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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天津问津书院掌门人王振良 陈德弟  谁知学者是诗人  少年书痴，立志坐拥书城，成为藏书家，在学术上、事业上有所成就。振良在课堂上，会全神贯注听老师授课，做好笔记；读书时，心无旁骛，钻入书中，反复琢磨，学问日有长进。求学期间，他就在《文史知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过关于“说话”的论文。 2011年8月，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稗谈书影录》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工具书，著录了1949年以前问世的有关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论著单行本72种，包括木刻本、石印本、油印本等。由于振良深谙古典目录学，故是书融辑录、叙录、传录于一体，并附书影，细节考证创新之处甚夥。 2014年8月，振良又出版了《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一书。本书为文章结集，所收均撰于十年前，共25篇，另有四篇附录，图文并茂，将天津小洋楼与其主人事功情景再现。他为“码”这些文字所付出的辛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其为找寻历史建筑主人摸索出的“三重证据”法，更是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诚如著名学者罗澍伟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振良先生认为，穿过历史的尘埃，对‘小洋楼’进行身份确认，寻找‘小洋楼’ 曾经的主人，不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而且对深化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宣传，也有积极的意义。为进行这项工作，十数年来振良先生布衣蔬食，安步当车，几乎跑遍了整个天津，查遍了相关史料，访遍了知情人士，相互叠加，相互参照，相互印证，经过冥想、觉悟和整理，总结出一套‘三重证据’法，这就是一幢名人故居的确认，要经过相关联者的指认、文献资料的定位、实地考察的补充，即人证、书证和旁证的结合。长一分见识，增一分阅历。本书所述的二十多个案例，很多就是‘三重证据’的结果，是明白无误的信史。” 近十年来，天津城市发生巨大变化，很多振良采访过的当事人已经作古，所涉及的建筑物有的已拆，而振良把它们留在文字和相机之中。 2016年12月，振良推出《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亦为文章结集，收录了他2008年至2013年为《天津记忆》所撰写的序跋类文章84篇。振良在《后记》中写道，这些文章“权充作个人经历的一种回顾，虽然谈不上太多的意义，但若想了解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艰辛，这里或深或浅的背景还是能聊备参考的。另外，从天津地方文化挖掘保存的角度讲，或许也有些微尘芥子可供采撷”。 振良不仅是藏书家、报人和学者，而且还是诗人。我读过他的少量旧体诗，觉得诙谐而温雅，很有些意境。他参编专论毛边书的民刊《参差》时，所作编后记皆以同韵绝句结束：“云舒云卷各由之，操管弄文有所思。丽日东风花万树，更添碧柳郁参差。”“读书大雅易俗之，苍狗白云幻异思。豆腐青蔬人各爱，神闲气定校参差。”“花开叶落信听之，故纸神游骋妙思。沽上秋深风景异，捉刀把卷阅参差。”“三长五短但因之，裁读随心蕴雅思。一盏清茗常入定，由他且自笑参差。”“秋云秋月两凭之，节近团圆动客思。辽水风霜新入梦，高轩独坐改参差。”“居津若素久安之，偶望关山泊远思。知命乐天真快事，舒心静气悟参差。”何为文化底蕴？这就是。 振良在《记忆的碎片》的《后记》中，曾引其自寿诗《四五初度》：“坐困书窝老蠹斋，年来痛病渐萦怀。王侯有种藤牵树，霈露无言藓绕阶。码字问津疏禄利，褒袁美项愧朋侪。鸡林远塞常侵梦，信有乡园骨可埋。”此诗固然有些悲观，当为一时之感慨，现时中的振良，仍一如既往加油干呢！ 为天津文化尽心 世人说起天津，只知它是一座直辖市，一座老工业城市，毗邻首都北京，然天津知名度、重要性似乎远不及北京，偏颇者甚至以“文化沙漠”视之。事实果真如此吗？ 大沽炮台遗址。 振良认为，天津被视作“文化沙漠”，天津学人难辞其咎。他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五次反侵略战争、三次革命运动、两次改良运动，除中法战争外，天津都是直接的发生地和影响地，并保留有大量相关历史文化遗存，这样的城市在全国找不出第二个。”他还说：“比如大沽炮台，发生过四次反侵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足够知名度。再如杨柳青木版年画，在高桐轩、钱慧庵、阎至阳等文人参与下，在近代达到了艺术的顶峰，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霍元甲故居，霍元甲开创的精武体育会组织目前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他认为这些都值得很好地挖掘研究。振良又提到，李鸿章和袁世凯先后在天津开创洋务新政和北洋新政，天津的相关历史文化遗存，都可整合到这两条线路上来为旅游服务，如与李鸿章有关的利顺德饭店、大清邮政津局、天津海关、望海楼教堂等；与袁世凯有关的小站练兵、户部造币总厂、袁氏宅邸等。振良还进一步说：“包括五大道、解放北路在内的天津九国租界也是一个重点。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认为天津九国租界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质’。天津可以就此提出响亮的宣传口号：看近代天津，品万国风情。”振良认为，站在全国乃至全球视角，天津具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非常多。他做了现实与历史的调查之后，要彻底否定天津“文化沙漠”之说，把天津历史文化宣传出去，让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杨柳青年画。 怎样才能把天津历史文化宣传出去呢？振良有一套完整的方案。2013年6月，在天津市河北区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振良完善规划、企业家李云飞倾力赞助下，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类社会服务机构——问津书院于巷肆创意产业园内（四马路158号）诞生了，振良出任理事长。 天津的问津书院初创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由长芦盐运使卢见曾倡导建立，盐商査为义襄助而成。书院由卢见曾取“泛海问津”之意命名。光绪二十六年（1900），书院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如今书院重新恢复，振良作为掌门人，看看他是如何将这横空出世的问津书院，打造得“一骑绝尘”的！ 问津书院双槐书屋局部。 新的问津书院是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公益性非盈利机构，办院宗旨是“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振良作为理事长，他事事亲为，将每件事情都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书界，“问津”已成品牌，不仅注册了图形商标，而且获得了多项荣誉：2014年，天津市新闻出版局评选首批示范“津城书吧”，书院名列榜首；2015年，书院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授予“华夏书香地标”称号，又被旅游部门确定为文化旅游目的地；2017年，书院成为天津市首批11个“视障阅读体验中心”之一，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职工书屋”铭牌。最近几年，天津注册的带有“问津”字样的公司已近十家，这也足见书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迄今已有上百位全国知名文化人士，莅临书院主持或参加文化学术活动。通过天津乡邦读物的阅读推广，让更多天津人和外埠人了解天津、热爱天津、宣传天津。 五年来，在振良的精心规划下，以他为主的书院同仁做了如下事情：设立公益书吧和地方文献中心；举办问津讲坛和问津学术年会；编印《问津》《开卷》《参差》等多种内部交流资料；编印《问津文库》和《天津文献集成》；举办天津历史人物学术讨论会……另外，书院还不定期举办读者沙龙、新书发布及其他学术会、纪念会等活动。 各地书友在问津书院愉快交流。 五年来，问津书院逐渐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民营企业赞助，志愿者组织策划，参与者无偿付出，每一方的角色都是在发展中通过自觉“遴选”出来的，因此动力机制很足。书院没有冗杂的架构，核心团队做起事来精干高效，规划项目明确分工后，执行者都积极为实现目标而努力，而其根本动力则是人人受益，各方共赢。 人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是因为人有思想，而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团队，思想就更复杂了。一个人能让大家服气，愿意在他的带领下心情舒畅地工作，那是需要组织艺术和个人魅力的。振良谦和、厚道、沉稳、干练、细致、有远见，与他共事者皆交口称赞。 王振良在第四届问津学术年会上。 振良从不把钱看得很重。2003年，振良应老领导之邀，为迎接天津建城600年（2004年），在报纸上开辟了“图说天津600年”主题专栏，专载天津历史文化内容，这是振良爱上天津历史文化之始。一年之后，该领导又让他撰写与天津小洋楼有关的文章，这促使他最终成为天津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写稿兼编版期间，振良每月最多有3200元额外收入，超过了他的工资和奖金。但不到一年振良职务晋升，为避嫌他主动放弃了这项工作。2008年，振良与友人自掏腰包创办《天津记忆》，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后来创办书院事业的开端。平日里，振良与报社同事、书院成员交往，因工作而自掏腰包的事例很多。他认为只要有利于事业，能够宣传天津历史文化，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振良还善于组织协调和聚拢人气。2015年书院主办第十三届全国读书年会，上百人的会议，振良运筹指挥，有条不紊。南京学者徐雁教授，非常了解振良的为人与能力，曾赞叹道：“真乃河北玉麒麟再现也。”前不久，振良又主持百余人出席的问津书院揭牌五周年纪念会，仍是井井有条，与会者赞不绝口。 振良常说，做事于己要有趣，于人要有益。故此，他对待有趣和有益的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他还拼命地记工作记录，这从《记忆的碎片》中每篇文字后面所附“纪事”可以略窥一二。从这些琐屑的文字中，可以看到振良做事很周到，并且任劳任怨，自己吃亏也要成就别人，这实在难得。 振良是东北人，然居津已近三十年。他已经把天津当作故乡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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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汐钰文艺范 > 《旅行北京、天津、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