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李思洋|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植物纹饰浅析

摘要：南京栖霞寺舍利塔为五代南唐遗物，塔身满铺植物纹饰，华美灵动。本文以该舍利塔植物纹饰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植物纹饰发展脉络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探究其特点。笔者发现，审美意义之外，舍利塔的植物纹饰可以连缀唐宋传统，在佐证纹饰发展脉络与地域传播等方面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栖霞寺  舍利塔植物纹饰  纹饰发展史

引言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植物纹饰在佛教美术，乃至佛教艺术哲学中地位举足轻重。佛教的传入激发了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大变革，体现在形式、风格、题材等各个方面。上古以来的装饰美学传统，经魏晋南北朝前后外来因素的影响，使变革后的以莲花、卷草等为典型的植物纹样逐步确立了其在中国装饰纹样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并最终成为主流而绵延不绝。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几乎满布塔身的植物纹饰，品类众多、雕工精细、形态华美灵动，极具美学价值。其建成时间与南唐二陵营建及《营造法式》成书较为接近。对该塔植物纹饰的研究，可以敦煌资料作为参照，探究舍利塔植物纹饰的特点、规律及影响因素，确定其在植物纹饰体系中的位置，对连缀和佐证纹饰的发展很有意义。

 

一、植物纹样的缘起和兴盛

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十分漫长和曲折的过程。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就已经出现了刻划的植物纹。随着时间推移，植物与人的关系逐渐超越衣、食等物质生活层面，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被赋予深刻、浪漫的象征寓意，植物中蕴含的情感与生命深刻融入上古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但两汉及以前，植物装饰纹样并未进入美术创作和装饰艺术的主流，装饰的主题是本土神话中的神兽云气。植物虽是古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但并不具备动物的神秘性和神格化特征，“并未具有和神灵上天相关的意义，也不具备威慑、震撼的视觉力量”[1]，故而一直屈居于动物纹饰之下。

自汉代开始，受仙道思想的影响，植物纹样较前一阶段有了很大发展，一些本土植物纹样开始流行起来，如莲花、茱萸、柿蒂等。《风土记》载：“九月九，折茱萸插头可避恶气。”茱萸取其祛灾辟邪之用。[2]西汉末东汉初，西来的植物纹也随佛教来到中土，但佛教美术对汉代“仙道教”思想统治的装饰体系亦无力产生大的冲击。[3]

魏晋时期，理性思想继续发展，丝绸之路日益通畅，佛教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南北朝时多样而深刻的变革，佛教在中土的盛行，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装饰领域，表现为“忍冬”“莲花”“卷草”等纹样开始极度流行。更具意义的是，新兴的植物纹样与传统的云气纹样混合发展，最终促成了中国纹样的历史性转变：植物纹样由此开始占据装饰领域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地位。佛教如催化剂一般促成了纹样装饰的嬗变，催生了以植物为主题的民族图案体系的诞生，并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成就了引领后世装饰纹样风尚的以卷草纹等为代表的植物纹饰。

以唐草为代表的卷草纹的形成，霍秀峰先生在《敦煌唐代壁画中的卷草纹饰》提出“卷草纹由传统的云藻纹发展而来”“象征佛教坚忍不拔的忍冬纹，吸收了传统的云头纹、云藻纹的流动、卷曲、婉转延伸的基本形式，创造出以植物枝叶为主体的新的装饰纹样。发展到了隋唐结合花形出现，卷草纹越来越走向成熟。”[4]霍先生指出，卷草纹的主要结构是一条“S”形波状曲线，形成一种连绵起伏、无止无息的动律。曲线上的植物花果、枝叶则具有象征性，多为传统意义上的吉祥纹样。这样就构成了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既独立存在，又与整体视觉审美相联系的特有纹饰。[5]

卷草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逐渐发展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植物纹饰也渐成为无可撼动的中国装饰纹样的主题，卷草纹亦成为这个主题中的主体。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即以卷草纹为代表的植物纹样承担起绝对的装饰重任。

二、南京栖霞寺与舍利塔概述

图1 南京栖霞山石窟千佛岩（局部）

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22公里处。六朝以来，这里寺庙林立，是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其佛教文物古迹，以集石窟寺、舍利塔和栖霞寺院为一体的栖霞寺佛教建筑群为代表。在栖霞寺之前，这里曾建有道馆，且“栖霞”之名亦使人联想起以神仙信仰闻名的郁州弇榆山栖云精舍，故栖霞寺还带有一定的神仙信仰和道教意趣。

栖霞山石窟寺开凿于栖霞山中峰西麓，始于南朝而流传至今，在我国石窟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见图1[6]、2[7]） 其所保存的大量初始遗迹，可稽考石窟、造像的南朝原貌，在崇尚经学研究而少造像传统的南方地区实属难得。另外，其所具有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亦非常突出，如造像风格及形成因素、皇室背景与高超的艺术水平、反映江南地区佛教信仰特点的题材特征等等。[8]           

图2 南京栖霞山石窟三圣殿无量寿佛（南朝·齐）

“栖霞寺居山（栖霞山，或称摄山）之阳，为南齐明僧绍舍宅所建。……隋文帝时诏送舍利天下凡八十三州，分造石塔，蒋州栖霞寺其一也。塔以白石为之，高数丈，凡五级，锥琢天然，种种奇绝。前设导引二佛，各高丈许，亦以白石为之，像貌衣缕谓有顾恺之笔法。唐高祖改为功德寺……高宗……改为隐君栖霞寺……武宗会昌中寻废。宣宗大中五年重建……又曰妙因寺。宋太平兴国五年，改为普云寺。景德五年改为栖霞禅寺。元祐八年改为严因崇报禅院，又为景德栖霞寺，又为虎穴寺。明洪武二十五年，仍敕为栖霞寺。”[9]

“南唐高樾、林仁肇并为国主大臣，勋贵无二，尊礼三宝，钦隆佛法，隋文帝所建舍利塔，岁久剥蚀，金毁落，二公同志兴修，复加修饰。”[10]

栖霞寺舍利塔的建造年代，目前所见记载中较为可靠的一种如上所引，即始建于隋文帝仁寿年间，南唐重修。现见之舍利塔，即在南唐遗物基础上，于1930年由建筑家刘敦桢主持维修而成，并重新设计制作塔刹（原刹已毁），修补基座损毁部分。后又于50年代据南唐样式复原基座石栏杆，并安装避雷设施。70年代增设铁栅护栏，后拆除。

对于栖霞寺舍利塔的植物纹饰，已有一些学者做过直接或间接的探讨。

郑立君博士在《试析南京栖霞寺舍利塔装饰设计的特点与风格》进行过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其他如黄征、郑立君、陈晓露、于坤等先生所著文章均有所涉及，但因非其论述主体，故介绍较为简略。

三、舍利塔植物纹饰分析

图3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南立面图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建于五代的南唐时期（公元937~975年），是一座八角五层，高约18米的小石塔。塔的整体构图，创造了中国密檐塔的一种新形式，就是它的基座部分绕以栏杆，其上以覆莲、须弥座和仰莲承受塔身，而基座和须弥座被特别强调出来予以华丽的雕饰，是它以前的密檐塔所没有的。”[11]（图3[12]、图4）

图4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外观              

舍利塔的植物纹饰主要位于：覆莲以下两层基座立面，覆莲莲瓣及表面，须弥座下枋立面、下枭立面，须弥座束腰“八相图”浮雕的上下边框，须弥座上枭立面、上枋立面，须弥座之上的仰莲莲瓣及表面，还有以上各层密檐的每两层中间佛像下之覆莲以及塔刹之上的莲瓣（塔刹为1930年重新制作）。（参见图5[13]）

图5 须弥座各部分名称 

 

（一）基座立面之浅浮雕

覆莲下双层基座的立面装饰部分：第一层基座立面纹饰如图6、7所示，以一根S形枝条作为结构主线，每一个波曲中坐一朵盛开的石榴花，属广义的卷草纹饰。枝条粗细较为适中，从枝条上生出的叶片数量不多，翻转不甚明显，所占面积不大，虽叶片卷曲圆润灵动，但基本可见枝条全貌。枝条的主要作用是结构上的穿插和分隔空间，配合完成装饰任务，装饰主体是石榴花及果实，其造型大方、饱满，起到点睛作用。石榴花一正一反，与其后的卷草纹共同填充波曲，给人以跳跃的美感。石榴花的花形不大，并没有充斥整个波曲，不显得呆滞死板。花的主体呈圆形，而其布局则有上下延伸之势，身后的卷草叶片又向左右展开，使得整个装饰面饱满舒展。值得注意的是，本层石榴花花瓣呈莲花瓣状，显然是为装饰所需而人为臆想拼接而成的。

图6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第一层基座立面（局部）

图7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第一层基座立面纹饰（线描图） 

参考《营造法式》（后文简称《法式》），两层基座立面的装饰纹带与“枝条卷成”相类似，属“枝条华”一类。“华文有九品：一曰海石榴华，二曰宝相华，三曰莲荷华；[以上宜于梁、额、撩檐枋、椽、柱、枓、栱、材、昂、栱眼壁及白版内；凡名件之上，皆可通用。其海石榴，若华叶肥大，不见枝条者，谓之铺地卷成，若华叶伟大而微露枝条者，谓之枝条卷成；……]”[14]  周学鹰老师在研读《法式》的过程中注重与各个时期的实物资料的对比研究，他认为，《法式》中的一至三品华文具有相同的图形构成，它们是以枝条为图形结构主线而展开的装饰华文，其构图方式可认为是《法式》中所说的“枝条卷成”——为枝条华。枝条华是将现实中的花卉形象图案化、抽象化的一种装饰图案，既保留了自然花卉的基本特征，又运用形式美的法则对其进行重构，使其呈现简练、规整有序又蕴含动势的视觉特征。虽然在《法式》中“铺地卷成”与“枝条卷成”的图案构成风格是针对海石榴华文而言的，但这两个概念可以延伸到整个枝条华领域。《法式》中的其他枝条华文，以枝条分割画面的结构特征很明显，更强调枝条的地位，花叶虽也繁密，但还是留出一定空隙，不像海石榴华是满铺几乎不留空的，其构图方式比较接近“枝条卷成”的形式。（参见图8[15]）

 

图8 《营造法式》中的几种枝条华（线描图）

从时代传承来看，宋代的枝条华应该是在唐代卷草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舍利塔的时代恰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南唐，理论上应该兼具唐卷草与宋代枝条华的特征，呈现一种转变的趋势和状态。

对比唐、宋此类纹饰可以发现，首先，唐代卷草纹题材丰富，以海石榴花、葡萄、西番莲等有果实的花木为多，宋代则以牡丹、莲荷为最广泛的枝条华题材；第二，唐代卷草纹的枝条只隐约可见，若有若无地完成分割空间的任务，枝条所表征的结构线并不呈几何均等的波曲形，更趋自然，仅在总体上暗示出向前翻滚的趋势，宋代枝条作为结构主干的特征开始凸现，结构线明晰且渐趋成为均等的波曲线；第三，唐卷草的叶瓣形如卷草，富贵华丽，占据较大面积，宋代叶瓣形式比较单一，翻卷程度也不如唐；第四，唐卷草中的花朵与果实虽是纹样中各个小区域的视觉中心，但其图形不大，地位亦不甚突出，花的形态常呈一正一反式，宋代则全部以正面向外或侧面形象为多；另外，因题材不同，唐代卷草纹中很多华文具有果实，宋代则一般没有果实部件。

参考以上基本标准，对舍利塔的植物纹饰图案进行对比和初步分析如下：

舍利塔第一层基座立面纹饰在枝条、叶瓣形态和结构作用上显示出宋代特征，而花朵题材、果实部件部分则较多地保留了唐代特点，可以说是过渡期的典型代表。

图9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第二层基座立面（局部）

第二层基座立面如图9、10所示，以植物间入凤凰构成带状纹饰，左、中、右各布置有一朵盛开的石榴花，中央石榴花两侧是两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与第一层立面不同，由于“凤凰”的加入，该纹饰带不以S形枝条连接石榴花，而是在左右两侧以卷草叶片缠绕枝条，各围合成一个不完整的环状，枝条一端与石榴花相连。石榴花坐于枝条环中央，只有花瓣而并无卷草附于其上。相比第一层来看，本层叶片更多由枝条生出，相互缠绕扭曲的叶片也更多地遮挡了其中的枝条，枝条虽仍可较为明显的辨认出来，但在某些地方只隐约可见，且不是沟通整个纹饰带的线索。石榴花瓣如第一层采用莲花花瓣，但由圆改尖，叶片形态较第一层更为丰富，卷曲相对较为自如、多样，不甚规则，给人一种自由之美。参考上文列出的参照标准，本层装饰纹样更具早期特征，其不仅兼具花朵、果实两个部件，且花形更小，更加不能独立构成视觉中心；枝条的均等几何特征不明显，且为叶瓣缠绕更甚，有些或可谓掩映于叶瓣之下；叶瓣之翻卷形态也更为多样和自由，亦占据了更大的面积。

图10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第二层基座立面纹饰（线描图） 

本层装饰的重要特征之一即卷草纹中间入鸟兽。由敦煌资料可知，以鸟兽间入花卉，唐以前十分少见，至唐代成为典型，且花、鸟结合自然，宋代虽继续存在，但不及唐普遍，结合也较为生硬。《法式》彩画作制度对此亦有规定和说明[16]，以舍利塔本层纹饰与《法式》相对比可以发现，塔上所具之鸟兽与《法式》所载第一类飞禽，尤其是“鸾”的形态基本一致（见图11[17]），只是《法式》中飞仙等更具道教色彩。舍利塔乃佛国圣物，这种结合不免引人思考。

 

图11 《营造法式》中的飞禽（线描图） 

基座之上置覆莲，莲瓣三层，相互交错分布，莲瓣不甚肥硕，但弧度曲线较为优美平滑，亦是佳作，惜其上纹饰已无法辨认。

 

（二） 须弥座束腰立面“八相图”上下边框之线刻 

图12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束腰浮雕边框纹饰（线描图）

图13李昇陵中室阑额彩画（线描图）

综观舍利塔，秀美灵动又不失大气、庄重。细察之，塔身纹饰满布，引人进入梦幻般的佛国仙境。关于这一点，舍利塔须弥座束腰浮雕“八相图”的边框纹饰即是明证。与早期须弥座的特征相符，舍利塔须弥座束腰向内收进较多而纵向高度较小，给人以稳重而逸动的感觉。在并不高大的束腰之中，不仅以“八相图”表明塔之“身份”，还在八相图上下边框浮雕美轮美奂的植物花卉图案以美化佛境，且主题纹样用莲花，以与表现释迦牟尼成道的“八相图”更相适应。[18]  在此象征意义之外，本层的莲花卷草纹饰本身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价值和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此纹饰带（见图12）以S形枝条作为连接，将莲花和卷草串连起来。但与第一层基座立面的S形枝条不同，本层枝条的向上波曲并不至顶，且仅向下波曲之中坐一朵盛开的莲花，向上波曲之下仅施以卷草。卷草纹之方向、形态各异，叶片端部往往呈尖状，更加接近时代较前的忍冬纹，与基座立面之卷草亦存在较大差别。而此种造型的叶片在时代相近的南唐二陵中也可以见到（见图13[19]）。莲花纹方面，由于其都坐于向上波曲的枝条之中，故方向上没有过多变化，但为避免单调，相邻两朵莲花的花心部分进行了不同处理。南唐二陵的建筑彩画中亦有布局与本层十分近似的装饰纹样，只是改这里的莲花为海石榴花（见图14[20]）。                                 

图15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仰莲（局部） 

 

（三） 仰莲莲瓣外侧之线刻

在舍利塔的整体装饰体系中，莲花的重要地位得到了充分凸显，而在这其中，仰莲部分的处理最为精彩。仰莲莲瓣共三层，微微向外舒展，较之覆莲更加饱满厚实，可谓圆润华姿，给人以无尽美感。三层莲瓣外侧则满布雕刻纹饰，技艺十分精湛。经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莲瓣雕刻花纹（见图15、16）与《法式》中铺地卷成的海石榴花（见图17[21]）十分相近，除由于装饰轮廓所限的整体形态外，内部花形、卷草、果实基本一致。而上文也略有提及，周学鹰老师在分析唐卷草和宋枝条华的区别时指出，唐代卷草叶瓣占据很大面积，其地位超越于花朵或果实之上，甚至很多时候叶瓣和花瓣根本无法分清，只是在总的趋势上表现为由外围肥大的叶瓣逐渐向心内花瓣转化；而宋代叶瓣已将主体地位让位于花朵。栖霞寺舍利塔仰莲莲瓣所饰铺地卷成的海石榴花即表现出唐代卷草的典型特点，叶瓣占据主体装饰地位，花朵和果实虽然也构成小的视觉中心，但并不能成为绝对核心，而是与周围的卷草叶瓣共同配合，构成一幅大气灵动、自然和谐的画面。铺地卷成的海石榴花在《法式》中较为“孤单”，它与枝条华一类似不能归入一个系统，推测应是传承前代传统的表现，而栖霞寺舍利塔作为南唐遗物，其上保留了铺地卷成的海石榴花，恰可作为时代传承的有力佐证，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图17 《营造法式》彩画作图样之铺地卷成海石榴华（线描图）

结语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在中国佛塔史、中国佛教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历代所重，近世也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以栖霞寺舍利塔塔身植物纹饰作为分析、论述的重点，从这一角度切入，运用电脑制图手段描摹纹饰，尽可能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了多方比对。

研究表明，栖霞寺舍利塔之植物纹饰在中国纹饰发展史中起到承接唐、宋两大装饰体系的作用，连接起了一些重要环节。此一时段内纹饰的演变、发展，虽可以敦煌资料作为参照，但中晚唐、五代的中原、江南与敦煌并不处于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艺术传承也不尽相同，故面貌并不十分清晰。本文试就这一缺失进行部分补充，也试图明晰舍利塔纹饰在中国纹样发展史中的位置。不能不说，这种分析本身更是一次审美之旅，让人享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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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遗产》201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