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仲淹画像
正定高平村范仲淹故里纪念碑
范仲淹纪念馆
醴泉寺的范文正公祠 三十年前在正定文化馆那间小屋里，怀揣着对文学的梦想，我一遍遍地背诵《岳阳楼记》，却怎么也想不到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绝唱的北宋大文豪范仲淹，就出生在正定。在人们心中，范仲淹是那么遥远，就像天空中一颗耀眼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却原来，他又离我们这么近。 自此，“范仲淹”三个字在我心里又有了另一层意义，那是一种源于故土的血脉联系，敬仰中更增添了几分亲近。而我对正定这片充满灵性的故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由衷的敬意…… 一、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一直说法不一，而随着研究逐渐深入，范仲淹生于河北正定高平村，如今已经逐渐被史学界认可。 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字希文，祖籍江苏吴县，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其实，范仲淹虽生于正定高平村，却只在这里住了短短一百天。据说，当时高平村有一个富庶人家，主人叫谢东霖，被人尊称为谢员外。谢员外是刘家的上门女婿，他和夫人刘氏生了几个儿女，却先后不幸夭折，只留下了一个女儿谢氏。谢氏生得娇美可人，聪明伶俐，眼瞅着一天天长大，登门说亲的自然络绎不绝，却都被谢员外谢绝了。他也要为女儿招个上门女婿，将来为他和妻子养老送终。但愿意上门入赘的他都看不上眼，就这样一拖再拖，女儿都二十六岁了还待字闺中。当时，范墉(范仲淹之父)正担任成德军节度掌书记，那年他的夫人陈氏在生产后不幸大出血身亡，于是托人四处说亲续弦。经谢员外在城里的朋友牵线，范墉结识了远在高平村的谢氏。千里姻缘一线牵，两人一见钟情。人生如戏，冥冥之中，两人的命运早已连在了一起。 如果推算一下，范墉的年龄要比谢氏大许多，但这并不影响两人婚姻的甜蜜和恩爱。几乎每天，范墉都骑马回到高平村和爱妻相会，卿卿我我，如胶似漆。当时还没有灵正（灵寿-正定）公路，从县城去高平恐怕也得走小道，出城沿周汉河朝西北方向走，过了柏棠和南岗村就是曲阳桥。再绕过我的老家上曲阳村西，向北一直走，大约4公里左右就到了高平村。这就是古时正定城到灵寿的“官道”。今天，我仿佛能看到当年的节度掌书记范墉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行走于周汉河边，往返于高平和正定城之间的情景。周汉河流水潺潺，鱼虾游弋，水草葳蕤，河两边是广袤的水田，阳光下波光潋滟，犹如江南水乡泽国的风光，一定让范墉无比陶醉吧。那嘚嘚的马蹄声响，惊动了水中觅食的小鱼，河边的青蛙，还有垂钓的渔翁，劳作的农人。他的身影映在河水里，同时他的血脉也和这块充满灵性的土地融到了一起。 不久，谢氏怀孕。宋端拱二年（989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九（一说八月初二），范仲淹降生于正定高平村。从此，这位名留青史的大文学家便与正定结下一世情缘。他在高平村平静地度过了一百天。这一年的腊月初八，范墉调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路途遥远，又时值隆冬季节，因此还没到任范墉就病倒了。强撑着到达徐州十多天后，病情突然恶化，还没上任就与世长辞。 范墉去世的第二年，谢氏为了生存不得不带着只有两岁的范仲淹，嫁给山东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姓朱。范仲淹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继父的升迁和调离之中度过的，但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让他荒废学业。范仲淹是幸运的，不但有一位坚韧伟大的母亲，更有一位善良慈爱的继父。 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的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的奢侈浪费，忍不住多次规劝，朱家兄弟不但不听，还冷冷地回敬他：“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这时范仲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甘心再居人篱下，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存。母亲让他学经商，他看不惯商人的虚伪和唯利是图，学了一个月后便跑回家来。他要继续求学。这一想法得到了朱文翰的支持，把他送到醴泉寺（位于今山东邹平境内）读书，拜高僧宝志为师。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文坛上流传甚广的“划粥断齑”的故事。一位要好的同学把范仲淹的情况告诉了他在当地为官的父亲，这位老先生看范仲淹是读书的好苗子，有心关照他，把官府为自己准备的饭菜送给范仲淹一份，却被范仲淹谢绝，理由是：我吃粥吃惯了，一旦吃好的，就要以吃粥为苦了。有这般毅力和志气的人，不成大器才怪。 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了进士，这年他二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程。 二、如果把范仲淹的仕途生涯绘制一张曲线图，则其轨迹是一条清晰的抛物线。性格决定命运。他在宦海的沉浮升降，都和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秉性有关。 范仲淹及第后，被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来，又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到庆历三年（1043年），终于达到了他事业的高峰，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庆历五年因新政受挫被贬出京，又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任颍州知州，他带病上任行至徐州便与世长辞。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他和父亲范墉都是离世于上任前，享年也都是64岁。 燕赵自古多义士。范仲淹仕途的起伏升迁，冥冥中都与其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性格不无关系。范仲淹身上的这种性格基因无疑来自正定这块土地。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那天，仁宗准备率百官为太后祝寿。范仲淹上疏反对，仁宗哪听得进去，范仲淹不甘心，又上疏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可奏疏入宫后石沉大海。好友晏殊来信劝说范仲淹，说他这样做不仅对自己的仕途不利，还会连累举荐人。范仲淹在回复好友的信中说：“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有一年，朝廷打算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得知后，以劳民伤财为由建议停工。此外，他还建议削减郡县，精简政府机构，又多次上疏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这“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还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他的这些上疏虽然大部分没有被皇上采纳，但其赤子情怀和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后来，太后驾崩，仁宗亲政，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不久，仁宗欲立养母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国家大事，范仲淹却认为这样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这次被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这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一带灾情尤为严重，为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却不重视。范仲淹大胆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仁宗听后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前去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困。不仅如此，他还将灾民用以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作为一名文学家，不但要把优美的诗文落在纸上，还应该进行另一种创作，就是要身体力行来抒写另一种意义上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可以说范仲淹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典范。当年，他出任泰州知州时，征调四万民众重修捍海堰，不仅保障了民众的生活、耕种以及盐业生产，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当地人将之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连降大雨，江湖泛滥，大量农田被淹，农民歉收，食不果腹。范仲淹主政苏州后，决定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引入太湖和大海。这一举措终于将水患治理，人们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他的这项“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方略，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依然被采用。用现在的话说，他做的不是形象工程，而是泽被后世的利民工程。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他针对政府机构人员庞大，办事效率低下的情况，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加强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领域。在新政实施后的短短几个月，朝野上下焕然一新，不但庞大的行政机构开始精简，通过科举，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得到重用。然而，改革触动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在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开始对范仲淹进行报复，诬陷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为“朋党”。仁宗皇帝听信谗言，把范仲淹及其拥护者富弼等大臣外放，这次改革也遂以失败告终。新政虽然失败了，然而其影响深远，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为王安石的“煦宁变法”拉开了序幕。 说范仲淹是一位军事家，这是人们所不大熟知的。康定元年（1040年），他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当时的党项族人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关系破裂，威逼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同时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范仲淹临危受命，他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大胆地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训练边塞军队，以守为攻。在军队制度上，他果断地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此外，还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各堡寨相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而对少数民族，他则以诚相待，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其安心归宋，出现民族大团结的可喜局面。正是范仲淹正确的军事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的大好局面。 范仲淹出色的军事才能，让我想到了高平的地道，以及由地道而引发的一场可歌可泣的正义之战。这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高平村乡亲在民兵队长刘傻子的带领下，一次次击败了日寇的进攻，谱写了一曲英勇的壮歌。据说，电影《地道战》就是以该村的真人真事为原型拍摄的。我想，高平村曾走出范仲淹这样优秀的军事家，后来又上演了抗日传奇，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一名文学家，范仲淹存世诗歌300多首，现有《范文正公集》等文集存世。其诗文内容或咏物言志，抒发自己宏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写忧国忧民的情怀，比如“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他一改宋初文坛的柔靡之风，注重诗文的思想内涵，关注现实，陈述时政，从而对宋初文风的革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行文磅礡大气，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经典，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而他的边塞词《渔家傲》更是一改宋词的柔靡之风，写得苍凉悲壮。 三、虽然范仲淹只在正定生活了很短时间，但是，正定情结却深深地融入他的情感，他一生都在用心灵亲吻和抚摸这块土地。 范仲淹在徐州为官时，曾给居住在苏州的哥哥写信说：“我本北人，北人淳厚。”又在他的那篇《移苏州谢两府启》中说：“某生于唐虞（唐虞泛指河北）。”那位曾和他共同镇守边关的大将韩琦，后来调任正定为官，到任不久便接到了范仲淹的来信：“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正定的思念之情。他的诗文作品中，其落款经常有“高平”二字，而其同僚也常称他为“高平”“高平公”，他的学生也都自称“高平门下”“高平讲友”“高平学案”，范仲淹的后代也称“高平堂”“高平世泽”“高平家风”等。 范仲淹不可能对正定留下记忆，他对正定的印象应该全部来源于他的母亲谢氏。是母亲平时对故乡的回忆和充满怀恋的讲述，构成他对正定的印象。也就是说，他对正定的记忆，对大佛寺、广惠寺、开元寺、临济寺，以及那座北方名园——潭园的记忆，是伴随着母亲对正定娘家丝丝缕缕的回忆形成的。那饱含深情的言语，感染了年幼的范仲淹，从而让他获得了正定古城的遗传图码。那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因为饱含着向往和憧憬，甚至比亲历过还要触动人的灵魂。母亲，是多么伟大的字眼，她对一个人的影响超越一切。几乎每一个伟人或者成功人士的成长，都受益于自己的母亲。一个伟大的母亲，一定会培育出一个不平凡的儿子。而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因为生在大户人家，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聪慧善良，多才多艺，能培育出如此优秀的儿子是再正常不过了。 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那是一种无法分割的血肉情感，因此人们在感情上往往和母亲更亲近。也因此，范仲淹把正定，把高平，幻化成了自己的母亲，把对母亲的一往情深，化作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深思恋。 是的，正定是一个充满希望，又不断给人以惊喜的福地。也许是因为她深厚丰盈的文化积淀，抑或是独具人文情怀的风土人情，须弥塔上那穿越时空般的风铃声，还有那千百年来袅袅不绝的梵音，让游子漂泊的心得以安宁和栖息，并得到人生的智慧和顿悟。让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对她那么热爱和迷恋。让那些和她结缘的人，时时想起，念念不忘！ （本版图片由康志刚提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