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1749—1832） 叔本华与歌德 戴维·E.卡特赖特 叔本华住在母亲魏玛家中半年的家庭生活，喧嚣而混乱。这种喧嚣混乱的家庭生活因为将会在这位哲学家生活中变得意义非凡的两大事件而得以抵消。第一大事件便是他闯入了歌德的生活轨迹，这是他曾心向往并在某种程度上，即通过向这位诗人寄送自己的博士论文，加以策划了的事件。 叔本华对歌德心怀敬畏。当他身处令人不快的学徒生涯中一直忍受着细煎慢熬之时，他急切地期待着约翰娜寄来关于歌德在她茶会上现身的报道。1808年，他初次到达魏玛探亲。在此期间，他之所以被吸引去出席这些茶会，仅仅是因为能够得以静静地打量这位伟人。两年之后，当他开始对康德学说的研究之后，他记录下他对这两位将永远是他自己的英雄所做的评价：“可以说，如果歌德没有与康德同时被遣入尘世来在时代精神方面与之抗衡的话，那么，后者便可能像一个噩梦般地困扰许多胸怀大志的人，并将他们打入一种巨大痛苦之中。但如今，这两者却从彼此相反的方向出发制造出一种无比有益的效果，并有可能将德意志精神提升至某种甚至超越古希腊罗马文化成就的高度。”他在同一则笔记中沉思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应当被称作是知性的自杀。后来，他会借用摩西· 门德尔松的话， 将康德称为“ 捣碎一切的人”（Alleszermalmer），因为康德彻底摧毁了思辨性的形而上学，表明了对上帝、不朽与自由的认知绝无可能。但叔本华也认为，康德所做的“为信仰腾出空间而否定知识”的尝试，仅在对某种比这个悲惨的表象世界要更为伟大与更为深邃的东西所进行的否定上获得成功。他写道，“康德对于理性的常规运用，”以及那种被用以提供此种信仰的东西，“或许是人类思维能力最为糟糕的流产”。叔本华间接地暗示，如果不是歌德这位艺术家提供既表达又唤起更优的意识质料的话，那么，我们所处的便会是希望尽失的境地。歌德催生了沉思冥想。 然而，歌德并未注意这个几乎只是作为旁观者而从未作为参与者出席自己母亲茶会的陌生小伙。歌德之所以冷淡，或许是因为他性格如此，又或许是因为他感到青年叔本华身上并无任何令人觉得被吸引以及有意思的地方。他同叔本华拉开的距离，还可能是因约翰娜就她那抑郁而好斗的儿子所做的种种描述所致。但1813年的11月，叔本华却终于得偿所愿。当他步入会客室之际，歌德起身离座，向他致以热烈的欢迎。歌德同叔本华握手，祝贺他取得博士学位，并感谢他给自己寄送了他博士论文的抄本。关于此事，叔本华曾向一位友人描述道，歌德“本人高度赞扬了这篇他颇为看重的文章，它令他对这位青年学者立刻满怀钟爱之情”。 但究竟是什么真正促使歌德在竟然达到发出次日清晨去拜访他邀请的程度上而发自内心地认可了叔本华呢？尽管歌德在欧洲已久享名流尊荣，但1813年之前他已经是在开始依靠自己以往成就的荣耀生活。他对一些人而言，已是盛景不再的过时之人。在其他人看来，他在政治上的忠诚令人生疑。他对拿破仑与法国人仰慕太过。而在其他人看来，他对浪漫主义的反对是反动的。此外，他剧作的上演频率也呈减少之势。然而，更令他个人感到困扰的却是，他那装帧精美的煌煌两大卷《论色彩理论》（Zur Farbenlehre,1810）尽管辅之以一整卷的整页彩色插图与所配文字“含有对歌德色彩理论所做解释的十六大表格”，却仍然乏人问津。这部作品乃是他对光学色彩现象进行的长达二十多年思考的最终结晶，却几乎为大众所漠视，而他那反牛顿的立场也被科学社团视为某种由一位缺乏科学训练而富于想象力的思想家所做的半吊子表述。这是对歌德自我的无情打击，一种他惯常的顺命态度并不能加以超越的打击。在他1832年去世的三年之前，他对约翰·彼得·埃克曼（Johann PeterEckermann）吐露了他巨大失望的原因所在。他告诉这位友人，曾经有过、当时有着、将来还会有其他优秀的诗人，并非他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令他自豪。相反，“……我是我所处世纪正确了解色彩理论这一艰深科学的唯一之人——这是某种我做得很好并以此自感优于众人的东西。” 叔本华断言，他的色彩理论“……令其作者［原文如此］终生牵挂于心，远甚于他所有诗作令他挂怀的程度；正如有关他的传记以及他所写的自传所充分证明的一样”。崇敬歌德诗作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对歌德关于色彩的困惑可能深有同感，他曾经发出的抱怨之词：“歌德关于组成光谱的色彩构成的理论，并未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理论，它其实甚至都不是一种理论。用它不能预见到任何东西。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模糊的概要性提纲……也不存在任何能够支持或反对该理论的决定性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可能与诗人同时代的科学工作者会予以支持的观点。 歌德渴望着获得一位助他推广色彩理论的盟友。这位也在科学领域受到过良好训练的年轻哲学博士，似乎是一位能够担当此任的可能人选。歌德还在叔本华身上感到某种相投的意气。叔本华后来在同友人大卫· 阿谢尔的一次谈话中声称，在数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方面，歌德同自己见解一致。在《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叔本华将它们两者都作为理性的产物，降格到了认知的充足理由律的范围之内；两者都落入了抽象与概念之物的范围之中。严格说来，它们能做的最好的事，乃是不必提供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先验本质的直接洞见，便能使我们相信不同命题的真实性。叔本华写道，“在其他原因当中，这或许便是为何许多称得上极为杰出人士之所以厌恶数学的一大原因。”歌德所持的正是这种看法。此外，叔本华还对几何性的证据进行抱怨，它们被他视为令人不满的把戏，因为我们所想获得的，是看到得自于空间不同部分之间的种种关系。歌德的目标也是洞见，而不是被强迫接受的坚定信仰，他要求他的光学证据在视觉上得以呈现。叔本华在他博士论文中从头至尾地反复重申，直觉是根本的、首要的，它是任何重要洞见的基础，而抽象之物、纯粹概念性的东西，则是次要的、派生的，它只有当能够回溯到直观之物的时候，才有意义。谈到色彩的时候，歌德实乃全神贯注。 然而，歌德却未能觉察到叔本华对唯心主义的坚决拥护，这是某种他如果稍加留心读过《四重根》便会显而易见的东西。但孜孜不倦地阅读哲学作品却并非他的风格。相反，他是为了能够欣赏那些激发出他自己天赋才能的见解而有选择阅读文章的。他甚至告诉叔本华说，当他在阅读康德某页作品之时，他觉得他仿佛进入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但正如歌德对光有着热爱一样，有时候，那种刺眼的强光却导致某种残留影像，使他看不清那些与他感受相对立的东西。叔本华的认识论就本质而言是康德式的，而这会成为他将构建的色彩理论所赖以立足的基石，这种色彩理论是与以灵感为源泉的色彩理论相互对立的。据说，叔本华有一次在同一位友人聊天的时候，曾经说道：“歌德是位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完全拒绝此种看法：物体自身只在它们被认知主体加以表现之时才存在于那里。他曾经用他那双朱庇特般的眼睛凝视着我，对我说道‘难道光只在当你看到它的时候才存在吗？不，如果光没有看见你，你就不会在那里。’” 歌德也未能觉察到叔本华缺少那种作为一名因被他人说服而改变信仰的人所需的个性。他仰慕歌德，但他的性格从不会让他使自己屈从他人，尤其是当他相信此人偏离真理之时，则更是如此。首先，歌德对其信徒这一性格特征缺乏识别能力，正如他起初对叔本华的知性潜质缺乏识别能力一样。当叔本华1811年转学进入柏林大学之时，歌德为叔本华给沃尔夫写的介绍信，提供的只是关于这名初到柏林的大学生的传闻而已。歌德写道，别人告诉他说，他对待学业颇为认真，但他也暗示说，叔本华或许尚未定下方向：“他似乎已经不止一次改换过专业。”为他帮忙，歌德在之后请求沃尔夫与叔本华面谈，以得出他是否真正值得沃尔夫为之花费时间的结论。但在后来，据传是在耶拿一次派对上，歌德曾经间接为叔本华说情。闷闷不乐的叔本华默然独立窗旁，仅仅是观察着周遭，并不参与其中。据说歌德此时让那群咯咯傻笑、闹个不停的女孩子安静下来，他对她们说道：“孩子们，让他安静一会儿吧；他不久便会成长到越过我们所有人。”可以肯定地说，歌德很可能并未预料到，叔本华将会一飞冲天。然而，歌德却通过他的博士论文认识到叔本华才智的发展。当他们在歌德位于弗劳恩普兰的住所初次会面之后，诗人在给他的好友卡尔·路德维希·克内博尔（Karl Ludwig Knebel）的信中写道：“年轻的叔本华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位超凡出众又十分有趣的年轻人。你同他将鲜有接触，但你却必须去结识他。他可以说是在极为顽固地玩着现代哲学的纸牌游戏，并使得他的奖金金额翻上一倍或两倍。哲学家行会的师傅是否会将他接纳入会，我们将拭目以待。我觉得他非常聪明，否则，就把他当成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歌德并未活到目睹叔本华被哲学行会师傅接纳的那一天，而叔本华则会在后来使用这一名称来贬抑那些对其作品漠然视之的行会成员。当然，歌德是亲眼见识了他的“极度的顽固”，他在年轻哲学家首次拜会他个人后便立即发现了这一点。这一性格特征支撑着叔本华度过了数十年的岁月，在此期间，在哲学行会师傅的眼中，他甚至连学徒都算不上。此外，只要他觉得自己发现了某一真理，这种顽固便会以其最为严重的形式表现出来。叔本华关于信念的重要文章之一，为这一态度提供了基础：亦即，真理势必大行其道。歌德也将从叔本华的顽强不懈中获得益处。他将会终生推广歌德的色彩理论，却是以一种诗人可能预见到的方式，即用它来间接推广他的哲学。叔本华因此在1855年抱怨道：“我的哲学与歌德的色彩理论的命运证明了，是一种何其居心叵测而又毫无价值的精神在掌控着德意志学者共和国。” 从1813年11月29日至1814年4月3日，叔本华与歌德至少见过七次面。多年之后，当叔本华用英语向歌德《论色彩理论》的英国译者查尔斯·洛克·伊斯特莱克作自我介绍时，他自称为“歌德（Goethes）［原文如此］本人的门徒以及首位向公众承认的皈依者。他曾于1813年及1814年亲自指导过我，并向我亲自展示了那些最为复杂与困难的实验”。叔本华还在《个人简历》中声称，他们侃侃而谈，从色彩理论到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就“所有可能的哲学话题”进行的对话，可谓兴之所至，无所不包。叔本华对这些谈话的珍视程度，可能更甚于对他们就色彩理论所进行的谈话，因为他坚称，他1814年春之前，便已在脑中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叔本华曾向一位友人谈到，歌德对这些哲学谈话颇为看重。叔本华声称，这位诗人说过，他同其他人是在打发时间，但同叔本华却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至于歌德本人，他在几次会面后便觉察到叔本华性格如何，想到叔本华时，他写下了以下诗句：“我仍愿继续承担老师的重任／如若学生还未变成老师。”如果这句诗说明歌德已经开始觉得难以接受叔本华本人的话，那么，他必定认为继续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值得努力的事情。在最后三次会面当中，歌德承担着老师的重任，却并非未将叔本华置于其应处之位。在他们倒数第二次会面当中，歌德小小地捉弄了叔本华一下：“你多大了？”歌德问道，叔本华答道：“二十六岁。”歌德回应说：“如此之年轻，阅历便已如此之丰富。如果我在你这个年纪便已是如此见多识广的话，那我将会是创造出何其之多的作品啊！”歌德在二十六岁之时，进入魏玛公国的宫廷供职，并因为《少年维特之烦恼》大获成功而大名鼎鼎。他在同样年纪所取得的成就远甚于傲慢无礼的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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