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美文欣赏：历史的物证（西安城墙漫笔）

一尘buran 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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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物证

——西安城墙漫笔

文‖安黎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青睐墙，更依偎墙，更炫耀墙了。

墙无处不在：院落有院墙，城市有城墙，就连长城，说穿了，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墙。

墙不仅在地面上横行,也在人的心里蜿蜒。

墙的功能是阻隔，它昭示着拒绝与抵御。但久而久之，墙逐渐演绎为一个民族生存的保障，性格的特征，心灵的密码，情感的寄托，精神的缩影。于是，厚厚的城墙就成了厚厚的一部书，它尽管面目颓唐，纸张泛黄，但却可以打量，可以审视，可以阅读，可以与之产生心和心的碰撞。

论年龄，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比得上西安。

按辈分，西安是城市里的曾祖父。

当大多数城市还处于蛮荒之时，西安已经是一个熙熙攘攘的繁茂都市。

南倚巍峨的秦岭，北望沃野千里的平原，盘四关之内，踞天府之腹，一个都城一次次在烈火中焚毁，又一次次从废墟中顽强地挺拔而起。腥风血雨，培植了西安无与伦比的顽强与执著。

三千年有文字记录的文明史，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围绕着西安繁殖与恣肆。作为都城，西安容纳了中国历史的哭与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与衰。西安的表情，几乎就是中华文明的原始图谱。

周朝时西安名叫镐京，随后它一直被称作长安。长安起起落落，几易其址，忽大忽小，但相同的是，不论它怎样变化，都受之于一道城墙的束缚与捆绑。镐京时期，西安就有城墙萦绕四周，可惜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城墙遗址已被风尘埋葬，其踪其迹，隐约可觅，却难以触摸。至隋唐，长安城墙的峥嵘从浩淼的烟云中浮现，它以傲视天下的霸气在叙说着一个王朝无与伦比的鼎盛，它以颓败的面目在验证着盛衰轮回的历史宿命。唐代的长安，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只有台伯河岸边的罗马可以与之媲美。唐长安拥有百万余人口，城市的功能划分异常规整与科学，行政区、经贸区、侨民区、居住区、娱乐区等等，各就各位，如受检阅的列队，井然有序，一丝不苟。道路纵是纵，横是横，笔直如线条，交错如棋格。唐长安城的面积无比辽阔，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人有多胖，衣服就有多肥；同样，城市有多大，城墙就有多长。唐长安城的城墙，堪称世界之最。

唐城墙是唐王朝的捍卫者。它高高地耸立，如同雄狮挺昂着头颅；它绵延无际，仿佛一条无尾的巨龙盘踞。它以自己的奇崛，阐释着东方帝国的不可一势；它以自己的威武，吓阻着可能到来的异族侵入，警告着藩镇可能发生的叛乱。但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功能，翻阅史书就能知道，寄希望于依靠城墙来维持长治久安，无疑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幻觉。当人心的热度达到沸腾之时，当世事的纷乱呈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任何坚固的城堡都会变成一张能轻易捅破的薄纸。长安城墙，曾经被安史之乱的马蹄踩在了脚下，曾经被黄巢起义的烈火熏烤得发烫。到了唐末，帝国的旌旗灰暗破烂，摇摇欲坠，任何一个诸侯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朝那面旗帜上吐唾沫。单统辖歧州的歧王李茂贞，就三次率兵踏破城门，在街道里烧杀，在宫廷里撒尿，以至于绑架唐昭宗至凤翔。唐昭宗被软禁凤翔长达三年之久，从此他就成了李茂贞的傀儡。李茂贞不但逼迫昭宗为自己封官加爵，且“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人的野心，可以唤醒无数人的野心。就在李茂贞大逆不道之际，其他诸侯并没有睡觉，他们以誓死保卫皇室的名义，纷纷起兵讨伐李茂贞。但明眼人不难识破他们心中的把戏——他们其实不过是先下手为强，尽量多地扩充自己的地盘，占山为王。长安城，于是成了这些野心家们的出气筒。唐长安城墙，经历了血的洗礼，火的炽烤，已经伤痕累累，满目创痍，宛若一个低头弯腰的病体，失却了当年的魂魄与气概。

历史扭身而去，繁华瞬间凋敝。唐长安城墙犹如遭人遗弃的怨妇，皱纹渐密，白发飘零，愁容蒙面，失却了往昔的亮丽与丰姿。冷酷的历史，包裹着一颗铁石心肠，它的势利昭然若现。当它有了新欢，就再也不肯多瞥长安城墙一眼。长安城墙，一个建筑史上堪称奇迹的庞然大物，它一点点地磨损，一点点地风化，几乎要被时间的铁铲埋葬得尸骨全无。当我们穿越时空，想起来要追寻它的时候，才恍然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抹若隐若现的残迹，一道洒落着破碎瓦砾的遗痕。

其实，西安的城墙构筑史，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半坡遗址，就有城墙的身影在闪现。氏族社会，由一个个家族式的部落组成。部落呈现群居状，他们或强或弱，或大或小，但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怀揣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对其他部落的恐惧，对野兽的恐惧，对诸多神灵的恐惧，对不可知自然现象的恐惧等等。要防范恐惧，让自己的身体有个安全放置的地方，构筑城墙就成了最直接的选择。由围墙圈起来的部落，即是城市最早的雏形。

汉朝无疑亦是中华历史中一个灿烂的篇章。汉朝分为西汉与东汉，其分水岭，仿佛中午十二点悬挂天空的太阳：十二点之前是朝阳，十二点最为火红与绚烂，十二点之后太阳在一点点地退色，四点之后为夕阳，以至最后摇摇欲坠。于是，同为汉，但西汉和东汉，在气势上，在气质上，在气度上，在面貌上，在仪表上，在作为上等等，都有了质的差异。所谓汉唐雄风，显然指的是朝阳时期的西汉。

西汉时期，国力鼎盛，朝廷颁布的安邦兴业的政策迅速取得成效；加之几次战役，谋反之心得到遏制，异族的跃跃欲试得以击退，边疆安宁，江山稳固，都城长安自然是一片锦绣。汉王朝为了永葆江山永远姓刘，他们当然不忘修建巍然岿然的长安城墙。西汉是中国外交的源头，张骞出使西域，中国才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和往来。作为中国外交的始祖，张骞既是一个具有胆识的谋士，又是一个具有血性的勇士。当异族被天朝还视为食人动物之时，张骞跨出的那一步，就具有了脚踩地雷阵的悲壮意味。但谋略家张骞从容镇定，他整冠肃衣，迈着坚实的步伐，从汉城墙的门洞里走了出来。走出城墙，看似简单，其实蕴涵着不可小视的价值：它在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觉悟与觉醒，它在宣告着一个习惯了在城墙里龟缩的民族从城墙中突围的尝试与努力，它更在显示着一个民族雄霸天下的壮志与豪迈。中国，不再羞羞答答，不再纱巾裹面，它要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显示自己的存在，显摆自己的成就。

张骞出了城门，一直朝西，一直朝西，穿过西域漫漫的沙尘，穿过波斯湾滚滚的波涛，一路匆匆行走，一路握手与微笑，几个月后，他抵达了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张骞给中亚和罗马人送去了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也把中亚和罗马的器皿带回了中国。尤其是高桌子低板凳的传播，结束了中国人“席地而坐”的历史。

自此以后，汉长安城墙的门洞里，就有了络绎不绝的异族人穿梭。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有的长驻长安，有的作短暂停留；有的进行政治访问，有的进行文化交流，有的进行商品贸易，有的带着满心的好奇观光旅游。总之，长安城尽管位居中国之中，四关之内，不沿海，不边陲，但它已然具备了国际化城市的特质。互动与交流，促进了彼此间的融合与了解，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华文明之树的繁茂，注入了新鲜的养料。

今天，当我们漫步汉长安城遗址，曾经的笙歌曼舞，仿佛一屡轻烟随风而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广袤的庄稼地。那片蓬勃的玉米林，也许它们的身下就埋藏着一座奢华的宫殿；那一株株挺拔的树木，也许是在聆听着一段段陈年诽闻成长。城池已毁，但城墙犹在。那道长得望不到尽头的城墙，砖块被岁月剥离，城墙宛若演员卸装之后的容颜，裸露出憔悴和雀斑。昔日高大威猛的城墙，而今矮化成了一道地坎，只是比一般的地坎凝固悠长。土质的矮墙，颓废而荒芜，野草蓬勃，蚯蚓钻洞，令人心中涌动别样的滋味。然而，就是这样的矮墙，却能让我们触摸到汉王朝心脏的律动，能窥探到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能隐约耳闻一个帝国由盛而衰的呜咽。

于是，城墙不再是砖和石灰石凝结的固体，而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气象和精神符号。

现在公众目睹到的西安城墙，为明代所修建。风雨苍茫，血染征尘，旌旗变换，朝廷移位，龙袍在一个肉身上脱下，又被另一个肉身捡起穿上。中华民族也曾为自己的出路进行了浴血奋战，但他们却陷入了一个命运的怪圈：赶走一个旧皇帝，迎来一个新皇帝。永恒不变的是皇权的盛气凌人，永恒不变的是自己作为臣民的磕头作揖。

至明代，首都东移，中国的重心也随之与长安别离。长安城，渐渐萎靡，渐渐凋敝，渐渐寂寞，喧闹退却，繁华不再，蜷缩为一个地方性的区域城市。在以东部为坐标的视界里，位于大地原点附近的长安，竟然偏居西部一隅，以至于长安的姓名都被修改。长安，不再叫长安，它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号，叫西安。

其实，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后，他也曾经考虑过移都西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朱标在西安和洛阳经历一番考察，回去后向朱元璋献上了陕西地图。朱标在奏章里，渲染西安曾为汉唐首都，颇有王者气象。可惜的是，朱标不久就病故，迁都之事亦随之搁置，西安因此也与历史的选择失之交臂。

西安城墙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开始构筑，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完工。它的修建，与朱元璋的治国方略有关。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当朱元璋攻克徽州之后，隐士朱升便向他进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些建议。当全国统一后，他便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西安古城墙就是在这个建城的热潮中，由都督濮英主持，在唐皇城旧城基础上扩建起来。城墙高十二米，底宽十八米，顶宽十三米左右，总长度接近十四公里。城墙有四个城门，东曰长乐门，南曰永宁门，西曰安宁门，北曰安远门。萦绕城墙的是一道宽宽阔阔的城壕，城壕里四季碧波荡漾，沿岸垂柳青青，河面上鹅嬉鹤跹，构成了一幅别致的图画：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坚实与柔软彼此呼应，挺拔与婀娜共生共赢。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西安城墙，历经六百余年的风霜雪雨，依然像一座丰碑巍然耸立，无疑令人惊异与惊叹。六百年里，这座城墙，见证了多少人的生生死死，感受了多少冬夏的冷冷热热，它自然让我想起了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家书中的两句话：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人是大地上的草木，但却没有草木的生命力。

人是时间里的灰尘，但却没有真正的尘埃飘拂得持久。

一次又一次，我踯躅于城墙之上，沿着城墙行走。城墙是城市的山颠，它让我的目光变得豁然开朗。城内城外，高楼密布，道路如织，车辆若舟，而人却形似蚂蚁。城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设施。在冷兵器时代，一道城墙，就能阻挡住呼啸而来的千军万马。城墙每隔一百二十米就修有一座敌台，突出在城墙之外，顶与城墙面平。据说，它专为射杀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城墙上共有敌台九十八座，上面都建有驻兵的敌楼。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五千九百八十四个，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西安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别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城门。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正楼在最里，是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是屯兵的地方。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城墙四周环绕着又宽又深的城河，正对城门处设有可以随时起落的吊桥。吊桥一升起，进出城的通路便被截断。

在城墙上行走，就像走在远古的沙场上，战鼓的敲击声和战马的嘶鸣声犹在耳旁，我仿佛瞥见了刺刀的寒光，仿佛闻到了血腥的恶臭。一种忧郁的情绪，一种杞人忧天的情怀，在心中聚拢升腾，转化成了一个个的疑问。

同为衣食伙伴，一群人为什么会成为另一群人的敌人？他们为什么要战死于疆场，或被射杀于城墙？当皇帝踩着他们的尸骨登基之际，皇宫里飞扬的欢笑，为什么掩饰不住他们家里传出的痛失亲人的哽咽？为谁而战？谁在战争中狞笑，谁又在战火里充当炮灰？当硝烟散去，欢娱弥漫街衢，那些踪影全无的炮灰，谁又会缅怀他们，谁又会追忆他们？

西安早已摆脱了城墙的捆绑，它扩展着，漫溢着，城墙之外的地盘，远远大于城墙之内。

我住在城墙之外，在城墙的门洞里出出进进，几乎成为了天天都要重复的功课。穿越门洞，其实是在穿越一段历史的隧道。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点上，我常常驻足凝视。我想与城墙交谈，我想倾听那一块块砖石的心音。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垒起来，抱成团，就矗立成了一道难以撼动的奇观。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夜晚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太阳与月亮下面，已经物是人非。人若韭菜，一茬茬地生长起来，又一茬茬地被时间的利刃割走，新的更茂盛的一茬茬又会繁茂起来。昨天，人们赶着牛车从门洞里经过，今天汽车的尾气让门洞窒息。昨天，背着褡裢的人懒懒散散，他们也许会坐在门洞里打盹，但今天夹着黑色皮包的人被欲望驱赶着，步履匆匆，他们再也无暇停下来东张西望。

对于城墙而言，我们是仰望它的观众；但对于我们而言，或者对于西安土地上繁衍又灭寂的物事而言，城墙则是俯视我们的观众。城墙沉默着，但却没有沉睡，它的嘴角含着轻蔑的笑意，它的眼角含着痛楚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