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湖南人！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文 | 马美着

湖南地域的人文活动，经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自我文化的孕育，终至宋代形成了有自己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而这一特色文化，是通过其精神特质所表现出来的，或者说这些精神特质，是其文化精髓所在。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这一传统在湘人的文化传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湘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发轫于屈原、贾谊等流寓人士，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事迹感染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湘人。

到了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教育弟子深明民族大义，抵抗外族侵略，湖南涌现了一大批的爱国主义人士。南宋末年，衡阳人李芾任潭州（包括现在大部分湖南地区以及部分湖北地区）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当时大兵压境，力量悬殊，但李芾坚决抵抗，拒不投降。元兵攻破城门，李芾不愿受辱，命令部下将自己和家人全部杀死，其部下也随之殉难。潭州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多举家自尽。200年之后，明代的大文豪李东阳还在《长沙竹枝词》中称颂李芾说：“马殷宫前江水流，定王台下暮云收。有井犹名贾太傅，无人不祭李潭州。”

反抗外来的侵略，是湖湘爱国精神的重要体现。明朝中期，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时朝廷政治腐败，兵力不足，虽多次讨伐，都无功而返。嘉靖年间，倭寇再次大规模进犯，前线总指挥急调湖南永顺土兵等地方部队协助征剿，湖南永顺人彭翼南带领土兵奋勇杀敌，取得了平倭战争中最伟大的胜利——王江泾大捷。这次胜利使官兵和土兵军心大振，它扭转了抗倭以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狠狠地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彭翼南也成为明代著名的抗倭英雄。1935年，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拟定30位湖南历代乡贤，彭翼南即与发明家蔡伦、理学家周敦颐、思想家王夫之、军事家曾国藩等并列其中。

近代以来，湘人高擎爱国主义大旗，奋发图强，反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湘人总是涌立潮头，如杨度《湖南少年歌》所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湘文化百家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谭嗣同、陈天华、杨毓麟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为改造中国、抵御外侮，都以死殉国。

在爱国主义情怀的背后，是湘人奋发图强、不怕牺牲的精神。自屈原宁赴清流葬身鱼腹而死，在湘人血脉里一直流淌着不畏牺牲的精神。南宋末年，在保卫长沙的战斗中，岳麓书院的数百学生投笔从戎，浴血奋战，城破后几乎全部牺牲。清末浏阳人谭嗣同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2.立足现实的经世致用学风

湖湘文化实质是关照现实的儒家文化，表现出立足现实的经世致用学风。早在湖湘文化形成之前，湖南人就比较崇尚务实的作风。三国时期的蒋琬（湘乡人），是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接班人，深得诸葛亮的信任，他清明务实，胸怀宽广，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东汉蔡伦（耒阳人），为解决书写的需要，发明造纸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湘人形成经世致用的学风，则是在湖湘学派出现之后。湖湘学派是一个地域性的儒家学派。南宋时期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主要学术研究和传播学术思想的活动都在湖南，故得名。湖湘学派思想起源于周敦颐，但他生前影响不大，未能形成独立的学派。后来胡安国及其子胡宏由于躲避战乱，从福建来到湖南湘潭创立碧泉书院，湖湘学派开始兴起。后来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张栻，他与南宋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朱熹与张栻一起在岳麓书院探讨过学术，并对张栻的学问非常佩服，如今在湘江边上还有朱张渡，就是纪念朱张会讲这个历史掌故。

注重经世致用，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特色。其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在其著述中都主张经邦济世，躬行实践。湖湘学派的经世思想贯穿在他们的教学活动中，培养了不少的安邦治国之才。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湖湘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极大影响了湖湘人士。此后，这一思想一直成为湖湘学人的主旋律。

明清以后，湖湘学人持经世致用的主张，成就了一大批人才。衡阳人王夫之是集儒学之大成的人物，他倡导的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想。清代学术考据盛行，钻故纸堆，忽视社会现实问题，而受经世思想影响的湖湘学人，却把做学问与关注现实联系起来。王氏的思想泽被后人，对湖南学人影响很大。如安化人陶澍、隆回人魏源、长沙人贺长龄等，都是非常著名的经世学派。陶澍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要政治家，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他关注现实，推动盐政改革和提倡海运，被道光皇帝称之为“干国良臣”。贺长龄官至云贵总督，是经世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任上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兴办教育，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家。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推动的洋务运动，谭嗣同参加的维新运动，黄兴等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等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不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特色。

3.敢为人先的浩然独立根性

浩然独立，这是湖湘文化中最有地域特征的一个特点。湖南有一个熟语，叫做霸蛮，霸得蛮，耐得烦，也就是说湖南人浩然独立，无所依傍，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对于湖南人浩然独立的精神特质，杨毓麟曾有过论述：“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于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湖湘文化百家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如钱基博先生所言，湖南所处封闭的内陆环境，交通不便，土质坚硬，非坚忍不拔，无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因为环境封闭，受外人影响有限，不能不自我开创，别具一格。屈原在《诗经》后开创新的文学体裁“楚辞”，自成风格，对后世的文学尤其是辞赋影响巨大。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以太极人极来阐发天人之间的关系，开辟了后世影响巨大的宋明理学。屈原为文学之鼻祖、周敦颐为理学之开山，表现了湖南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湖南人浩然独立的根性，在清代以来发扬光大，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同，被陈独秀称为“湖南人的精神”，他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湘文化百家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陈独秀这里所说的王船山（王夫之）、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黄兴）、蔡松坡（蔡锷）等人，都表现出了湘人的拼搏精神。以曾国藩为例，当太平天国事起时，受命帮办团练的官员有100多人，而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不过数人而已，他以书生带兵，对抗业已武装力量强大的太平军，受到朝廷的牵掣，受制于经费的短缺，屡屡遭受失败，他以“扎硬寨”、“打死战”的拼搏精神，才最后取得了胜利。

4.博采众长的果敢开放意识

湖南地处偏僻的南部，由于自然环境的封闭，在北方的儒家文化非常发达的时候，湖南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但湖南的文化也一直在与外来的文化融合，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湖南最早的居民属于土著文化，在楚国占据湖南以后，楚文化在湖南广泛传播，成为湖南地域的主流文化。魏晋大量北方士人的南迁，唐代很多官员学者、流放与寓居湖南，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明清江西居民移居湖南等等，使湘人具有多元的文化与开放意识。

湖南历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都秉持博采众长的开放意识。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之所以能够解决儒学的发展问题，就是吸收了佛学、道学的思想，注入了时代的新内容。湖湘学派是在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它广泛吸收，博采众长。王夫之学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在经学、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多有独到的见解。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他能够从中国古代学术中吸收丰富的营养。

湖湘学人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并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的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带入了一个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时代。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工业技术上的先发优势，疯狂地攫取农业文明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中国从此开始了一段任人宰割与蹂躏的历史。面对这一新的变局，保守的知识分子固守“天朝大国”的观念，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不愿意与时俱进，正确认识西方世界的技术与文化。

湖南的很多学者，却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早是魏源，他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可在当时公开提出来学习西方，就是要摈弃“天朝中心”的观念，认为蛮夷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在思想上跨越了一条巨大的鸿沟。此后曾国藩、左宗棠等推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技术开办机器制造厂，把“师夷”的想法付诸实践。郭嵩焘早年就注意研究洋务和洋情，后来出任驻英法公使，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先进的原因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主张要从多方面向西方国家学习。也正因为郭嵩焘的思想远远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他在当时遭受士大夫们的疯狂的攻击，他在出使英法时所写的日记《使西纪程》，也卒遭致毁版的命运。

湖湘文化的这些精神特质，是在历史上逐步发展与养成的，最后成为了流淌在湖南人血脉中的文化精神。虽然每一种文化特质并非湖南人独有的，其他的地域文化也会表现出类似的文化特点，但上述精神特质组合在一起，则成为了湖南人的文化符号。

来源：节选自《国学教程（第二册）》第九讲，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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