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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病与辨证”一体化 岳美中先生主张在临证时，要“先辨病”，“后辨证”。他认为，疾病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而证候的表里 寒热 虚实，仅是从属于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现。所以，先辨病是要了解疾病的本质和特殊性，以便解决疾病的基本矛盾；后辨证是要了解证候的属性，以帮助基本矛盾的解决；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体，但主次先后不同，“病”是本、是纲；“证”是标、是目。“证”依附于“病”。 根据标本原委、纲举目张原理，在临诊时不能仅停留于辨识证候，当务必以辨病为重心。首先辨明疾病，然后辨病的证候属性，病-证既明，处方思路便会清晰起来。 如病人为黄疸，用专药茵陈；辨证属于阳黄者，加栀子 大黄，成茵陈蒿汤；辨证阴黄者，加四逆汤，成茵陈四逆汤（定病+定证）。 2专病专方不违辨证论治 岳美中先生指出，《伤寒论》开宗明义将“辨病脉证并治”列于篇首，并在每篇中都详论主病、主证、主方；《金匮要略》以专病专证成篇，也首标“病脉证治”为题，二者都是在专病专证专方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的著作，为后世提倡这一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 如太阳病 中风证，桂枝汤主之；太阳病 伤寒证，麻黄汤主之；阳明病 里热证，白虎汤主之；阳明病 里实证，承气汤主之；痉病 属刚痉者，葛根汤主之；痉病 属柔痉者，瓜蒌桂枝汤主之等，皆以“病”概“证”，以证明治，治有专方，形成了病 证与方药的统一。 像百合病，用百合剂治疗；疟母病，用鳖甲煎丸治疗（对病用方！）；柴胡证，由小柴胡汤主之；五苓散证，由五苓散主之等。病有病的专方，证有证的专方，为辨病论治与专方专药的应用树立了典范。 书中某病某证某方“主之”，此即为“专病专方专药”。某病证“可与”或“宜”某方，是在辨证之下随宜治之。后世《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皆依此法。因此，“可知汉唐医家是在专方专药、对病用方的基础上照顾了个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差异性（定病+定证。抓共性+抓个性）”。这种诊治疾病的思路及方法，对当前中医临床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岳美中明确指出，强调专病用专方治疗，并不违背辨证论治精神，二者非但不悖，而且可以相辅相成。所谓辨证论治，就是根据四诊八纲、脏腑经络辨认病证，再依据病证予以相应的方药治疗。而专病专方的初始阶段恰源于辨证论治，一旦形成了“专病专方”，就发展了辨证论治。因此，专病专方是辨证论治的升华，是千万人实践和智慧的总结。中医治病，必须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对于有确实疗效的专方专药，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岳美中依据自己的临床体会，将内科杂病分为两大类：一为气化病，即一般所说的功能性疾患；一为形质病，即一般所说的器质性疾患。就治法言，气化病多泛用通治法，而形质病则取特殊治法，对病用方，同时再照顾机体的“表里 寒热 虚实”情况，即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处方思路。 例如痢疾，《金匮要略》治下利脓血热痢所用的白头翁汤，是已为临床证实的专方，白头翁、黄连为治疗下利脓血的专药，这些专方 专药，治疗目标明确，靶向明晰，同时结合辨证论治，往往有明显效果，体现了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优势，这是提高中医疗效的可靠措施。 由于岳美中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内科实践中如何应用传统医药提高疗效的理论问题，从而提高了中医学术水平。他本人临证应用这一理论，以疗效显著而名闻遐迩。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b12702730102vt2g.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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