋先生英年早逝，梅兰芳先生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分治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为京剧事业所作出的不同贡献，恰如两座各呈异彩的艺术高峰，将永世并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