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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耀州窑是柴窑之说，最初是由耀州窑的一位考古专家提出，有一编文章，初衷应是想解开千年之谜的柴窑，但后来被一部份人利用了。耀州窑是柴窑的主要依据，这里根据原文作一简单的归纳八点如下：一．说五代时期的地层，为什么会出现与官汝青瓷之釉色相近似的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二．《晋书．地理志》：“北地郡统县二，泥阳，宣平。”泥阳为今耀县和同官南部。《隋书．地理志》：华原、同官、宣平“原魏置北地郡”。北魏，北周道教碑上刻有“北地郡”。这些资料都说明耀州在1000多年前曾属于“北地郡”。（所以，1000多年前的“北地郡”与曹昭的“柴窑器，出北地”是一样的，曹昭本人与1000多年的“北地郡”两者有必然的联系，也就可证明柴窑是耀州窑生产———笔者注）三．“有细纹”是工匠在瓷器釉面刻划的各种图案、也是开片纹。四．“多足粗黄土”是满釉裹足支烧和满釉垫烧的底部粘砂痕或刮釉。五．“滋润细媚”是细媚可爱。六．“青如天与天青色”是像耀州窑一样的青瓷。（笔者注：而实际上耀州窑的釉色是青绿色。）七．“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些特征耀州窑也可套用上。八．其它古文献记载柴窑的奇异特征与耀州窑不符，所以文献不对，不能作为研究柴窑的依据。以这八点就说明耀州窑是柴窑，值得商榷。一．耀州窑的年代问题。二．历史上的“北地郡”与曹昭本人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文献记载柴窑的奇异特征与耀州窑完全不符。四．柴窑的窑址。 一．耀州窑的年代问题 耀州窑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谢明良先生：《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故宫学术季刊》1998年第16卷2期。发掘报告《五代黄堡窑址》一书，内容虽广涉出土作品的造型、装饰等特征以及制作工艺等各个方面，唯独对编年的依据语焉不详。谢明良通过大量的比对、研究后，指出：耀州窑所谓五代青瓷标本中，至少包含了早晚两期标本在内，早期或可上溯五代，事实上包括了许多北宋早期作品在内。）。可以看出，现在定为五代的耀州窑瓷，有许多是北宋早期或是中期的器物，这些所谓五代青瓷的年代都有问题。更何况五代政权 (包括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存在了53年。柴荣在位5年（公元954--959），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四朝以及后周郭威，柴宗训时期等共48年中烧造的瓷器，怎么统统都变成了柴荣烧造的“柴窑”了？这怎么解释？现在看来是，耀州窑要举全力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53年中（公元907—959）烧造的所有瓷器，以及北宋早期至中期烧造的瓷器，加起来共约100年烧造的瓷器，全部定为后周柴荣时期烧造，全部改名叫柴窑。那些被定为五代耀州窑的器物（也就是所谓的“柴窑”），又怎会大量的出现在辽代的墓葬中，难道是汉人把“世不一见”，“片柴值千金”的柴窑（瓷皇）送给了辽人？文献记载柴窑是“诸窑之冠”。说的是，柴窑在所有的瓷器中是最好的，没有哪种瓷器能超越它。耀州窑宣称是“诸窑之冠”，而事实是，耀州窑在五代是发展时期，鼎盛时期在北宋，五代自身都被北宋超越了，怎会是“诸窑之冠”，与“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秘色瓷，建窑”等比比，看看耀州窑会成为“诸窑之冠”吗？ 二．历史上的“北地郡”与曹昭本人没有必然的联系 历史上的“北地郡”与曹昭的“柴窑器出北地”没有没有必然联系，不存在因果关系。柴窑烧造地址的古文献记载有，曹昭的《格古要论》“柴窑器，出北地。”和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王佐明确指出，柴窑在河南郑州烧造。把“出北地”说成是历史上“北地郡”的依据有以下三种。 A．第一种说法：1.《晋书．地理志》：“北地郡统县二，泥阳，宣平。”泥阳为今耀县和同官南部。2.《隋书．地理志》：华原、同官、宣平“原魏置北地郡”。3．北魏，北周道教碑上刻有“北地郡”。 然而，“北地郡”这一地名，在隋开皇（公元581年）就已被废除改为“华原”。若按以上的说法，则是，曹昭在写《格古要论》时，他偶然看到了“耀州”的地名在1000多年前曾叫“北地郡”的资料后（但曹昭偶然看到资料的机率几乎为零），就心血来潮的不用官方和民间（文人）都已习惯使用的“耀州”地名，而改用800多年前就已被废除的“北地郡”，然后又一不作二不休的将“北地郡”再改成“北地”的地名来写“柴窑器，出北地。” B．2010年西安柴窑论坛上说：从三国（魏）到随代，“北地郡”就包括现今铜川市耀县及周围一带地方，唐代虽已不设“北地郡”，但从“唐代田君墓志铭”来看，当时人们习惯上还沿用旧名（历史上北地郡和北地最长时间称谓，约500年）。由此推论，五代以后人们继续沿用旧名亦不无可能。（如北宋晚皇帝御赐的《德应侯碑》还将宋耀州同称唐时的华原郡，可见古代的地名的变更是叠加共同使用一段，逐渐过度的。）所以“出北地”就是耀州窑。 C．现在北京2012年的第二届柴窑论坛说，（全国学者欲破解千年之谜为柴窑出自陕西遍寻线索，说欧阳修《新五代史》等诸多典籍中，都可发现耀州窑一代在古时属于北地郡辖区。清代西安太守在重建耀县文正书院时的题刻文集中记载：“范仲淹曾守北地以教化为先。”所以耀州窑是柴窑。）。而这些零星的依据，都是欧阳修，西安太守等转摘前人的资料，但既使是他们本人所写的“北地”，也跟曹昭本人写《格古要论》的“柴窑器出北地”挨不着边，不存在因果关系。 历史上有“北地郡”这一名称和耀州一带曾属“北地郡”是事实，也是无可争议的。但把出北地（曹昭本人）与历史上的“北地郡”两者混淆的硬扯在一起，就不是一回事了。从“北地郡”被废距曹昭写《格古要论》的“柴窑器，出北地。”约800年时间。仅凭“唐代田君墓志铭”的“北地华原人”和北宋晚皇帝御赐的《德应侯碑》将“耀州”同称唐时的“华原郡”。就由此推论出了700多年后的曹昭写《格古要论》的“出北地”就是历史上的“北地郡”。也就是说，曹昭不用官方和民间（文人）已习惯，正常使用的地名“耀州”，而是反常的要把“耀州”改成用800年前就被废除的地名“北地郡”来写柴窑。以上的推论，是用很远久的极个别人沿用“北地”的字影，来以点带面，来推论800年后的官方和文人也在沿用，这种牵强附会的推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以上列举的宋《德应侯碑》，也只是采用相距近的唐代“华原”称谓，并没有采用在800多年前就已废除的“北地郡”。既然用“北地华原”和“华原郡”来推论古人继续沿用旧地名的叠加使用，就应继续推论下去，推下去的结果是：若柴窑果真是耀州窑生产，曹昭既使不写“柴窑器，出耀州”。应该写的也是“柴窑器，出北地华原”或“柴窑器，出华原郡”或“柴窑器，出耀州华原”之类。而不是推论了一半就把“华原”的概念偷换成了“北地”，强行要曹昭承认他写的“北地”就是历史上的“北地郡”。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1．明初曾将河南“开封“改成“北京”，距今约700年，当时开封（北京）发生的事，不能推论成是现在首都“北京”的事。现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也不能推论成是明初开封（北京）的事。现在的官方和民间（文人）习惯上还有把“开封”写成“北京”的吗？2．现今的首都“北京” 民国时叫“北平”，距今才60几年，现在的官方和民间（文人）习惯上还有用“北平”这地名的吗？“北平”的称谓早已淡忘、消失在人们的记意中，在人们的印象中、潜意思里只有“北京”的称谓，这才只有60几年的时间。而“北地郡”被废距曹昭写《格古要论》相距时间长达800年。 相反，用“耀州”地名的文献记载倒是很多，简单抄录几段如下，用事实来证明官方和民间（文人）并不沿用800年前就被废除的“北地郡”，而是正常、习惯的使用“耀州”的地名称谓。 1．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所刻的《德应侯碑》文：“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尚书郎阎公作守华原郡．．．．．．”。特别强调，碑文开头的第二和第三字，就非常清楚明白的写出“耀州”两字。碑文中将耀州同时称“华原郡”，也仅是采用相距近的唐代称谓“华原郡”，并没用早就废除的“北地郡”。 2．宋人陶榖在《清异录》中有“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碗．．．．．．” 3．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塑用以分茶。” 4．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现有学者将“极粗朴不佳”，说成是将耀州窑的产品和其它省份的仿烧品混为一谈。即然能有此一说，那是否可反过来“以其类余姚秘色也”，把余姚的“秘色”当成“耀州瓷”混为一谈？这里已看出，古人对耀州窑烧造的器物并不看好。除了柴窑，五代时烧造最好的瓷器是浙江的越窑，耀州窑在五代是发展时期，鼎盛时期在北宋，还有“五大名窑”的质量、烧造的技术难度，永在耀州窑之上，耀州窑更是无法与“曜变天目”建盏相比等等这些，都是五代的耀州窑无能及的，那么，耀州窑又怎会称得上“诸窑之冠。”？ 5．宋人王存、曾肇等在《元丰九域志》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6．《宋史。地理志》记有“耀州紧华原．．．．．．贡瓷器。” 从宋代文献中已看出：1．《德应侯碑》和《元丰九域志》叠加使用的地名是“耀州、华原郡”，2．《宋史．地理志》叠加使用的地名是“耀州、华原”。3．《清异录》、《清波杂志》、《老学庵笔记》用的地名是“耀州”。这些文献中都没有出现800年前被废除的“北地郡”字影。“耀州”是宋代的官方和民间（文人）都已习惯、正常使用的地名，有叠加一起使用的也只是“华原”的称谓。这就更进一步的说明，若柴窑果真是耀州窑烧造，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写的应是，“柴窑器，出耀州”、 “柴窑器，出耀州华原”、“柴窑器，出华原”、“柴窑器，出华原郡耀州”之类。而不是莫名其妙的“出北地”。 北地除了解释历史上的“北地郡”外，还可解释为北面的地方或北方，“北地”是泛指方位。 1．《史记—燕召公世家》：“王（齐王）因章子（匡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唐司马贞索引：“北地，既齐之北边也。” 2．文选－枚乘《上书重谏吴王》：“张朝将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军不得太息，巨窃哀之。”李善注：“将北地，谓将兵在吴军之北也。” 3．俞樾《茶香室四钞》卷二引用元陆友仁《研北杂志》：“政和中，丹阳县北地，名石羊子，有盗发古冢，云是梁宏偃将军墓。”注解：“政和”，宋微宗年号。丹羊县北面，有一个叫石羊子的地方。 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杨静荣老师在《传统鉴定必须与科技鉴定相结合》一文中说：“王佐修订《格古要论》时，据曹昭成书时间仅68年，而且有传世版本为依据，王佐的修订工作做得十分认真，脱文漏字的地方均已补齐，不能补的和没有确切把握的，也都注明了'原文缺’。而王佐新增订的内容，也都注明了'后增’，'新增’。可以认为王佐的书完全保留了曹昭《格古要论》的原貌。新增《格古要论》柴窑条目注明'出北地河南郑州’，且没有'后增’、'新增’字样，说明该条目就是曹昭原书所载。” 曹昭的《格古要论》还说：“汝窑器，出北地。”这里，曹昭也只写出汝窑的大体方位在北地。现在世人皆知，汝窑的窑址就在河南汝州。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同样把曹昭的“汝窑器，出北地。”改成“汝窑器，出汝州。”这就更加证明了柴窑的烧造地泛指河南郑州一带的范围。事实已证明，王佐对汝窑烧造地的改动是很正确的。同样也可证明，王佐把柴窑的烧造地“柴窑器，出北地。”改成“柴窑器，出河南郑州”也是正确的。历史上的“北地郡”与明初曹昭写《格古要论》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存在因果关系。 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二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总结 （故宫博物院 吕成龙） 各位代表： 下午好！ 经过两天紧张、有序、认真、严谨的研讨，“第二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现已顺利完成活动的各项议程，即将落下帷幕。现在，我受大会组委会的委托，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 本次活动是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柴窑文化研究所、铜川市文物旅游局主办，西北大学文化遗产院、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收藏家》杂志社、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协办，陕西秦煤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赞助。 本次活动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举行新闻发布会，二是举办学术研讨会。 2012年11月3日上午，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重庆厅，隆重举行了本次论坛新闻发布会。来自北京、陕西、台湾、广东、江苏、浙江、内蒙古自治区、辽宁、河南、河北、深圳等地的近80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由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安柴窑文化研究所所长寇玉徽女士主持。 出席发布会的领导和嘉宾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民先生、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邰亚秦女士、中共铜川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冯新柱先生、中共铜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莉霞女士、铜川市副市长何尚民先生、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研究员吕成龙先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翔宇先生、《收藏家》杂志社社长邓丁山先生、陕西秦煤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傅宣亮先生、西安市柴窑文化研究所常务所长兼秘书长王学武先生等。 王亚民副院长、铜川市文物旅游局惠善利局长、邰亚秦副局长、吕成龙副主任、张翔宇副院长、邓丁山社长、傅宣亮董事长、王学武常务所长等，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均对本次论坛的召开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热烈祝贺。 寇玉徽所长宣读了陕西省文物局向大会发来的贺电。 冯新柱书记宣布“第二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开幕。 2012年11月3日下午至4日全天，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金台饭店九层会议室隆重召开（5日安排参观故宫及博物馆）。会议室内陈列了200多件（片）唐代秘色瓷、五代天青釉瓷及宋代五大名窑瓷器标本和完整器物，供与会代表们对比观摩。 本次会议共收到与会代表提交的学术论文29篇，共有20位代表在大会上做了学术发言，内容涉及有关柴窑的文献考证、各地墓葬、塔基、遗址出土文物研究等。代表们在发言中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向大家详细地介绍了各自在柴窑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每位代表发言过程中和发言后，不时有代表提问，发言者和聆听者之间展开了很好的互动，会场气氛既严肃又活泼，取得较好的效果。特别是一些新的发现和证据引起大家极大兴趣，并得到大家的认可。代表们一致认为，此次会议开得很好，获益良多，不虚此行。特别是看了在会场展示的与柴窑研究有关的高质量的五代至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标本后，代表们都感到大饱眼福。而一些首次看到这些标本的专家、学者更是对一千多年前的耀州窑能够烧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天青釉瓷感到惊奇，对其赞不绝口。归纳起来，本次会议取得以下成果。 一、 认为应本着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进一步加强对有关五代史、宋代史记以及柴窑文献的研究解读，纠正以前认为“揭秘柴窑必须要有一方柴窑碑记出土”的误导，对一些问题要做符合历史事实的合理解释。建立起“理论与历史事实真相印证、文献与北地历史建制印证、记载与天青釉色实物印证、实物与五代末北宋初年限印证、年限与窑址考古发掘印证”的揭秘柴窑的科学证明体系。 二、 要重视五代耀州窑青瓷的断代研究。应在进行更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去寻找证据，并运用“对比分析”、“逐一排除”的新方法来揭秘柴窑。她应该是“唐代秘色瓷”与“宋代汝窑瓷”之间最美的天青釉色瓷器。 三、 郭沫若先生曾考证“北地郡”延续设置到隋代，但新发现的“唐故北地郡”墓志和清代乾隆《续耀州志》中当地《重建文正书院碑记》有关范仲淹“守北地”的记载，则证明“北地”的称谓在延续使用至唐、宋、明、清时期，而北地郡所辖范围包括现在的耀州窑遗址所在地。窑址发掘报告证明五代末耀州窑在全国首先创烧天青釉色瓷器。 四、 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四张耀州窑窑神碑拓片中，新发现了耀州窑建窑神庙祭祀窑神“创自周”的记载。这里的“周”应指五代后周。而且碑文中还提到“至五年、至宋，迄今重修”。其中“至五年”的提法恰与柴荣即帝位5年多的时间相吻合。而“至宋，迄今重修”则说明曹昭《格古要论》所记“世传”不是“世间传说”的意思，而是“世世代代传承有序、延绵至今”的意思。 五、 经查，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数件五代末至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 六、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实物资料看，在众多柴窑说法中，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与文献中有关柴窑瓷器特征的描述相符合。 各位代表，随着新的文献和实物资料的不断发现，我们欣喜地看到，在2010年成功举办“首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的基础上，这届论坛又有了不少新的碑刻证据发现，取得了不少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建立一套了尊重历史事实又相互印证的科学证明体系，为揭秘柴窑铺平了道路，将柴窑研究推向更科学、准确、符合历史真相、有窑址发掘支持的高度，我们深信，只要大家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以历史事实为印证，以北地生产为线索，以天青实物为证据，以窑址考古为依托，运用“对比分析”、“逐一排除”方法，“柴窑”这一千古之谜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揭开。 最后，预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返程一路平安！ 吕成龙 2012年11月4日            也说说第二届柴窑论坛会议取得了六大成果！ 声称：一、 认为应本着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进一步加强对有关五代史、宋代史记以及柴窑文献的研究解读，纠正以前认为“揭秘柴窑必须要有一方柴窑碑记出土”的误解，对一些问题要做符合历史事实的合理解释。建立起“理论与历史事实真相印证、文献与北地历史建制印证、记载与天青釉色实物印证、实物与五代末北宋初年限印证、年限与窑址考古发掘印证”的揭秘柴窑的科学证明体系。 回：你们喊着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所谓的建立起“理论与历史事实真相印证、文献与北地历史建制印证、记载与天青釉色实物印证、实物与五代末北宋初年限印证、年限与窑址考古发掘印证”的揭秘柴窑的科学证明体系。说的这些只是作为掩人耳目的口号，而事实是：文献记载的柴窑与耀州窑有一点点相似就断章取义的说文献是对的，文献记载的柴窑与耀州窑对不上号，就说文献是错误的不能做为研究柴窑的依据。曹昭说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见世少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等与耀州窑的特征完全对不上。还有其它文献记载的，如：“瓷片光芒夺目，如飞箭一般。”；“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宝莹射目” ；“流光四溢”；“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出，者般颜色作将来。”；“粉翠胎金结，华腴光暗滋。旨弹声戛玉。”这些记载柴窑的奇异特征，耀州窑器物更是不存在。柴窑在宋代就“世所稀有”，在明，清时“世不一见”，“片柴值千金”。而今是，耀州器的所谓柴窑整器、残件、瓷片等大量的不断涌现。耀州窑那些窑址，地层，窑炉，窑具，瓷器标本，考古报告等资料，展现、证明的是历史上的耀州窑在现今的考古发掘成果和耀州窑的历史，而与柴窑没有关系。不管是年代问题，还是“出北地”，以及文献记载柴窑的特征等各方面，大量的事实都证明耀州窑不是柴窑，把耀州窑定为柴窑是伪命题。 声称： 二、 要重视五代耀州窑青瓷的断代研究。应在进行更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去寻找证据，并运用“对比分析”、“逐一排除”的新方法来揭秘柴窑。 回：耀州窑的年代问题，耀州窑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谢明良先生：《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故宫学术季刊》1998年第16卷2期。发掘报告《五代黄堡窑址》一书，内容虽广涉出土作品的造型、装饰等特征以及制作工艺等各个方面，唯独对编年的依据语焉不详。谢明良通过大量的比对、研究后，指出：耀州窑所谓五代青瓷标本中，至少包含了早晚两期标本在内，早期或可上溯五代，事实上包括了许多北宋早期作品在内。）。可以看出，现在定为五代的耀州窑瓷，有许多是北宋早期或是中期的器物，这些所谓五代青瓷的年代都有问题。更何况五代政权 (包括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存在了53年。柴荣在位5年（公元954--959），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四朝以及后周郭威，柴宗训时期等共48年中烧造的瓷器，怎么统统都变成了柴荣烧造的“柴窑”了？这怎么解释？现在看来是，耀州窑要举全力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53年中（公元907—959）烧造的所有瓷器，以及北宋早期至中期烧造的瓷器，加起来共约100年烧造的瓷器，全部定为后周柴荣时期烧造，全部改名叫柴窑。那些被定为五代耀州窑的器物（也就是所谓的“柴窑”），又怎会大量的出现在辽代的墓葬中，难道是汉人把“世不一见”，“片柴值千金”的柴窑（瓷皇）送给了辽人？文献记载柴窑是“诸窑之冠”。说的是，柴窑在所有的瓷器中是最好的，没有哪种瓷器能超越它。耀州窑宣称是“诸窑之冠”，而事实是，耀州窑在五代是发展时期，鼎盛时期在北宋，五代自身都被北宋超越了，怎会是“诸窑之冠”，与“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秘色瓷，建窑”等比比，看看耀州窑会成为“诸窑之冠”吗？ 声称：三、 郭沫若先生曾考证“北地郡”延续设置到隋代，但新发现的“唐故北地郡”墓志和清代乾隆《续耀州志》中有关范仲淹“守北地”的记载，则证明“北地”的称谓延续使用至唐、宋、明、清时期。而北地郡所辖范围包括现在的耀州窑遗址所在地，窑址发掘报告证明五代末北宋初在全国首创天青釉色瓷器标本。 回：郭沫若先生曾考证“北地郡”延续设置到隋代，那是官方对旧地名的废除和新地名启用的历史证明。“唐故北地郡”墓志是极个别的使用，它与曹昭的柴窑地出北地没有丝毫关系，不存在因果关系。清代乾隆《续耀州志》中有关范仲淹“守北地”的记载，也只是个别转抄引用前人的资料，按此强词夺理的推论“北地”的称谓延续使用至唐、宋、明、清时期若能成立。按照你们的逻辑，现在有人看到了清代乾隆《续耀州志》中有关范仲淹“守北地”的记载，是不是也就可证明“北地郡”延用致今的2013年？？？若以后不断的有人看到范仲淹的“守北地”，也就证明“北地郡”的地名使用就是不断的延用下去？？？揪住“出北地”这一字影，段章取意，歪曲历史，把历史上的“北地郡”与曹昭的“柴窑器，出北地”相混淆，两者硬扯成有必然的联系。这就叫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吗？ 声称：四、 从故宫博物院所藏四张耀州窑窑神碑拓片中，新发现了耀州窑建窑神庙祭祀窑神“创自周”的记载。这里的“周”应指五代后周。而且碑文中还提到“至五年、至宋，迄今重修”。其中“至五年”的提法恰与柴荣即帝位5年多的时间相吻合。而“至宋，迄今重修”则说明曹昭《格古要论》所记“世传”不是“世间传说”的意思，而是“世世代代传承有序、延绵至今”的意思。 回：窑神碑记载的是耀州窑作为“普通民窑”，耀州窑瓷器的大量烧造，解决了耀州一带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老百姓才用以祭祀窑神，这与柴窑又有何干？ 声称：五、 经查，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数件五代末至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 回：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数件五代末至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那些瓷器与柴窑有关系吗？ 声称：六、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实物资料看，在众多柴窑说法中，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与文献中有关柴窑瓷器特征的描述相符合。 回：不管是柴窑的“出北地”，“年代问题”，“还是文献记载柴窑的特征”等等，都与耀州窑对不上号。这“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实物资料看，在众多柴窑说法中，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与文献中有关柴窑瓷器特征的描述相符合。”是从何而来？难道就靠网罗了政府官员、文物部门人员、一些专家、企业老板等等，来狐假虎威的就把与柴窑完全不符的耀州窑定为柴窑？ 声称：千百年来，有中国古代官窑之首（柴、汝、官、哥、钧、定）称谓的柴窑，因窑址失传千年而一直显得异常神秘，这也成为困扰众多文物、瓷器专家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谜题，此次论坛的举办，将柴窑文化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回：通过以上，可以看到，耀州窑是柴窑之说是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不尊重历史事实的，理论与历史事实真相背离，对古文献进行歪曲、段章取意。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与耀州窑完全不符，年代问题不对，北地郡不对等等糊乱搅在一起，这就叫揭秘柴窑的科学证明体系？？？这就叫将柴窑文化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文献记载柴窑的奇异特征与耀州窑完全不符 耀州窑除了把历史上的“北地郡”与曹昭本人混淆，牵强附会的硬扯在一起外，文献记载柴窑的特征与耀州窑的器物特征不相符。曹昭的《格古要论》记载“柴窑器出北地，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见世少见。”曹昭说柴窑是天青色，但耀州窑是青绿色，与天青色完全不是一回事。“滋润细媚，有细纹”。耀州窑的人把“滋润细媚”解释成不着边迹的细媚可爱，而“滋润细媚”是对柴窑具体的描述，也就是像羊脂玉般的细腻滋润，才是真实的“滋润细媚”，也符合玉质“声如磬”的特征。 把“有细纹”说成是人工刻划在釉中的各种图案。但《格古要论》对定窑刻划花图案的记载是：“古定器，俱出北直隶定州。土脉细，色白而滋润者贵，质粗而色黄者价低。外有泪痕者是真，划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绣花者次之．．．．．．”。对磁州窑刻划花的记载是：“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记载龙泉窑是：“古龙泉窑，今曰处器、青器。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粉青色者低。有一等盆，底双鱼，盆口有铜棳环，体厚者不甚佳。”。从中已看出，如果瓷器釉面上有人工刻划花图案，曹昭都非常清楚的写出“划花”，“绣花”。在同类器物中，没有刻划花的又写出“素者”，“泪痕”等，在古龙泉窑中还写出了盆底有双鱼。可以说，把“有细纹”说成是工匠在瓷器上的刻划花图案，完全对不上号。试问，古人在纸张上作画或在木板上雕刻山水，花草树木，动植物等图画，是称作“有细纹”的吗？ 再来看一下《格古要论》是如何写“汝、官、哥”窑的开片纹的。对哥窑的开片描述是“哥窑取纹裂、膳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写官窑的开片纹叫蟹爪纹“官窑器．．．．．．有蟹爪纹，紫口，铁足．．．．．．伪者皆龙泉所烧，无纹路。”写汝窑的开片称蟹爪纹“汝窑器，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瓷器釉面上的开片纹，比人为刻划在器物上的图案更细小，曹昭都写出具体形像的特征。如果釉面上有凹凸明显、粗细长短不一刻划的花卉，动植物之类的图案，曹昭更会写出具体形像的特征，而不是说成“有细纹”。可以肯定，“有细纹”既不是人工刻划在釉面中的图案，也不是开片纹。“有细纹”是隐现在釉面中随光自然出现，像绢丝一样的纹，才叫“有细纹”。 什么是柴窑的“多足粗黄土”？还是看一看《格古要论》记载的其它古窑器，从中就可得到非常清晰的答案。《格古要论》记载的“古定器”，“古磁器”，“古龙泉窑”，“古建窑”。这些器物的胎底有的是垫烧留下的粘结痕，有的刮釉，有的是整个底部或圈足无施釉，看起来像粗黄土。但《格古要论》对这4种古窑器都没特别说胎足粗黄土、胎无釉等。除此之外，《格古要论》记载的其它各种古窑器，有的底部无釉露胎，有的底部垫烧的粘结痕，也没说足粗黄土、胎无釉。那为什么曹昭要说柴窑“多足粗黄土”呢？也就只能有一种解释，柴窑的底部很特别，与其它古窑器的底部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柴窑的底部是经过工匠的精心设计装饰成黄土一样、又配上天青色的釉，就是“头上青天”，“脚下黄土”的祭祀礼器，用以祭祀天地神灵，才是柴窑真实的“多足粗黄土。”。而耀州窑是满釉裹足支烧，与黄土色有着天壤之别。 除此之外，耀州窑与其它各种古文献记载柴窑的奇异特征更是不符，如：“瓷片光芒夺目，如飞箭一般。”；“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宝莹射目” ；“流光四溢”；“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出，者般颜色作将来。”；“粉翠胎金结，华腴光暗滋。旨弹声戛玉。”这些记载柴窑的奇异特征，耀州窑器物中都不存在。柴窑在宋代就“世所稀有”，在明，清时“世不一见”，“片柴值千金”。而今是，耀州器的所谓柴窑整器、残件、瓷片等大量的不断涌现。耀州窑那些窑址，地层，窑炉，窑具，瓷器标本，考古报告等资料，展现、证明的是历史上的耀州窑在现今的考古发掘成果和耀州窑的历史，而与柴窑没有关系。不管是年代问题，还是“出北地”，以及文献记载柴窑的特征等各方面，大量的事实都证明耀州窑不是柴窑，把耀州窑定为柴窑是伪命题。 四．柴窑的窑址 柴窑瓷器是最终的艺术品，而窑址是为实现这一艺术品的特殊工具。面对精美绝伦，有着极高的文物价值、研究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的柴窑出现在眼前，却拿着看似客观，公证的窑址这一文明棒，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去挖掘有可能被毁坏永远找不到的窑址这种工具，来否定现实中存在的柴窑。这就好比某人收藏着王羲之的一副书法，却硬要去找王羲之当时书写时的笔，墨，砚，画桌等工具，来证明才认可书法是王羲之本人所作。陈万里先生创导的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相结合，实物史料除传世品外，即来源于古窑址的调查与古墓葬的发掘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印证。之所以需窑址加以证明，是因为，各种陶瓷器自身信息量和技术水评不足以自证，也就是说，某一窑口创烧的器物，同一窑系或其它另一窑口也可烧造相类似的器物或是仿造，才需古窑址和古墓葬加以证明。而实物是，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完全相符，又自身奇异的胎和釉的典型特征令后世无法仿造、所承载的巨大的信息量有别于任何一种陶瓷器，其它任何时期，任何窑口都无法烧造相类似的器物，器物本身所具有的各种奇异特征就足以自证是柴窑器。可以说，研究柴窑器物本身的各种奇妙现像，烧造技术，物质成份等等，永比去挖掘可能被损毁的窑址意义大。 随着考古的发掘，也许有一天，柴窑这一神秘的瓷皇窑址破土而出，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柴窑是柴世宗的御用瓷，有很大的可能，柴窑瓷与当今“7501”瓷一样，是特制的专用瓷，是特殊的技术标准，按柴世宗的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出，者般颜色作将来。”要求在天青色的釉面中有彩虹的光芒，专门研发特别烧制。今天，“7501”毛瓷的烧造也没有专门的窑场，与文献记载的柴窑，应该是瓷器烧造史上的巧合？现代用瓷都有秘密研制烧造，其他人不得使用。更何况是天子皇帝御批的御用瓷呢？他的稀少珍贵就可想而知了。从中得到启发，柴窑也是由当时的某一窑场少量的代烧造。柴荣只在位5年多，柴窑瓷的胎釉是用珍贵的诸金宝石，配方极其复杂，烧造的工艺技术难度极大，也只能是极少量的烧造。片柴值千金的柴窑，器物烧成时有发现碎片都被珍藏起来，也就没有标本残器的遗留了，柴窑是由后周朝廷在郑州范围内建一小窑场秘密少量烧造。或又突如奇来的变故，烧制的窑场不留蛛丝马迹的被彻底销毁，掌握核心技术的工匠死亡，窑址与工艺技术随之恢飞烟灭，柴窑址也就可能永远无法再现，昙花一现的柴窑也就没有专门的窑址可供挖掘了。以上四点是笔者根据实物和诸多古文献对柴窑的记载描述，证明耀州窑为什么不是柴窑。 既然有专家提出了耀州窑是柴窑，后面的一些人由于利益的驱使，就继续下去。河南的开封和洛阳是古都，有“汝窑”和“官窑”。陕西的西安也是古都，“柴窑”不能给河南占了，一定要争！想必他们手中都有大量的北宋早中期和五代时期(包括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烧造的瓷器。这53年中烧造的瓷器相混合、又与北宋早期中期烧造的瓷器混在一起，约100年中烧造的瓷器全部定为五代后周柴荣烧造，定为“柴窑”。于是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着，炒作着。西安晚报（地方小报），曾大量的不断刊登，某人在某地，经过艰难的谈判，用很高的价格购到柴窑；某人收藏着价值很高的可定为柴窑的耀州窑；某博物馆收藏着耀州窑的柴窑等等五花八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编故事，目的是让人觉得，那些所谓的柴窑很有市场，报纸都说有很高的价格，有很多人买。于是，吸引不明真相的人跟风，通过各方人士参与和媒体配合的操控，这样，市场就起来了。真怪了，柴窑在明，清时“世不一见”，现在所谓的五代耀州窑的“柴窑”整器，残件，碎片是大量的涌现。当然，作为古瓷窑，耀州窑自身的价值是不可否认。 耀州窑是柴窑的说法，通过多次组织展览，开柴窑论坛等各种造势的宣传活动后，西安柴窑研究所认为，耀州窑是柴窑便是水道渠成的事。因此，要研究柴窑的拿出理论依据和实物来，推翻耀州窑是柴窑之说。西安的第一届全国柴窑论坛，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参与。若以后还有，是否敢在日，英，美，法等国的专家学者面前，公开的把你们的实物和论述以及笔者的实物和拙文一起展示，让外国的专家学者来参与评说？当然，笔者不是崇阳媚外，迷信外国人，外国人也比较不熟悉柴窑。而是一些国人的不尊重历史，歪曲事实，不负责任等等，让外国人来参与评说应该是个方法。对于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专家学者来说，在他们面前用实物与古文献相互印证来说话，相信他们对中国古瓷的探索，分析，研究，会作出实事求是，客观，公证的评说。也有助于早日解开千古之谜团的柴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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