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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凯尔博 （Douglas S. Kelbaugh）美国建筑师协会委员会院士会员，密歇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终身教授。1998-2008 年担任密歇根大学特普曼建筑学院院长，期间与Roy Strickland 教授创建了密歇根大学城市设计研究生项目；1989年与Peter Calthorpe共同编撰了《步行手册》，该书为美国当年销量最好的城市设计书籍，并且由于该书的出版，“公交导向发展”理论才更加完善，进而得以面世，成为当代城市设计的核心理论。 译者简介 钱睿Qian Rui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 王茵Wang Yin译密歇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如果没有社区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注定是与世隔绝并且孤独的。在这个社会变得愈加私有化、文化发展愈加自恋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愿望，去渴求成全一种超乎于我们自身的价值存在。对于某些社会成员来说，分享历史与展望未来可能会为他们提供超越现实感的享受；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宗教可能会满足他们心理与社会的需求；对于其他人来说，大众娱乐、体育运动或在其旁观以及社会活动都能使他们感到身心愉悦。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团体中所获得的最大归属感就是人们所要追求的超乎于自身价值的最高境界。人类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动物，天生就有一种与其他同类分享生活并建立联系的本能，而社区这种形态就体现了我们在心智上的这种特定需求。除此之外，人类还有一种主动进行自我表达的基本诉求，希望通过赋予自身心理、社会化的个性特征，参与到社会竞争中并能够脱颖而出。所以，一个好的社区必须能够在培养共同价值的同时又可以接纳个体的差异，甚至是一些异于常人的行为。因此，就像社区在过去与未来的发展之间所展现出的张力一样，社区中的行为规范与个体间的精神辩证关系必须要求社会调节与文化的包容性共同发挥作用。 一个好的社区，不仅要处理与人有关的大部分问题，还要能处置自身的不足之处。如果一个社区总是将自己的缺点与短处暴露于外部或与之观点相左的团体以及其内部少数派的面前，那么这个社区就没有正视自己的缺点。通常来说，社区的统一性是在不断寻找、贬低对手并诋毁敌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其对立面也会以相应的方法应对之。但如果这种竞争机制与对峙性是人类现有发展条件下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话，这种机制对人类的和谐统一来说是最好的发展模式，还是对于仇恨与敌意最不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得而知。而且，现有社会文化中的社区最佳培养状态又该如何落实到实际的尺寸与社会细胞的大小上，虽然社区存在感会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不同，并且会在不同尺度的存在方式中呈现多元化的状态，但是总会存在一些尺度对建立具有识别性与统一性的社区具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人们对于这种合理城市尺度的艰难追寻由来已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曾写到包含政府、组织机构和具体尺度的理想城市。尽管这些哲学家没有详细叙述该理想城市的具体物理尺寸，但他们相信那种最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城邦应该是约有5000 个公民的规模( 总的人口规模会大很多倍，每个公民会有家人和奴隶)。许多现代的城市学家认为，那种约为半英里( 约0.8km) 就能走完的邻里街区仍然是最有利于社区形成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城市尺度。也有学者指出，在当下新的全球经济的形式下，像古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这样的大都市区是最有竞争力的城市单元，因此，这种尺度也是最适合于政府、规划和社会－政府一体化的城市发展。最后一种就是现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城市形态，有人认为这种城市形态具有文化政治识别性与统一性的最佳尺度。 对于健全的公共生活领域，我们很少有人会否认其所能带来的有利价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敬与接纳感。然而，很多当代批评家都在对这种传统的社区观念提出质疑。他们断定现在通过交通工具和电子通讯设施联系起来的利益共同体和实践社区已经取代了实际存在的实体社区，而且实体社区正在面临着萎缩和衰退的局面。汽车、飞机、电话和电脑已经全方位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持续下去，但是，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新的交流方式已经减弱了我们对实际可接触的社区的需求。特别是当我们被困于阻塞的交通或飞机场时，或者当我们整天面对着电脑、电话，耳插着iPod，背景播放着收音或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对场所——物质性的场所而不是虚拟场所——的渴求就愈加强烈。与此同时，我们的时间观念也随着对即时通信与快捷交通的习惯性依赖而进行着改变。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总是被无处不在的通讯网络强迫着必须每时每刻准点在线。面对这种现状，现在以约翰. 沙克2) 为代表的社会学技术权威们正在倡导一种以不忙碌的饮食、慢节奏的城市生活、低速行驶的电车为代表的，与现代生活方式截然相反的慢节奏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只是一种过时的风尚，还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这个社会、技术环境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也在持续设计并建造着我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当代的建筑与城市运动已经通过多种革新的方式回应了由“市场城市主义”(market urbanism) 所衍生出的种种发展动力。所谓的“市场城市主义”是指为成千上万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的传统模式的土地获取、专业化的规划设计服务以及融资和建设，这些项目往往活跃在以市场驱动为生的地区以及由私人开发商执行行动的时期。项目类型大多为小型的、普通的，或者两者兼具。然而，正是这些项目中某一些，正在迅速改变着美国城市中心区以及郊区的面貌，如城市商业区的办公建筑改造为酒店和公寓，城市厂房与仓库改造为住宅等。除此之外，“市场城市主义”的运作模式还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了专业化的运动设施、设置门卫的社区、大型的零售商业、区域性的购物中心以及近来较为流行的时尚生活中心。而且当这种城市再开发活动发生在城市中心区的时候，就如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建筑史和城市史学者罗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 所形容的，我们就可以称它们为“再城市主义”(Reurbanism)运动，即使这些运动自身并没有事先进行特意的组织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项运动。 现在至少有3 种自成体系的当代城市主义学派，分别为：新城市主义3)、日常都市主义与后都市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景观城市主义，但这个学派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源于对环境学的关注，而且其发展趋势还具有以上3 种学派的相关特征)。这3 种城市主义学派不仅代表了目前西方建筑学和城市研究专业领域的前沿理论和活动实践，还代表了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固有的存在类型——正统的/ 经典的、非正统的/ 具有地方特色的、前卫的/ 革新的( 我们甚至可以将这3 种城市主义类型比作经典的剧院三部曲，悲剧、喜剧以及讽刺剧)。本篇讨论的重点是这3 种学派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但这些优缺点在大多数美国城市演变的过程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 城市的建筑环境是我们可论证的，是我们为社会所创造出的最大和最持久的投资性贡献。所以即使我们可能会冒着对这些“城市主义”类型过度研究或过分简化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对它们过分赞扬，导致对它们功能和重要性的夸大)，我们也应该对它们进行彻底仔细的研读。并且还要对这些理论之间重叠的和不同的部分进行研究，以了解它们所要强调的理论结果和其他重要问题。 新城市主义兼具理想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极具美国文化特征的发展范式，混合了崇高的理想目标以及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性和行为方法实用性的双重特征。新城市主义不同于另外两种模式的另一点在于新城市主义还是一项极具组织性的城市运动，它成立了新城市主义议会(CNU，Congress of New Urbanism) 用以提升和辩护其倡导的理想信条。这一议会的宪章主要追求一些近乎完美并超出了其拥护者能力范围的目标，具体包括：在经济可以承受并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合理混合不同的收入阶层、民族、人种和年龄的人群；修建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使市民能够骄傲地感受到他们作为社区和文化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并使他们感受到这种文化和社区的影响之和大于所有个体所产生的影响之和；编织更为紧密的城市肌理，通过建立合理联系的街道网络与绿地空间进一步混合不同的城市用地与建筑类型；利用区域公共交通系统、税收共享和政府规划机制联系不同的大都市地区。这些目标虽然被无比尊崇和高调地拥护着，但它们中很少能得到全面的落实，特别是在一些单一的项目或社区发展中更为少见。 新城市主义还在不断尝试如何更好地融入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而这种新的方法与现代城市主义分散式的布局、社会两极化的发展以及土地功能区划的方法是不同的。新城市主义者认为，社会行为与城市的物质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中会有一些微妙而又难以琢磨的局限性。 除此之外，一个好的设计还具有正面影响人们对场所和社区的认知能力，并且这种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基本城市形态具有紧凑、混合利用、交通优先以及适合步行的特征，并且那些用以提升人与人之间互动、增加日常活动、降低生态资源占有指标的私人与公共的建筑和场所都具有一定的等级性。如果将新城市主义的建设标准与欧洲和亚洲的城市传统标准相比，新城市主义的城市建设密度并不高，但是如果与美国传统式郊区蔓延的标准相比，其密度就高多了( 尽管在有些案例中，新城市主义项目建设的密度与郊区的近乎相同)。 新城市主义推崇的理想城市模式包括了从普通私人宅院到典型的市民公共建筑这样的等级结构，并且在广场与公园的布局上具有城市美化运动的气质。比如新城市主义的中心区往往会由一些开放空间和低密度的住宅环绕而成，使人联想到一些花园城市的设计手法。但在建筑设计方面新城市主义产生出了一些新的建筑语言、类型学和新材质的应用——这种建筑类型按照新城市主义的定义来说，就称为新传统主义建筑。 新城市主义的拥护者还一直致力于对郊区蔓延的抵制，他们持续地痛击这种城市扩张手段所带来的土地浪费、能源和时间消耗等问题。并且，他们还特别抵制单一的土地区划方法。但是，这种规划控制方法已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郊区的城市规划控制中更为普遍。新城市主义者倡导的新土地区划具有以下特征：土地具有混合的使用功能；建筑为中到低层，并且建筑间能形成相互连续、统一的街道界面以界定人行道的空间，建筑底层应为零售，二层为办公与居住。而且新城市主义者还在找寻着更为有耐心的资本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之中，比如那些从长远角度考虑的投资者们。 新城市主义者还试图对当代金融与银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改革，以避免开发商过分地被经济政策所激励，只关注如何快速修建并抛售建设项目牟利。新城市主义者对于华尔街只对少数特定类型的建筑进行投资的行为也表示出了悲哀。除此之外，新城市主义还通过以交通为导向的发展(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和传统邻里街区发展(TND，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的模式积极参与到一些城市空地填充、郊区绿地与灰地4) 开发的项目之中，以此来抗衡过于依赖汽车而发展出的城市模式。特别在近来，有关城市整体横断面的研究5) 也更多地被用来协调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布局。在这一城市断面中包含了6 个不同的大的过渡区，并依次按照城市建设密度的增长而过渡，横跨了从自然腹地到城市核心区的所有区域(图1)。 虽然日常都市主义并不像新城市主义那样充满了高尚的理想，也不像其他理论一样过于富有条理或教条，但日常都市主义还是有一些拥护者并且发表了很多相关的理论文章。日常都市主义的建立基础在于强调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与现实感，而并不在于追求完美的理想城市这种可能性。日常都市主义者们还对以下的观点持着开放与吸收的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充满着很多难以琢磨的元素，比如：生命的无常、不和谐的声音、事物的多样性以及同时发生的可能性”6)。 因此，日常都市主义这种对平民草根开放式的关注使其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种非正统的自下而上进行的城市发展机制，并与正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方式截然相反。日常都市主义不同于新城市主义的是，前者对于城市物质形态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予以过多的关注，比如，日常都市主义会赞扬那些勤勉的移民团体如何通过非正式的策略和富有想象力的手段去利用一些特定的场所与边缘地带。日常都市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特别喜欢在不顾已有的设计和规划的前提下帮助人们适应并改善周围的生活环境，会通过占用人行道、停车场和闲置的土地以便用于非正式商业用途行为的发生，甚至有时还会占用私人的车道和庭院作为清仓大甩卖的场所( 图2)。并且，日常都市主义还积极地呼吁保护地方的特色街道与建筑，延续充满活力和多文化融合的邻里街区生活方式，例如在洛杉矶的巴里奥斯(Barrios)，那里就有很多不同于连锁超市的公共集市，而且在街道上也有很多不同于规范公共艺术画的自由式壁画。有关日常都市主义的一个国际范例可能就是巴西的库里提巴市(Curitiba)。在这个城市中，几十年前发展起来的大众公交服务换乘系统并没有采用什么高科技的手段，而只是应用了一些普通的技术方法，而且这一项目的发起人是曾为建筑师的库里提巴市市长。 人们常常会把日常都市主义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相混淆( 或者与“再城市主义”混为一谈，如果项目的开发质量和精细程度很好，那么这种项目就可称为“再城市主义” 项目，这种发展类型也很有前途)。但是，如果我们将其与常规的住宅商品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日常都市主义的项目更富有个性化和民主化，那些所谓的常规地产开发项目早就被主流的房产开发商、银行家和华尔街通过操作而商品化了，并被大量投入到建设和市场消费之中。正如克里斯·莱因贝格尔7) 所指出的那样，那些为华尔街投资者准备的具有多种类型的投资项目最后都会被缩减为只有住宅和商业的简单开发类型，而且其资金补助也比以往更为缩减。这种通过削减建筑类型以及只在5~7 年内对经济有收益的短期投资行为已经全面降低了我们城市建设环境的整体水平。然而令人敬佩的是，日常都市主义却在这一系列的金融系统背后默默地努力着，希望通过对政策空白与边缘条约研究而再次赋予那些处于劣势和被剥夺特定权利的人们以力量和能力。 后都市主义不是一项城市运动，甚至这个词汇都不曾被广泛使用。尽管雷姆·库哈斯曾写过当代存在的多种不可能性以及城市主义的终结，但是也没有人会给自己贴上后都市主义者的标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术语主要是针对那种已经超出后结构主义建筑范畴的城市主义而言，而且这其中也包含了对不受约束的艺术自由以及对全球信息一体化和资本流动的充分接受。一般情况下，后都市主义会对规范与惯例持批判性态度，有时会通过一些嘲弄的方式来进行。而且，我们也往往会认为后都市主义也可能就如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难以预测和没有正统原则，往往那些大胆与多样化的设计形式对它大加青睐，不管是从破碎不规则的形态还是到连续流动性的模式，都对后都市主义的表现形式持完全接受的态度。 当我们只是单纯地从后都市主义自身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时，会发现，后都市主义并不认为在这个不断破裂的世界中存在着那些共享的价值观以及我们所记录的一切事物，它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是由无数生活着另类人群( 比如无家可归者、穷人和少数民族) 的异位聚集区以及包含了如消费者、网络冲浪者、自由的旅行观光者的主流地带所构成的。并且由于这些充满禁忌幻想的限制区域、激情地带以及没有任何消费束缚的商业领域使得“新形式的知识、新的混合可能性与新的不可预知的自由形式”8) 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所以以上这些城市区域都象征了自由。后都市主义还基于对现代科技与电信通讯的理解，对新城市主义予以批判，认为新城市主义只是充满怀旧情结、徒劳无益的发展模式。 后都市主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建筑环境方面的高端消费者，这些人喜欢接受大胆刺激的建筑与城市设计。这类建筑的例子有位于克利夫兰的西部保留地商业学院、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位于西雅图的音乐体验项目以及由库哈斯设计的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等。相关的城市设计例子有盖里为布鲁克林的大西洋终点站做的设计以及为洛杉矶主大道所提的方案等( 图3)。 后都市主义的建筑语言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其设计更多地关注建筑外表而不是建筑周边有关历史或当代的环境内容。不管对多么普通的建筑设计场地或项目，后都市主义的设计都热衷于前卫风格所带来的震撼设计效果。这种做法也使得我们有时很难了解后都市主义到底是新前卫主义风格还是正统的前卫风格——它到底是为了制造惊奇而去猎奇，还是真的出于本质的动机而去激发某些真诚的信念，这些信念包括对于改变现状的可能性的坚持以及对过于严格的传统及限制的抵制。与此同时，我们有时也会很难辨认后都市主义在什么情况下只是媒体和商界巧妙的调侃，以及在什么时候是与欺骗性商业广告及宣传相互串通的炒作。 尽管后都市主义的项目往往会忽略或压制地方已有的存在状态和大众的识别力，但正如开放性民主城市主义所具有的特征一样，后都市主义还是被形容为城市中不和谐的独特插入物。而且后都市主义所设计的物质形态总是风格独特或者以自我为中心( 图4、5)，对于其他设计能否完善城市肌理并不报以信心。甚至对于后都市主义所主张的富有活力与片段状的设计风格，它自己都持怀疑态度，曾几何时，这种设计类风格曾被后都市主义表扬为是对新思潮最真实恰当的表达方式。而后都市主义中的标志性建筑设计，则更是以自我为参照体系，没有考虑到周边的环境因素。总之，在过去，那些依托汽车而发展出的向外蔓延的城市，例如亚特兰大、休斯顿和拉斯维加斯都曾被看作是城市解放的代表；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整洁与规则性现在则被看做是要恢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发展模式；而日常都市主义更倾向于较少的统一性、场景式的图画与可预测的未来。 以上这3 种建筑和城市主义间的差异很有可能来自于设计者最初的审美识别力的差异，因为审美识别力会比设计的价值本身更深植于设计者的内心。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识别力可能源自于人们早期的生活体验( 经典的例子例如人们训练小孩使用便器) 以及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和热爱的本能，那么其实就意味着这种识别力并不具有足够的主观意识。而且与知识认知、价值观学习和品位的获得相比，这种识别力也更难改变，因为前者只是我们在成年后通过逐渐积累而获得的，并随着我们在建筑学院的学习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这一段引出的有关话题：培养或自然产生、性别或性别优先，都不在本篇文章的考察范围之内)。因此，设计师( 或公民) 能够忍受何等程度的混乱与复杂的世界这一问题，其实就要比社会的不公正如何打搅了人们的生活更为恰当。当设计师、客户和消费者根据自身需要而选择了这3 种城市主义中的一种时，就可能揭示出他们会在何种情况下感受到最大程度的心理舒适度并愿为之消磨时间，比如，是位于19 世纪巴黎环绕着伟大纪念物及绿树葱葱的林荫大道中，还是位于中世纪狭长的街道以及马雷街区的建筑内，又或是位于现代派高耸的拉德芳斯建筑之中( 其实，根据不同的心情、一天中所处的时间段不同等，人们可能会喜欢上以上所有这些场所，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计师，其建筑与城市设计的风格很少会横跨如此大的范围)。除此之外，尽管社会、政治和伦理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设计的内在识别力，但最终对设计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种识别力。 这3 种城市主义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作其实践基础。新城市主义的方法论最多地采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试图通过对各种经久不衰的建筑类型，及对贯穿于当代环境、技术、社会与经济实践中的历史案例与传统的学习，推测出这些案例的可取之处和永恒之道。并且，新城市主义的方法论也最具有规范性。新城市主义常常通过制定各种规定，并严格地倚靠以形态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控制编码而进行项目实践，但是这种编码并不同于传统的禁令性、以功能为基础的区划编码( 例如，新城市主义会选择以形态为基础建立的“建筑控制线”编码而不选择传统区划中的“建筑后退线”编码)。此外，新城市主义的方法论还高度推崇具有统一性、可识别性及以人为尺度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法则，并努力以追求多样化的使用者和功能为目标，或者说对这些方面是作为最基本的要求而去执行。新城市主义还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特征，这体现在新城市主义试图对现有的标准化开发方式与金融系统的实践运作模式进行革新的意图上。新城市主义还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积极地与其它运动及组织，例如“精明增长”9)，以及城市土地协会建立同盟关系，以赋予新城市主义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些政治影响，例如卡特里娜飓风后墨西哥海湾地区的灾后规划。对于新城市主义者来说，城市土地利用与建筑功能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新城市主义者并不推崇二战后所产生的城市区划方法。这种规划方法彻底割裂并隔离了土地的功能，按照北美著名城市设计师、加拿大多伦多市总建筑师总城市设计师肯·格林伯格(Ken Greenberg) 的话说，这就像是每次只能玩弄一个球一样10)。现在，随着这种对土地单一定性的区划方法正在被复合型利用的区划方法所代替，我们的城市也需要一种新的管理办法去维护城市的秩序——以改变城市土地被高度管制的现状。而且由于传统编码体制正在被废除并且美国城市开始向充满可步行性及各种邂逅可能性的——这种可能性被包括从世界著名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利昂(Leon Krier) 到雷姆·库哈斯的所有人拥戴——复合型城市主义回归，区划这种基本的控制方法也再一次被用作调整城市秩序的手段( 图6)。 具体地讲，新城市主义的区划方法主张在只关注功能和大地块的传统区划的基础上，建立由具体设计形式衍生出的控制编码，这一控制方法将会更加关注于建筑和城市的标准形态类型。与传统的区划方法相比，这种类型学的控制方式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城市的形态秩序，使背景建筑在样式不被改变的情况下突显出各自独特的建筑细节，从而让这些不被注意的背景建筑获得更多的威严。类型学的控制方法还能赋予一些常见的建筑类型以新的功能，使得我们的城市在历久弥新的同时也能保存历史的记忆。而且这种方法也提高了建筑和城市形态的可预测性，使得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实践更加容易( 图7)。 日常都市主义在这3 个城市主义中最具平民色彩，这主要是因为其设计者大都是普通大众中具有一定观察经验的学习者，或者是一些并非最顶级的精英但又受欢迎的设计师。日常都市主义起源于1970 年代的社区设计运动，这一运动极具顽强生命力，它在发展多年后在近年来再次复兴。日常都市主义平民性的另一原因是，日常都市主义的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都相对减少了对自我意识的表达，更多地以参与者而不是领导者的身份投入到了与公众的对话之中。因此日常都市主义可以说是这3 个城市主义中最具开放性和民主性的运动。与新城市主义相比，日常都市主义没有那么多的规定和教条束缚，它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并试图利用每天所产生的各种条件来改造城市环境，而并不是通过一切重新开始的手段去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更加精密的城市系统。由于日常都市主义还对社会经济的公正性予以了强烈而持续的关注，使得日常都市主义成为这3 种发展范式中最谦逊、最具增长力以及最充满人性化的发展模式。尽管如此，新城市主义者总是过度理想化地沉溺于对历史的追忆中，而日常都市主义又过于夸大了日常生活场所的神奇功效。 后都市主义对全球科技快速发展的浪潮持完全敞开的胸怀，并试图在真实和虚拟的世界中共同表达这种发展趋势。因此后都市主义更像是一项实验性的研究而不是充满规则性的发展模式。后都市主义者还对推翻各种设计纲领、区划编码以及人们的普遍价值观乐此不疲。但是，后都市主义者往往不愿与公众进行直接对话，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认为现有的城市传统形式过于落伍，而且市政机构也过于僵化以至于不可能在这种城市中产生新的可能性。现在大部分最有才华和明星级的设计师都是后都市主义的拥护者，他们被与日俱增的媒体所吹捧和宣传，以至于被打造成了像独唱艺术家或天赋极好的天才一样能力超群的设计师，但对于他们的这种优待也使得我们忽视了设计工作的本身是需要一个大型多样化的团队才能落实与完成的( 媒体造就明星建筑师可能在本质上并没有过错——这一现象并不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提高了专业的公众形象——但是，我们必须质疑这些明星建筑师是否已经开始对设计的实践产生了诸多腐败的影响)。 雷姆·库哈斯这位荷兰籍的先锋设计师不仅是后都市主义者中的灵魂人物，更是后都市主义倡导者中的耀眼明星。他曾声称道，城市主义早已灭亡，我们没必要对完善城市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而报以希望11)。这一观点可能会带有一定的比喻修辞色彩，但还是体现了库哈斯的核心思想。后都市主义风格的建筑都以它们自己独特的建筑语言在其内部疯狂地进行设计协调，而对于如何统一与城市肌理的关系却常常视而不见。后都市主义的设计方式有时看起来就像是对着一个不可见的信封而进行设计，信封内聚集了设计师对建筑形态统一性的过分关注，而信封外围则几乎没有对各种关系的仔细考量。然而，这些设计中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弗兰克. 盖里设计的位于洛杉矶的迪斯尼音乐厅，这一外形明亮、造型复杂的建筑就像是一座自由式的雕塑，它作为一座服务于音乐爱好者的音乐大厅，既丰富了城市生活，又超乎精彩地演绎了室内与室外的空间设计。 后都市主义的作品通常都还会带有对周边环境的挑衅意味，就像早期现代主义的作品一样试图在建筑与城市建设领域进行一次彻底的新尝试。所以后都市主义者并不会对其作品与周边环境的不协调而感到不适，甚至还可能乐在其中。如果抛开后都市主义对于城市的这种自大情结，其实很多后都市主义的建筑在空间设计方面都非常出色，并都抢眼地成为了城市前景的地标建筑( 我们这些专业学者通常会忽略要持续性地建设如此好的建筑是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特别是在工程进度不断加速以及客户不断施加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更为困难)。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感叹新城市主义是多么地乐于将城市看作一个审美连续的统一整体——在新城市主义的眼中，所谓的美丽城市都带有维也纳或巴黎的气质；而后都市主义则过于固执于往城市中置入种种样貌类似但形式支离破碎的建筑组合。但是，新城市主义者过高地评价了过去优秀的实践作品，日常都市主义者过于强调了平淡的现状，后都市主义者过分追求着无止境的刺激与冒险。 如果我们对这3 种城市主义的客户类型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这3 种城市主义的不同点。日常都市主义者常效力的非盈利机构和组织通常只有有限的社会资源与政治影响，因此日常都市主义的项目常会比较低调且中规中矩，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志愿者的参与和帮助去进行项目的修建。新城市主义者通常为土地开发商服务其所擅长的郊区绿地开发类项目，并且新城市主义者还会参与一些数量众多但并不为很多人所知的城市再更新项目，但这类项目最后通常会由政府机构统一指导完成。后都市主义的项目主要是通过公开的设计竞赛获取或是由资金充沛并有强影响力的机构、公司、资助人委托进行。 以上这些不同的客户群体对于设计的任务和服务对象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具体的服务对象涵盖了从低端的少数群体到中产阶级消费者，再到专业行家这一系列的所有人群。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这3 种城市主义能够导向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这一观察结论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同客户类型的客观存在直接导致了这3 种城市主义的产生。这3 种城市发展范式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不同的设计与城市建设模式之间的内在差异。 新城市主义借助其独特的条理性与秩序性，建造并实现了一批具有极高审美价值、充满统一连续感的城市社区，并且还在一些相似类型的建筑中融入了很多人尺度的复合功能。但是新城市主义建筑之间的和谐感往往是通过采用历史建筑的风格样式而得以实现的，其建筑构造本身仍然并不完善。这种对历史建筑的模仿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因为大部分的这类建筑都是为了迎合投机性的住宅开发而进行的建造，并要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中以获得利益回报。但是对于非住宅类的建筑开发来说，以上这种借口就站不住脚了。特别是对于公共建筑来说，其设计是可以允许打破已有的控制规定而进行创新的，但我们仍然很难见到高水平的此类建筑设计。对于大部分的新城市主义者来说，他们还是坚持认为建筑的设计语言与样式并不重要。但随着人们对这一话题的争论日益激烈，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建筑的语言和样式对于设计者和行家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假如这些方面真的对开发商和大众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么在新城市主义的项目中早就出现了更多当代风格的建筑设计了。而且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建筑的语言与样式其实可以证明并体现那些深藏于外表与视觉样式之下的更深层的价值观。 日常都市主义的特点之一是最不为设计所驱动，但因此也造成了其设计项目在任何情况下或者任何尺度范围内都缺少了审美统一感的问题，并一直困扰着日常都市主义者。但是，日常都市主义却又非常强调发展的平等性以及街道的重要性。与之相比，后都市主义的规划图看起来总是最令人兴奋，各种镭射状的线条、不规则的几何碎片形状、弯曲的圆弧和流体状的自由体系充满了整个图面。但是这些形态及尺度都过于夸张而且没有考虑到人行的可能性。也许只有旅游参观者才可能透过车窗的浏览体验到后都市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意境，这些旅游者可能是比身在其中的居住者更好的观众。后都市主义的城市环境没有为这些居民提供人性化的生活尺度以及建筑细节，造成了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多年后仍无法对其进行认知的困扰。这些当地的居民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沦落为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中的观光者，就像是巡游世界的观光者成为了那些地方的主人一样。 日常都市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早已普遍存在于那些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的国际化城市之中了，但是伴随这种快速发展的往往是土地被以非正式的途径而占有的状况，而且这些被占有的聚集区都公然地违抗了政府的相关规划与控制。占有这些土地的人们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较低阶层，他们往往只是单纯地想在城市中通过占有一个落脚之地而可以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但是，对于欧洲城市来说这种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在欧洲，富裕的社会阶层往往会乐于打破传统的密集式城市肌理，而后修建现代主义风格的商业与公共机构建筑，并且这种新建筑与传统建筑之间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欧洲城市以其富有厚重感的砖石城市肌理结构有效地衬托出了新建筑的体态轻盈与水晶透亮。因此，毫无质疑的是欧洲城市在这一方面确实要比北美城市做得更为出色。在北美城市中，城市的肌理较为开敞和错乱，并充满了很多玻璃幕墙的建筑。也正是因为北美的城市在水平发展方向上缺乏了欧洲城市高密度以及丰富功能性的特征，使得新城市主义在美国城市的空地填充项目中具有最为现实的意义。 在一个城市生态系统中，第三世界的城市( 以及在美洲的贫穷社区) 所代表的是城市连续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像是森林形成的初期阶段一样。北美的城市现在已经步入了城市连续发展的中期阶段而且还正在向高密度以及多样化的方向转型，在很多城市的中心区以及第一轮发展起来的郊区都已经展开了很多复合型的城市填充开发项目。美国传统的城市规划路网结构通常呈现出的是一种栅格网的形态，特别类似于排列有规则树木的种植园或者只种有单一树种的果园，但是控制这种规则城市形态的传统区划方法已经正在被更为多样化的城市生态规则所取代。 北美城市中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树木间距过大使得车流过于畅通。相较之下，欧洲的城市则更像是处于城市发展的后期或巅峰时期。城市中庞大的历史中心区就像是茂密的榉树森林，没有给汽车以及未来的城市增长留下多余的空间，只有在一些小规模的城市空地中还可以容纳一些新颖独特的新建筑。 日常都市主义通常倾向于被动地履行责任而不是主动地进行设计。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按照美国建筑学者、现任学成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迈克尔·斯比克斯(Michael Speaks) 的话说就是“太注重普通大众的声音，而忽视了决策层的力量”12)。后都市主义相较之下又太注重夺人眼球的建筑设计，虽然在城市中确实需要这类的建筑进行点缀，但城市对于这些建筑的吸纳能力也还是有限。对于美国人来说，所能接受并建造的公用建筑类型是那种比日常都市主义风格更具有实体秩序感以及设计野心的，但同时又比后都市主义风格更充满人性化的设计。尽管欧洲城市可能会欢快地接受后都市主义的前卫设计，发展中国家也许会接受日常都市主义的非正式形式，但是对于典型的美国大都市来说，只有新城市主义才能使其在历史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美国过于臃肿的城市可以从“改进发展弊端的规则”中受益，而欧洲的城市则是从现代主义中的“通过弊端以改进规则”而丰富了城市的建设)。因此新城市主义所代表的是富有责任感的中间路线，尽管这要比后都市主义少了些许迷人的色彩，但又比日常都市主义更具有野心。 但是对于美国城市来说，新城市主义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终极的发展方式。就像所有的城市发展运动一样，新城市主义也一定会沿着历史的轨迹快速地从所谓的发展原型进化到一般的类型再沦落为老套的陈规，并最终陷入到自我僵化和失去价值意义的局面。即便如此，新城市主义还是在当今北美城市中的棕地13)、灰地和绿地这些传统或市场化定义下的发展项目中具有更为优越的城市环境学的表现。新城市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那些被它自己尊为学习样板的城市发展原则是否能够应用到更有现代感的建筑设计中，这个问题对于公共类的建筑设计尤其重要。另一个问题就是新城市主义是否可以实现其所倡导的城市多样化与居住可负担性的平等原则。而且，新城市主义是否具备足够的发展弹性去自然地协调并利用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驱动力，而并不是过分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正统操作模式、调控指标与道德指令而去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正如简·雅各布斯在《前方的黑暗世纪》14) 中所指出的，如果说潜在的经济与社会驱动力已经使得城市郊区化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发展过程，那么郊区化也一定会在将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化到一种更为高密度和多样化的状态。 新的思想技术总是会挑战并取代城市、社区以及公共领域的传统观念。这种快速的思想变更使得我们在感到无比兴奋的同时也造成了自我的迷失。所以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我们更应该频繁地向后退步去审视到底什么是我们作为设计师的最终驱动力这一问题。通常从这一问题又会引出更多比答案来得更快的新问题，例如：建筑师到底是着迷于为了新的形式而去进行创新，还是着迷于通过创新而去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技术确实依赖于不断的试验与创新，但是设计本身难道也正在与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相混合吗) ？就像古典主义的建筑作品总被早期现代派设计师痛斥为空洞和腐败一样，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原创性难道也已经成为了一种义务和被动的行为吗？从另一方面来说，难道人们天性中所具有的对问题的解答和对新事物的渴求已经被新古典主义的刻板设计态度所遏制了吗？如果新城市主义在建筑语言方面少一些对传统的留恋和对城市形态的约束，那么这种新的新城市主义的作品是否仍然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呢？日常都市主义是否低估了建筑和城市形态所能赋予我们的生活价值以及乐趣呢？后都市主义是否正在把我们的城市中心区变成“娱乐的存储器”以及一种壮观的空间场景？新城市主义者设计出的城市公共领域和空间是否真能如其所宣扬的一样富有可靠性和平等性？而且，比如说后都市主义是否也已经融入了新保守主义的阵营，支持私有化并盲目拥护市场？这几个城市主义中哪一个具有最小的生态占用指标？它们每一个在何时、何种情况下以及为什么具有意义？难道说这3 种城市主义都代表了实际上必然会出现的并且具有持久价值的发展模式吗——非正统的/地方特色的、正统的/ 经典的、前卫的/ 富有创造性的？又或者说这3 种城市主义都太富于变化以至于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3 种城市主义是否涵盖了所有的发展可行性？除了这3 种分类之外的市场城市主义以及智能化的富有责任感的城市建筑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来说表现如何？最后，是否有一种途径能够吸收并结合每一种发展范式中的优点，或者把它们留给其它的发展模式和途径去进行完善？ 在每一种社会文明中，总会存在着关于城市发展的更大的问题与挑战——那就是哪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要必须现在开始并进行强调——以及各种不可避免的压倒性力量。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在郊区蔓延中浪费的土地、能源和时间吗？我们可以增强汽车及飞机旅行的可持续化程度以减少我们对能源密集消耗型生活方式的依赖吗？我们因此可以降低污染并减慢全球的变暖吗？更明确地说，我们能够减少支撑我们当代生活方式的种种需求以使我们更长远、更快捷地发展吗？我们能够“更紧密地发展而不是更迅速的前进”吗？美国这种执着于低密度郊区住宅的投资并依赖于汽车的生活方式是否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不可回头的地步？我们能够重建并使人重新入住到空如巢穴的城市中心区吗？区域合作的出现能够修复并凝聚这些充满种族、经济极端化发展的大都市区域吗？ 我们是否太过于沉溺于自我的享乐与私人的财富，而不愿将我们置身于真正的民主与多样化的公共领域之中，与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接触体验？我们能否显著地减少城市的贫困和失业的危机？我们是否已经陷入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圈套，它们实际上在本质上并不具备消除贫困与失业的能力？人类的精神与想象力是否可以校正人类与地球自然资源供给以及生态系统所能容纳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科技、市场以及传媒是否只是出于它们自身的需求而对我们进行要求？面对这些严峻的问题，任何一个城市主义以及所有的城市主义都必须对其进行强调与回答。  1) 关于新城市主义、日常都市主义与后都市主义的讨论对于城市迅速发展的今天是十分及时与重要的。此文是笔者基于其1997 年的著作《共同场所：走向邻里与区域性设计》，对当代城市设计理论、政策以及相关重要实践的再一次梳理与评论。较《共同场所》中关于城市主义的论述而言，本文对文字做了很大的调整，针对目前城市、景观、建筑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做了深入剖析，并增加了新的图表和建筑照片，以及关于郊区化和新城市主义、景观城市主义、后都市主义、日常都市主义等城市设计主要理论的图像资料。 2) 约翰. 沙克， John Thackara, The Doors of Perception(DOORS) 的创始人与负责人，DOORS 是一家与全球个体设计师专业人员以及相关专业学生一同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服务设计公司，目前该公司主要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来确定如何重新组织欧洲，印度，以及中国的市场的资源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3) 关于新城市主义：新城市主义是笔者与彼得·卡尔索普先生，以及其他重要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在1980 年代末一同发起的关于城市设计的运动；该运动始于北美，而后，其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设计教学与实践。新城市主义将城市设计在理论层面与可实施性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于“城市”为主题的21世纪，对于城市问题频发的美国，对于城市化中的中国，意义深远。 4) 灰地，指北美地区用以描述在经济与地产开发上失败或存在重大问题的地块。 5) 有关城市整体横断面的研究(new urbanism transect), 该图示研究来自于新城市主义学派，它将理想化的城市发展模式与密度关系以断面形式表达。 6) J. 卡利斯基. 日常都市主义 (Everyday Urbanism ). 7）《场所之内》杂志，2005年暑期. 8) 埃伦·邓纳姆·琼斯，私人信函. 9) 精明增长(Smart Growth)，2000 年，美国规划协会联合60 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 10)《 哈佛大学设计》杂志，秋季 2005/ 冬季2006. 11) Douglas Kelbaugh, Repairing American Metropolis, Common Places Revisited . 12)《 密歇根大学有关城市主义的讨论》，第一期 13) 棕地( Brownfield )，用以描述在环境上有重大问题或挑战的用地。 14) 简·雅各布斯《前方的黑暗世纪》。 本文原载《建筑学报》2014年0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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