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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坏人的嚣张，好人为什么沉默，正如面对明目张胆的谎言、惨无人道的暴行、千夫所指的罪恶，国人为什么旁观，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甚至默默扭过头去，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流行的答案无非是：因为恐惧。的确，不论纳粹的焚化炉，还是紅衛兵的皮带扣，不论独裁者的枪口，还是暴民的铁棍和匕首，施暴之时，都会让观者感到恐惧，脊背发凉。趋利避害，可谓人类本性。在残虐的暴行面前，我们往往自顾不暇，自求多福，如何能挺身而出，义助受难者呢；我们暗暗祈祷，施暴者凶恶的目光不要停留在我们身上超过一秒钟；我们愿以旁观与沉默，换取暴力的豁免。
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为什么最后站出来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会是一个孩子呢？泽鲁巴维尔认为：“这一点很难被称之为巧合，因为社会习俗告诉我们不要去关注不该关注的事物，而孩子正是还未曾学会该社会习俗的人。”我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该在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说谎，什么时候呼喊口号，什么时候歌功颂德，早已被权力规训、洗脑、潜移默化，我们头脑的形状，早已由权力统一锻造。
第三个原因，当沉默者不甘沉默，试图发声，却无奈发现，自己失语了，他们的喉咙，被钳制太久，已经丧失了自由言说的功能，他们所吐出的话语，都是历经权力过滤与改造的谎言，要描述自由、真相，却无词可用，无以名状，只能感知，无法言说，这不是得意而忘言，而是沉默的代价。此刻的他们，哪怕张大了嘴巴，喊破了嗓子，却与沉默者无异。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沉默比施暴更可怕。马丁神父留下沉痛的忏悔之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希望那些沉默的看客和失语的媒体，也来读读这段用鲜血写成的话，反观一下自己的表现，然后，该站出来作证的就勇敢地站出来，该进行监督的就义无反顾地监督下去。否则，终有一日，灾难和厄运也会降临到你自己的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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