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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山三老

 国民一员 2018-07-19

雄山三老

雄山三老

荫城有句相沿多年的古话:“荫城有三宝,煤炭、铁器和三老。这三老就是真正使雄山书院达到鼎盛的,号称“雄山三老”的李维馨、杜敩、董程这三位饱学之士,他们不仅是曾官至尚书的达官显宦,更是满腹经纶的恂恂儒者,先后仕于元、明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

李维馨,字庭芳,长治荫城人。由于“世儒家”的出身,再加上他“志敏好学,有经国济世之才”,在元朝末年烽烟四起之时,他曾应募入元朝丞相脱脱的幕中。在随脱脱围攻据守徐州的红巾军时,他“提出据要害以号令四方,推择豪民以销他变,止妄杀,使人得自新”的谋略,为脱脱采纳,取得了徐州之役的胜利。后又应时任陕西行省左丞察罕帖木儿之聘,参与军机,后任兵、刑、工、礼四曹尚书,成为元顺帝的股肱之臣。但长期的仕宦生涯使他明白了元朝已经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又因与扩廓帖木儿有隙,便辞官归乡。归隐后,在元明相交的乱世,他组织乡勇据险而守,保境安民,使家乡免遭兵燹之灾。

明朝建立后,天下大定,隐于乡间的李维馨从此得以醉心于著书立说,对施教于乡,更是格外热心。他“守其先世雄山书院,杜门训子”,倾其家财,重整书院。他在书院修建了可已堂、知非斋、万松堂。知非斋,表示他已省前半生之过。可已堂则表达出自己“可已而已,知足常乐”心态。万松亭则示自己从此纵情于山水,再不过问政事之意。从此过起了“斋居如水纤尘远,正是先生乐道时”“归来坐此消闲虑,酒兴诗怀分外清”的生活。他的著述有《知非斋稿》以及《宋辽金正统论》等。

功名利禄已成过眼云烟,他在意的只是传道解惑,兴文布教,造福一方。雄山书院在他的主持下,进入了鼎盛期。李维馨还力邀两位老友---曾任礼部尚书的杜敩和曾任户部尚书的董程到雄山书院讲学。

 杜敩,字致道,号拙庵、南坡、太行樵者,壶关人。杜敩自幼就敏而好古,才学横溢。他精通《易》《诗》《书》三经,尤精于易学。杜敩仕宦多年,逢元末乱世,朝政腐败,天下动荡,他辞官归乡,隐居太行之阴的抱拙庵,谢绝仕进,专注于传道授业。在乡期间,他还把唯一的爱女嫁给李维馨的儿子李谨,两家结为秦晋之好。李维馨重整雄山书院后,他欣然命笔,题写了“雄山书院”的匾额。杜敩富于学识,一生著述颇丰,有不少诗文行世,最有名者就是《拙庵集》。

董诚,字友道,长治县东火人,是一个儒吏兼通的贤能之士。精于管理土地、户籍、赋税等事务,既做过户部尚书这样的京官,也做过山东行省参政这样的地方大吏。在乱世中,董诚还能做到守法奉公,清廉自守,本想有一番作为,但元朝黑暗政治的现实,最终也使他绝意仕进,辞官归乡

这三位志向相投、热心地方教育的老者,结社于雄山之巅,授学于雄山书院。他们结社唱和,校诗论文,教化后人,赢得了“雄山三老”的美名。一时间,朝野之士纷纷至此受教,雄山书院达到了鼎盛。入明朝后,在洪武年间,这三位前朝老臣都曾受到新朝皇帝朱元璋的礼遇,相继受诏入京“讲画礼仪”“考定礼乐”,协赞政事,为明朝初年天下的安定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三老虽颇受洪武皇帝的礼遇,但毕竟年事已高,且久已绝意仕途,不久都辞归故里。从此,三老聚首雄山,以兴办书院,教化乡人为乐。他们志在传道授业解惑,提高当地士子的文化素质,并不鼓励弟子们进入仕途,所以雄山书院虽主导一方的风雅多年,但没有培养出一个高官显宦。李维馨还曾现身说法训导弟子们:“有田力可种,有书勤可读。人生宵壤间,胡为图利禄。名堂曰可已,知此万事足。桃李罹前途,子孙常在目。受享百年期,更无荣与辱。嗤彼趋炎徒,扰扰空相逐。”雄山三老的这种教育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荫城人,他们虽不乐仕进,但秉承三老的教诲,明礼诚信,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在明清两朝,孕育出了一批商业巨子,打造出了“万里荫城”的盛名。在雄山三老的教化下,上党地方的文化在明初得到了腾达发展,“雄山三老”也成为后人所仰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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