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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方文化（以下简称“天津文化”）的研究，最近五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相关研究机构不断涌现，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成果。然而，对天津文化研究的整体思考，有关探讨还相对缺乏。2011年，笔者有幸参与《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的学术框架设计，涉及到天津文化研究中的不少基础性范畴，并促使笔者将它们联系起来考量与整合。今择取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七组对立概念，同时将与之关联的问题和浅陋的思考罗列出来（不是解决），希望能对相关研究有些微启示，或可抓住天津文化发展起承转合之根脉。 第一组概念——山与水 这是笔者选择过程中最为纠结的一组概念。天津的山只存在于蓟县，而其与天津建立行政统属关系，还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津蓟之间虽然不能说没有文化交流，但的确是十分有限——在绝大部分历史进程中，两地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都各自处在独立发展的位置上。 但是，考虑到现在行政区划上的关系，不论从哪个角度研究天津文化，都必须要有蓟县的存在，如此才能促进文化的相互认知，从而强化蓟县对天津的心理归属感。2014年《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的出版，已从理论上大体解决了这个问题。著名考古学家陈雍先生，站在当代大天津的视角，提出天津历史“万千百”的概念，即万年以上的人文史，千年左右的城市史，将近百年的近代史。[1]根据考古发掘成果，距今一万年以前，蓟县北部山区和山前丘陵地带，已有丰富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其中东营坊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超过4.35万年[2]。天津的城市史，可追溯到战国的无终古城（在今蓟县），秦汉的泉州古城（在今武清）、东平舒古城（在今静海）和雍奴古城（在今宝坻），建城时间距今都在两千年以上。[3]即以天津城区而论，自金代设直沽寨算起，历史也超过了八百年。1840年起，两次鸦片战争虽然均已波及天津，但天津城市真正发生深刻变化，仍须以1860年开埠为节点，此后近百年间，天津舞台上几乎承载了所有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以至出现“近代百年看天津”的说法。 陈雍先生还提出天津文化从山区到平原、从陆地到海洋的两大演进趋势[4]，这也印证了山和水两大概念对天津文化研究的重要。站在人文历史的角度看，从山区到平原主要是史前时期原始文化的推移，从陆地到海洋主要是历史时期古代文化的发展。站在地质历史的角度看，自然界的环境陵迁给天津留下两大世界性遗产——蓟县的中上元古界地质剖面和滨海的数道贝壳堤（原始海岸线），这是两部独一无二的“大地史书”，正好也是一山一水，堪作天津自然文化的有趣注脚。 关于这组概念，笔者最早的选择是河与海，根本就没有山的事，实际上说明了水之于天津文化的重要。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白河之津，渤海之滨，河与海都涉及水，可以说是“水”培育了天津文化。天津地名的亲水性在北方十分突出，如沽、港（jiǎng）、塘、洼、淀、口、汀、滩、嘴、圈、垡、坨、堼，无论是水是土，其得名实质都缘自水。华北平原的水系变迁，不但改变了天津的地形地貌，对人文历史的塑造也影响深远，直接导引了天津文化的发展走向。因水而兴的漕运（河运与海运），为天津成为工商重镇奠定了基础。由水直接派生的则有渔业和盐业，这是天津地区经济发展原初阶段的两大支柱。 天津文化从陆地到海洋的演进趋势，自古迄今就从未停止过。随着海岸线的逐步东移，海河的入海口也从泥沽、军粮城推进到塘沽和大沽。晚清民国时期天津港从河港向海港的转化，民国以降滨海地区海洋化工的崛起乃至近年海洋产业发展战略的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持续的填海造地以及现今临港工业区、南港工业区和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建，甚至2009年滨海新区作为独立行政区的正式设立，其实都是这一发展趋势的直接证明或结果。 河海概念的合并，以及山的概念之引入，是学界对天津文化认知日益深化的产物，它不仅是空间上的横向拓展，更是时间上的纵向延伸。搞清山与水这组概念，天津文化研究中的诸多根本性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第二组概念——京与卫 在天津文化发展过程中，与首都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与首都的关系，一直是个重要话题。学者曾用“临海近都”[5]来概括天津的地理环境，也可见毗邻首都对天津的影响之大。如果说“临海”（或者扩大些作“临水”）是自然地理环境的话，那么“近都”实际上就是人文地理环境。 设卫筑城是天津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明成祖下旨在直沽设卫并赐名“天津”，同时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佥事凌云、指挥同知黄纲筑城浚池。永乐二年十二月九日（1405年1月9日）又设天津左卫，永乐四年十一月八日（1406年12月18日）复将青州左护卫改为天津右卫。[6] 从经济和文化层面讲，元明清三代的漕运沟通了南北物流，尤其是天津的粮食仓储与转运功能，刺激了天津作为工商业城市的迅速崛起。清朝顺治九年（1652），天津左右两卫并入天津卫，同时结束卫所官员世袭制，设巡道、同知管民政，设户曹、盐政管税赋和盐业，设总兵、游击、参将管军事。此后，天津撤卫设州（旋升直隶州），设府县，直至1928年设天津特别市，1949年后设天津直辖市，其城市地位的急速提升，很大程度都是“近都”的结果。 其实，天津与首都的关系，自金代就已开始。天会三年（1125），金兵攻陷燕京，天津地区正式并入金的版图。天德三年（1151）四月，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燕京并定名中都。贞佑二年（1214）之前，又在天津设立直沽寨，派都统梁佐、副都统李咬住戍守，遂成畿南军事重镇。[8]今天津大直沽，梁、李皆为大姓，据说就是梁佐和李咬住的后代。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开通海漕，直沽成为转运枢纽，乃在大直沽专设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延佑三年（1316）又在直沽设海津镇，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镇守。[9] 第三组概念——南与北 对天津文化影响最大的省份有三个——南方的安徽，北方的山西与河北。其中皖、晋各有两大事件，在天津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无法消弭的印痕。 先说安徽。一次是明初的靖难之役（民间常与燕王扫北混为一谈）。朱棣夺取帝位迁都北京后，在直沽设卫筑城并定名天津，同时在天津近郊地区，大肆分封功臣赏赐土地，其中很多受封者来自安徽，今天津郊县的不少村庄，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则是天津卫城的驻军及家属，直接将安徽宿县附近方言带来，形成独特的天津方言岛。[10]安徽对天津再次产生重大影响是在晚清，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之后。在前后约三十年时间里，天津乃至整个直隶的军政要职，几乎都为皖人把控。以此为基础，李鸿章开展了图强自救的洋务运动，初步奠定了天津工业发展格局，并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此后直到民国，安徽的东至周氏家族、石埭陈氏家族、阜阳倪氏家族等，仍在天津实业界居显赫地位。淮军将领周盛传、周盛波弟兄，驻扎小站屯田种稻，使沿海斥卤之地变成万顷良田，不但培植出著名的小站稻，而且揭开了小站练兵的序幕。如今小站居民的口语中，依然保留着大量行伍词汇。 再说山西。明代永乐年间，与安徽移民同时略晚，山西移民也大量涌入天津。安徽移民多属军功封赐，而山西移民主要是实边垦荒，因此人口数量上很快超过安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津风俗仍主要受皖地影响。迨至清代前中期，山西移民持续来津，晋地风俗开始渐居上风。迄于近代，因为历史上割不断的联系，山西商帮又进军天津并迅速崛起，尤其是金融和商贸领域，在现代银行和现代商贸出现之前，一度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著名的晋商乔氏家族、渠氏家族等，都曾以天津为最重要经营之地。 至于河北，因为地理上与天津一体相依，外加行政区划的分合，历史文化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最简单的，天津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主要就是河北省的贡献，尤其水旱饥荒之年或者社会动荡之际，天津都要接纳河北人口的涌入。这些人若找到工作并定居，便成为新的城市移民。河北对天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行政的纠葛，人口的扩张，产业的延伸，商贸的交流，文化的互动等，不一而足。 作为“运河载来的城市”[11]，天津确实深受南方运河沿线省份影响，但是很多时候学界把这种影响无限放大，从而忽略了北方省份特别是晋、冀两地在天津的深刻烙印。近代以来，随着左宗棠收复新疆、万里邮路的开通、关内外铁路的接轨，“三北”地区对天津的影响逐渐增强。尤其是杨柳青人赶大营，沟通了新疆和天津的物流通道，对天津的商业和贸易影响巨大。 第四组概念——中与西 [1] 参见张炳学、刘志永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中华书局，2014年，第5～8页。 [2] 盛立双编著：《初耕集：天津蓟县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4] 2010年6月，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和天津市言语学会联合举办的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上，陈雍先生作了题为《10～0.2kaBP天津地区人地关系——从李世瑜先生渤海湾西岸调查说开来》的学术报告，报告中陈先生提出天津文化从山区到平原、从陆地到海洋的两大演进趋势。报告提纲刊于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编《瞻望穿月斋——李世瑜社会历史学学术讨论会纪念集》（《天津记忆》第67期，2010年12月5日印行），可惜提纲过于简明，未能明确这些重要观点。 作者简介：王振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天津大学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问津书院理事长，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稗谈书影录》《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等，主编有《天津文献集成》（与李国庆合作）及大型天津历史文化丛书《问津文库》等。首届全国书香之家、首届全国全民阅读优秀推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天津文化传播、阅读推广、口述史学和公共史学。  投稿邮箱：523090170@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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