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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如果有人犯了诸如欺君的重罪，有可能会被“株九族”，即“一人犯罪，全家受难”。那么，“九族”具体包括哪些人？它的范围有多广呢？ 从古代的实际情况来看，“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来说，“父族四”指罪人自己一家，外嫁的姑母及其儿子一家，外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外嫁的女儿及外孙一家；“母族三”指的是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和姨母及其儿子一家；“妻族二”指岳父一家和岳母的娘家。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株连九族”的情况十分少见，它只是一个统称，并非严格的法律称谓。比如，在唐代，如果某人犯了谋反的重罪，那么这个人的父亲和16岁以上的儿子要一同被处死，其他亲属都可免于死刑，只是按亲疏关系或收进官府做奴婢，或流放。 “族刑”的发展 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 至秦始皇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和糟糕。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软地贯彻于实践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大凡“以古非今”、“挟书”、“妄言”、“诽谤”皆施以族刑，这是与秦之暴政相适应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倾覆的进程，也为后世所广泛抨击和挞伐。 此后，汉朝虽也曾偶见废族刑之举，但终未能持之以恒，君王们往往自食其言。 汉以后至唐以前，族刑不废，其株连范围开始走向规范化，形成了某些惯例，如族刑对象限制在谋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围，出嫁之女只随夫家连坐，并出现了不杀祖父母、孙及女性亲属的倾向。这就为《唐律》对族刑的限制性规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唐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两罪，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其它亲属均免去死刑，只是按其亲疏关系，或收、或流。 然而到明、清时，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得以扩大。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刑去刑”思想的信仰者，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贯彻“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指导思想，即对属于“典礼及风俗教化”性质的一般犯罪减轻处罚的同时，加重了诸如“谋反”、“大逆”这类重罪的惩罚，有犯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显然，与唐朝相比，这将使被杀的人数成倍增加。 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且在具体执行上更呈宽滥的趋势。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在处罚上均施用族刑，极尽惨无人道之致。 在“族刑”中最极端的，当属“十族”的特例，也因为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漫长的古代史中仅有一例。这一惨剧的主角是明初学界巨擎方孝儒。明惠帝时,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实录》、《类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时。不料祸起萧墙，燕王以“清君侧”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并最终推翻惠帝，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篡位者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拟登极之诏。不料方孝儒一派忠义，本着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书数字，投笔于地，曰：‘死既死，诏不可草！’”。成祖威胁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说道：“便十族，奈我何？”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连同其九族并而诛之，是有“十族”之说，罹难者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可谓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统治者的凶残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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