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只墓资料图 首席记者杨璐 文化城 在发现马哈只墓以前，人们对郑和的身世几无了解。《故马公墓志铭》的发现，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郑和是马哈只次子；马哈只是元臣米里金，于39岁在抵抗明军时身亡，死因不明；郑和系赛典赤六世孙。这一切，终让“郑和故里”之争得以盖棺定论。 在发现这座墓葬之前，其实我们对于郑和身世的了解实在是屈指可数。 关于他的身世，就连彼时最为权威的官方记载《明史·郑和传》中也只有寥寥可数的三十余字：“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籓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从中，我们仅可知，郑和祖籍云南，小名三宝（或三保），而有关他的其余家世则只字未提，其后所有与郑和相关的史籍也均无记载。郑和的身世因此成为一个难解的谜题。 直到这座位于晋宁县昆阳镇月山西坡上的墓葬及三块碑刻面世，这位云南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的身世之谜才最终得以解开。 马哈只墓碑 清晰记录郑和家世 晋宁县昆阳镇月山郑和公园内。 居坡面西，背依滇池，马哈只墓静静伫立着。 墓前立有3块石碑，左右两块系后人所立，分别镌刻师范(荔扉)所录的《明史·三保太监传》及夏光南的《郑和太公墓志铭跋》，中间一块镌刻有《故马公墓志铭》。虽经六百年风雨剥蚀，但至今仍纹理清晰，古色斑斓。碑头顶帽呈半圆形，碑四周刻有花纹和云彩，碑脚压一大砂石龟。 这块名为《故马公墓志铭》的碑刻，由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志刚撰文，行文简练，字体秀丽。碑文对马公籍贯、身世、任职等记述颇确：马哈只生于元至正甲申年(1344年)，卒于明洪武壬戌年(1382年)。生有二子、四女，其次子郑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宫太监”。铭文末对马哈只揄扬有嘉：“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而碑阴部分三行小字：“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家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乃还记耳”的记载，也与郑和第二次远航归来祭祖扫墓的时间符合。“而这些而容，在史书和地方志中并没有记载，因此，此碑可补《明史》之不足。”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会长高发元认为，马哈只墓碑是郑和家世的金石记载和珍贵文献。 白明初永乐三年镌石以后，《故马公墓志铭》一直立于马哈只墓前。清朝后期，世居昆阳的郑和后裔因怕《墓志铭》遭损，遂将其埋于马哈只墓前。此后，《故马公墓志铭》荒诸乱丘，无人问津。清朝末年，此碑又被发现，并立之于原地墓前。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被誉为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的袁嘉谷先生，无意间听人说起在晋宁昆阳和代村有一块郑和父亲的墓碑。1911年，袁嘉谷专程到云南昆阳县寻访。果然，在昆阳月山西坡上，袁嘉谷发现了这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墓藏，并在其《卧雪堂文集》中提到了其拓片并作题跋，此碑遂为世人所重视。 1935年，昆阳县知事杨立声饬工设立碑亭，并在此碑两侧镌立了《明史·郑和传》和《郑和太公墓志铭跋》两块石碑。但因碑亭过于简陋，不出十年便垣基尽圮。1944年，云南人彭嘉霖、昆阳县县长李群杰又于原址重建碑亭，并在此碑左侧新立袁嘉谷《昆阳马哈只碑跋》，右侧抄镌郑和撰福建《天妃灵应之记碑》。此二碑后也佚失。 模糊的墓志铭 马哈只留下连串谜题 按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体裁定制，墓志铭被分为“志”和“铭”两大部分。其中，“志”多为散文体，涵盖了逝者姓名、籍贯、生平事迹等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铭”则多为韵文体，对死者歌功颂德和悼念追思是其固定的内容要求。奇怪的是，《故马公墓志铭》这一篇出自堂堂礼部尚书、大学士之手的墓志铭，其内容与形式却与这一最简单的标准出入巨大，其字里行间, 似有难言之隐。 “比如说，与墓主"马公"关系较远的"祖" 都能列出大名"拜颜"，为何最基本、最重要、最不应该忽略的墓主本人及与其关系较近的"父"的名字却不明言，仅以如外人般尊称的"哈只"来代替，按照封建礼仪和墓志这一部分的要求来看，岂非不敬？其次，既然碑文中说郑父"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那么就说明其是一个体质极好的人，但为何却于39岁的盛年去世，而去世时间又恰值明军攻克昆明，元梁王宗室数百人退往其所在地昆阳州自杀后不久，并且死因也没有按常规提一提，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再者，为何"马公"去世之年有年号"洪武"，生却没有年号，难道这也是大学士的偶然疏忽？此外，铭文部分按常规应概括死者功德业绩，并寄予哀思，可为何只有"德"而无"绩"，难道就因其是"民庶"所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升在一篇名为《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的文章里对马哈只墓碑背后隐藏着的信息提出了疑问。 经过研究，李清升认为，并非是大学士李志刚写不好墓志铭，而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在碑文中不能暴露郑和父亲的名字、真实身份等有关详情。“其实，在《马氏家乘》等赛氏族谱中频频出现的赛典赤五世孙、被元廷封为滇阳侯的元臣米里金便是郑和之父。其去世时仅39岁，正是明军攻克昆明，挺进当时的昆阳州之际。” 李清升在《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中解释，当时，元忠臣梁王一行败退昆阳州(今晋宁县新亍乡梁王村)境内，在自杀殉国前曾慷慨陈词“我宗室，无降理”。作为梁王部属且性格“不肯枉己附人”的郑父为其所感，誓死不降。“在梁王去世之后数月，马哈只也去世了，其既有可能是被俘后所杀，也有可能是转移抵抗所致。所以，在书写墓志铭时，郑和可能会避开其父元臣的身份等详情。”因此，李清升认为，郑父在铭文中无姓名、无身份，而仅以“一乡里长者”“庶民”等词语代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连名字身份都不敢暴露，那么其官位或抗明事迹就更不便张扬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铭"部分只有"德"而无"绩"了。” 此外，李清升认为：自古以来，在封建正统思想观念中，家中出了能进入深宫禁苑侍奉天子的太监，从来都是“光显于当时”的盛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明末太监王承恩的家乡陕西蓝田县汤峪聚庆村原名渠坑村，后来因为出了王承恩，乡人引以为荣，乃改今名。长期以来，其故居保存完好，受到族人香火供奉祭祀。而郑和当时因功深受皇帝恩宠，并将继续完成朝廷的重大使命，同样受到时人敬重。”但是，郑和当时所处的朝代还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殊背景，即故元残余势力仍在伺机窥图中原，双方战事数十年间一直不断。“因此，一方面，开明的永乐帝量才录用各族人才，另一方面，正统保守的朝臣又在不断攻击异族官员。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作为"异类"并且还是前朝大臣后代的郑和，就必然特别"谦恭谨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因此，一旦赛典赤与郑和的关系公开，那么就必然会暴露其父的真实身份，“这样就会危及郑和的政治地位及生命。” 因此，“只要我们认真研究《故马公墓志铭》中存在的这些疑问，就完全可以拂去长期覆盖在马哈只墓碑上的岁月尘埃及神秘迷雾，得出郑和为赛典赤六世孙的结论。” 滇池人文地理 环滇考古记14 栏目合办：市文广体局 市博物馆来源昆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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