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现代社会，技术无所不在，既给我们带来许多便利，也让我们对其产生深度依赖。因此，我们在笑纳各种新技术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和裨益的时候，也要警惕技术权力之于社会文化，尤其是之于人性的解构。 原文：新技术发展：人类“异化”症候乍现？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近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急速发展，学界对新技术发展之于人类文化的解构性问题担忧日盛。伴随着新技术对文化的渐进式解构，人类的“异化”问题开始引起人文学者的强烈关注。2017年伊始，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新书《未来简史》出版，更把对人类“异化”问题的思考提升到一个试图以历史分析为依据的新高度。如果说21世纪之前，人类的“异化”问题只是一个隐忧，那么，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异化”的症候已经初见端倪。人类“异化”症候乍现，警示我们在笑纳各种新技术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和裨益的时候，也要警惕技术权力之于社会文化，尤其之于人性的解构。
人类“异化”问题：从隐忧变成近忧 人类的“异化”问题由来已久。但在计算机商用技术快速发展之前，其终究不过是我们的一个隐忧。其从隐忧变成近忧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事情。其时，随着机械化运动的推进以及电脑的商用趋势开始显现，很多美国人开始对抗科技，他们以冥想、成立公社或者回归自然的方式逃避科技对生活的影响。而人文学者则开始忧虑科技发展之于人性的解构问题。
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是最早探讨人性“异化”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其名著《权力与无知》中谈到的“次人类”实质就是一类“异化人”。他指出：“从心理学上讲，人们生活在次人类（subhuman,注：译者将之译为‘类人类’，我将之译为‘次人类’）层次的情境有无限多种。”在无限多种把人变成“次人类”的情境中，罗洛·梅尤其关注暴力和无知与人性建构之间的关系。 罗洛·梅虽然提出了“次人类”的概念，但是并未给出其定义。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笔者认为，与“次人类”相对的概念当是“全人”。“全人”本质上是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意义上的概念，是一个在对人类最本质或者最本真特征进行高度抽象和概括基础之上获取的一个理想化概念。按照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全人”当是一个未受到现代人所沾染的种种污秽所玷污的、冰封于人类“古老的早先”或者说“最初开端”之中的“未出生者”或者“未受孕育者”。人类的纯粹本质保留在这种“古老的早先”或者“最初的开端”之中。
相对于“全人”而言，“次人类”是“大地上的沉沦者”；是“现代文明病”患者；是“时代病”患者；是受到物质主义的诱惑而陷入物欲黑洞不能自拔的“物质人”；是生存空间受到多重挤压而放弃精神坚守的“空壳人”；是被时代裹挟着漂流前行且放弃了独立思考的随大流者。他们沾染了现代文明的种种不堪和污秽，代表和凸显了现代人日益堕落和腐败的本质。相较于“全人”终其一生向着“存在的本真居所”孜孜“漫游”不停步，“次人类”终其一生甘于受其当下所处环境或情境的挤压和操纵。
技术可以改变甚至建构社会和我们自身 从技术之于人类的“摆置性”角度而言，人类受其当下所处环境或情境的挤压和操纵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基于自愿交换基础上的“被操纵”，即人类为了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自愿将自己的各种权力让渡出去，以换取各种便利或者所需。比如，当我们在使用各种免费的互联网信息或者数字化服务的时候，我们实质是主动地把自己的隐私权力让渡出去，以换取各种便利或所需。
二是，从“反操纵”一步步滑向“被操纵”。人类虽然自诩为“理性动物”，但可悲的是，人类本质上是“有限理性”而非“无限理性”动物。有鉴于此，人类无时不处在被其自身局限性挤压或操纵的状态之中。正因为如此，人类也无时不在思量如何突破自身理性局限而达到一个“自由理性”的状态。在人类这种致力于突破自身“理性枷锁”的不息努力中，技术素来是最为重要的力量推手。技术的发展帮助拓展或者说延展了人类的各种感觉感官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借助技术实现“反操纵”的过程中，却也面临被技术权力操纵的危险。 技术之所以对我们具有操纵性，关键在于技术本质上并非是一种客观工具，而是一种权力。相对于国家和军队这种宏观权力，“技术权力”是一种“软权力”，是一种根植于技术运用或者技术信仰的、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的、可以被人们感知且无所不在的支配人体的技术力量。普通人谈论技术的时候，多把它等同于工具、客体、手段、方法、信仰、追求和梦想等。当我们这样谈论技术的时候，我们实质是避重就轻。我们并未切中技术的本质或者要害。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隐性操纵力的新型“软权力”：技术可以改变，甚至建构生活、社会、世界和我们自身。
就权力的类型而言，技术权力是一种利他型的竞争性权力形式。利他型权力模式指的是：一种随个体对他人之关爱而产生的、利他性的权力（如家长对孩子、友谊、爱情、教师对学生等）。技术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利他性的，技术发展的动因多是希望凭借技术力量给人类带来便利、福利、希望和改变。而竞争型权力指的是：一个人反对另一个的权力（发生在学生、同事、商业对手之间）。这种权力是双刃剑：一方面激发竞争双方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限制竞争双方的视界（vision），导致狭隘性，并不断缩小竞争双方之间的社会共同体范围。技术的竞争性有目共睹：在技术的世界里，没有最新，只有更新。作为利他型权力和竞争型权力的整合，我们可以把技术权力的本质概括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利他性基础之上的竞争型权力形式。作为现代文明的助推器，技术权力这种新型权力类型的诞生和发展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具有很大的价值。
不能把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渡给技术 根据《未来简史》的观点，21世纪人类的“异化”趋势让人不无忧虑：在未来，计算机算法将取代人类的自由意志而成为人类的真正主宰。由此，人类将“异化”到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境地：计算机算法系统将人类解构为各种算法的集合，由此，绝大部分人类将彻底丧失其自由意志而成为计算机算法系统的奴隶。只有极少数社会精英能够借助生物学技术将自己的基因进行编辑改造从而升级成为一种超人式的新物种，即所谓的“神人”。神人是定义计算机算法的幕后控制人，是人类“异化”后能力最强的那部分人。
技术权力到底是如何导致人类“异化”的？技术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在不断地耗损甚至是摧毁人类的原始生命力。罗洛·梅把“原始生命力”看成是一种“以全新的方式理解人类的生活与问题”的能力，“一种甚至比人们自身的生存需要更能控制他们的力量，用歌德的话说，是使人们敢于挑战整个宇宙并与其对抗的力量”。原始生命力达到极致的是“全人”，而原始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蜕化或者减弱的则是“次人类”。人类的“异化”始于“原始生命力”的衰退。 技术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不断地耗损着我们的“原始生命力”呢？在笔者看来，人类对技术的日益深度依赖将最终导致我们的“原始生命力”不断弱化。现代社会，技术无所不在。当技术被应用于各种生产和生活实践之后，技术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由复杂抽象的程式和计算或算法变成了人类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技术由此被物化和实体化。技术一旦被物化或者实体化之后，技术表面上就成了现代人的“奴隶”。由于“技术奴隶”使用起来是如此得心应手并且能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方便和便利，现代人遂慢慢对“技术奴隶”产生深度依赖。 “对于科技对人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所了解的并不确切”（罗洛·梅）。但是，智能手机正慢慢从很多方面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性格，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罗洛·梅在其名著《权力与无知》中举了一个军官的例子以说明枪支对人类意识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军官）说出门时若皮带上没有别着手枪，就感觉像没有穿衣服一样。”现代人对于智能手机的依赖，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人把手机比喻为人类的一个“移动器官”。技术物件一旦从日用品变身为人体的一个“移动器官”，技术之于我们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个具有思想主体性的技术主体，这个时候就是技术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技术。当人类被技术权力隐性操纵的时候，人类的独立思考能力势必逐步减退，进而导致其“原始生命力”慢慢衰弱。而原始生命力的减弱是人类“异化”的肇始。
以下三种因技术所致的思维模式正在促使我们慢慢把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渡给技术、数据和算法： （1）查询性思维模式。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各种应用型APP慢慢变成我们的日用品，人类正在养成一种新的思维习惯——查询性思考。我们不但日益依赖因特网搜索的查询结果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如出外就餐的餐厅选择、出行线路选择、就医时的医生和医院选择、就读学校的选择以及入职行业和公司的选择，等等，甚至有关一些人生大事，诸如是否该读研、读博？是否该结婚、生子？也有不少人开始依赖查询结果作出决定。查询性思维模式的日渐流行，意味着人类开始把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渡给技术、数据和算法。 （2）“指南化”思维模式。众所周知，所有的技术或者科技产品都有详细的使用指南。只要照着指南做，幸福生活似乎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基于技术产品指南的确定性，现代人开始炮制各种生活、工作指南，比如婚姻指南、交友指南、成功指南，等等。“指南化”思维模式的流行，意味着人类开始用程式或者流程代替独立思考。 （3）标准化思维模式。社会发展到现今，标准化模式几乎成了人类思维系统的最凸显标志之一。源于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准则如今已经在社会管理、教育和人文这类“软科学”领域大行其道。“标准化模式”本质上是对人类独立思考能力的挤压和排斥。
今天，上述三种思维模式已经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各种烙印。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当上述三种思维模式具有社会普遍性的时候，人类精神“漫游”的源动力基本就消失殆尽了。而人类一旦丧失了精神“漫游”的能力，其原始生命力也势必衰弱殆尽。由此，大部分人类可能会如《未来简史》所担忧的那样“异化”为“一无所用”的技术的“奴隶”！ 探讨新技术发展可能导致人类“异化”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社会各界：新技术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要时刻谨防其掉落之后被其所伤。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3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欢迎转载原创文章。如转载，请在文章前注明：本文首发于社会科学报。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社会科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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