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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全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王震同志对来访的工人日报记者说：全国职工要认真读书，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对封建时代的官僚要具体分析，有的人还是比较有见地有作为。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小时候就听说过清官陶澍的故事，并受其影响①。在当今提倡反腐倡廉之下，讲讲陶澍的清正廉洁的事迹，作为今天的借鉴和启迪，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一、 贫苦出身 少年立志 陶澍(1779---1839)是湖南安化县小淹人。安化是资水流经的一 个贫穷的山区小县。陶澍自小就生长在农村，父亲陶必铨(1775-1805)是个不第秀才，以教馆为业，无书教时务农。陶澍幼时，家境已是：“食指日繁”，碰上欠收年，则“日贫乏，或数日断炊”②。陶澍的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农村妇女，主持家计，抚育儿女，常以幅巾裹幼儿,“负臂间，而躬亲操作，辛苦备尝”③。陶澍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小就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他后来写的《鸿雪因缘图记》回忆说：“陶子生资水之滨……少贱，牧于斯，樵于斯，渔于斯，且耕且读。”④这样的出身和生活，对陶澍人生观的形成，养成疾恶如仇，从善如流的处世态度，树立兴利除弊，清正廉洁的志向，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他随父教馆受读，不到十一岁，陶澍就在作文中表 示要“法从范文正，先忧后乐”为志。⑤他十三岁，以父亲的口气写的春联云： 红薯、包谷、蔸根火，这点福老夫享矣; 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⑥ 陶澍少年时显出的才气和志向，当时的县令余启锡为之夸赞说： “小儿学语半未成，闻声已具食牛力。”⑦同里拔贡王崇纲也做诗励之：“笔阵有锋须自励，书田无价拒言贫?食牛具力评非假，怀桔兴悲语见真。”⑧这都是鼓励陶澍发奋学习上进，学屈原忧国忧民树大志。 陶澍自小得到父亲精心的培育，因而他“少负经世 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⑨这又为以后从政矢志兴利除弊，惩奸剔蠹，务实亲民，清正廉洁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初涉官场 矢志风清 陶澍二十五岁中嘉庆七年(1802)进士，朝考后入翰林院受庶吉 士，并任功臣馆篡修官。到嘉庆十九年(1814)的十二年间，除父亲病逝丁忧三年在家，嘉庆十五年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外，余时都在京任编修，这虽是个无行政实权的闲官，官场关系比较清冷，无什么“礼尚往来”，但他对官场的吏治不振，贪赃枉法，因循守旧的风气，十分看不惯。嘉庆十八年他担任不到一年的御史期间，恪尽职守，就屡对官吏的渎职腐败行为疾言厉色地进行弹劾。有一段史实记述他“官台谏日，铮铮有声”的情形： 安化陶文毅公澍，丰载峻整，好议论人物，惟恐不尽，虽延对迹 然。开藩皖中，循例觐见，论某官溺职状，至声色俱厉，须髯翕张。(11) 陶澍弹劾某些官吏的渎职行为，说得激动时，当皇帝的面吹胡子瞪眼起来，不仅见出他直爽的性格，也显出了他疾恶如仇的庄严态度。他这种态度，得到了嘉庆的赏试。称他“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12) 嘉庆十九年，陶澍奉命巡视中城，这是权力高于地方行政长官的 钦差之职，是陶澍初试才干，实现兴利除弊，廉正建设的好机会。他一到地方，为了改变地方官场的陋规旧习，杜绝行贿纳贿，树立清廉风气，他自撰两副对联分别悬于厅堂和书房座右自警。其联云： 绕岸风清，尘埃扫除吏牍; 举头日近，光明洞照吾心。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13) 陶澍到任不到二个月，经他的调查和敏锐的洞察，就向嘉庆呈了 《陈奏州县积弊折子》。他指出“州县之锢弊日深”，原因在于“上司不能正己，率属则不肖之”。并指出严重存在的弊端有“勒接交代”，新官上任，被迫接受前任的亏欠，“甫登任籍，即入债乡，始基不立，而望以清廉难唉。”再则是州县之间，官属之间，官民之间“多摊捐款”，“派办供给”，“委员需索”。这一来，州县之官不仅借此敛财，而且因摊派名目繁多，造成了官民对立的紧张关系，“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为虎狼也”。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实现他的民本思想，陶澍在奏折里建议各省大吏“正本清源，以身率属”以肃吏治，以厚民生。 次年，陶澍又奉命巡视江南漕务，他一到任就发布《巡漕告示》， 提出“剔厘各弊”，“裁革陋规”整顿漕政的具体措施。而且首先从自已衙门做起，并将此公开在《巡漕告示》里晓喻官民：“本院自下车以来，事事躬亲，一切陋规，尽行裁革，夙夜盟心，鬼神可告。其余巡弁、委员、吏役、家人等，严加裁汰，所存不过数名，每日随辕办事，不许擅离寸步，断不敢藉端把持。除揭晓辕门晓喻外，尔弁等毋得任不肖头伍勾串走差、人役，指称本衙门用费名目，影射开销。如有棍徒在外捏辞婪索，一经查出，立即从严惩办，各宜凛慎。” 陶澍也确实这样做的。他巡视中城，“以半载断八百余案”(14)，为断案不曾受一分私礼。巡视江南漕务，谢绝入境出境的送往迎来，“以半载而办五百万石之米”(15)，嘉庆二十一年(1816)陶澍调京任吏部掌印给事中，这个“六科之首，天下问总枢”，在任期，“绕案风清”，“办一事须了一事”。 三、清政查帐 惩奸剔蠹 为官清廉，不仅是洁身自好，首先是廉政建设，而廉政建设又必须进行反腐败反贪污的斗争，以达到正本清源，严肃吏治。 道光元年(1821)十月，陶澍初擢任安徽布政使，这是他正式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开始，也是他力行廉政建设最有成就的起步。陶澍到任视事，了解到安徽全省的钱粮亏欠，为各省之首，而前几任虽进行了五次清查，都不了了之，前后纠葛达三十年。陶澍分析这种盘根错节，纠葛不清的现象之所以造成多“不实不尽，疲顽因循，遂成累痼。即稍知自受者，亦无以自拔。吏治之靡，多由于此。”他表示要“实心实力，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稂莠以安良善，剔猾蠹以慎勾稽。”(17)决心清查帐目，他调集人员、档案、帐目，用了仅一年的时间就查了个水落石出。计查出嘉庆十九年以前，除节次追补及豁免外，实应追银一万五千八百零三两，十九年以后至二十五年止，有漏报及续经亏抵各款共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谷米麦豆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九石。这些大数中，亏欠在一万两以上的有二人，五千两以上的七人，三千两以上的八人，一千两以上的十九人，一千两以下的二十六人。陶澍对这些渎职的官员，分别做出应劾、应偿、应豁的处理，使安徽三十年纠葛不清的钱粮亏欠，豁然一清。为了惩奸剔蠹，杜绝新亏，陶澍为此还制订了章程十条，其中有：立限勒追，以重帑项;禁革流摊，严禁交待案内议单欠票。(18)这样禁止摊派，可防止贪官挪用库帑，杜绝新亏。 四、体恤民疾 史颂政绩 陶澍刚到安徽布政任上，就遇到了严重的水灾。他写的《勘水铜陵登富览亭作》一诗，记述了他对百姓遭灾造成疾苦的忧念。其诗云：“一旬梅子兼旬雨，爆涨连番浸大田。滚滚江潮翻不尽，汪洋堤岸竟无边。拍天恶浪奔铜渚，行地神州为铁船。谁识登览忧极目，人家傍午未炊烟”。 道光三年(1823)六月，长江大水，安徽濒江三十多州堤坝皆破，田庐荡没，多成泽国。陶澍一面乘舟遍勘灾情，一面在芜湖设救灾领导机构。发布《安徽水灾告示》拟定救灾具体措施。他除了带头捐银三千两救灾，还劝捐数十万金，并动员富绅商贾，助赈钱米，施设粥厂，救饥食饿。在救灾的具体措施中，委派官员分赴湖广、四川、江西各省买米十万石平粜，还特别鼓励商人运米入境，免其关税，听其设行，照时价公平粜籴，使商贩踊跃乐从，粮食源源不断运进灾区。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陶澍在救灾中，发现许多孤儿童幼，无人抚养，流离失所，他倡议在安徽各地修建育婴堂，收养孤儿，陶澍还亲自为育婴堂题联： 父兮生，母兮鞠，俾无父母有父母，是谓民父母; 子言似，孙言续，视犹子孙即子孙，以保我子孙。 陶澍这种体恤民疾，切实救灾的活动，史称“振务核实，灾民赖之无所失”(20)而当地百姓和绅士，为陶澍建了“旬宣康保之坊”以颂扬陶澍“亲民爱民”之德政。(21) 陶澍从这次水灾吸取教训，除了决心兴修水利，亲自勘察地形，拟订规划动工治理外，在防灾措施上，从“民以食为本，事须预则立”出发，要求在州县每乡村创设“丰备仓”。这种“丰备仓”不同于由少数人把持的“义仓”。“丰备仓”是“秋收后，听民间量力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一切出纳，听民间自择殷实老成者管理，不经官吏之手。以冀图贵于丰。”“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这即简便易行，又由民自捐自散自管，可防历久弊生。陶澍还为这种“丰备仓”的管理，制订了十二条章程。经过青阳、铜陵、望江、怀远、婺源等地的实践，不仅“出者勿吝，捐者勿勒”，而且“捐有成数，各属亦皆踊跃”。陶澍为此总结说：“以一分济一乡之众，而不患其不均，以数岁救一岁之荒，而不虞其不给。可小可大，无穷匮也。取锱铢于狼戾之时，救水火于至足之地，捐谷者不以为难，司事者不以为累，行所无事，不求其利，而弊自除，预防其弊，而利乃久也。”(22) 当时人们对陶澍创设丰备仓，无不称许。《清史稿》就为之评曰：“各县设丰备仓于乡村，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不经吏役，不减粜，不出易，不假货，岁歉备赈，乐岁再捐，略如社食之法，而去其弊。”(23)这是陶澍做的又一件体恤民疾的大好事。 五、“三治”理财 克已奉公 陶澍在道光五年(1825)六月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六月，升任两江总督，次年又兼两淮盐政，使他成为治理东南半壁的封疆重臣。 治理江南，无如漕运、水利、盐政三大问题。但自乾嘉以来，在江南由于“文法委曲烦重，致利不归下，不归上，尽归中饱，官民交困。”(24)陶澍对此决心改革，他克服重重阻力，力矢精勤，统筹制宜的治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三治”理财的实效，政清收裕的巨大成绩。 在治水利上，陶澍首先疏浚吴淞江，使太湖渲泻畅通达海。为此陶澍利用漕运初改海运，节省的二十余万两银，动员民工，不到三年竣工，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使吴中各地得数十年水利之惠。刘鸿翱当年评价称：“上无亏于国，下有利于民。民即利，而国家之财赋随之。”(25) 在治漕运上，陶澍力改海运，经过他精心周密的准备，首运一百六十万石成功。包括裁减陋规浮费，节约银米各十余万，收到了海运漕粮之利。魏源称此为“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之举。(26) 在治盐政上，虽是最困难又多阻碍的一项，但也是陶澍理财中成就更辉煌的一治，陶澍面对私袅价昂，认识到“非减价不能敌私，非轻本不能减价，非裁冗费不能轻本。”(27)因此，陶澍的措施是大刀阔斧裁减浮费，剔除一切陋规，整顿出纳，制止私带，抑制奸商，实行盐票。成本大大下降了，官价为之平落，收入为之激增。据统计，陶澍改革盐政，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两淮共收正杂盐课银达二千六百四十余两，库贮银常保持三百余万两。童濂为此评价说：“不特再造淮北，抑有普及淮南，匪救一时之弊，洵足延百世之利也。”(28) 陶澍“三治”理财，为国为民增益巨大，但自己没有因此沾利分文，连应得的奖励及补贴也给辞掉了。他兼理盐政，按例可每年领取兼职养廉银五千两，可他全部上缴国家归入节省下解交户部充用，并将按惯例可享用的送盐务的偿需银二万两全部裁革。(29) 在清政上，陶澍大力精兵简政。他任两江总督，裁减所辖安徽、江西、江苏各标营兵一千二百二十二人，计每年可节省饷银二万零七百八十一两，米三千七百三十六石。在盐政衙门“将工食裁去四成，其余酬酢、巡捕、匠作、结彩、凉篷、联额、作坊、坐船、浴堂、桥旗、朴戳、掉轿、厨夫、药匠、钟表、装璜匠等项，全行裁汰。此外，执事人役应需辛工、纸张、饭食有应全裁者，有应归并者，有应酌留者，均经细加厘定。”(30) 陶澍的这种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没有克已奉公，清政廉洁的作风是做不到的。如匠作、坐船、厨夫、掉轿、作坊等等都是为官服务的，是当官的个人享受，可陶澍身为总督一并以裁去了。即使经书人等也裁去四成，而“衙门虽裁，办事如旧”。这与陶澍“身先节省，随事留心”的作风分不开，因而取得了每年节省行政开支达银十六万两之巨。(31) 六、正己正人 风范长存 陶澍在廉政建设上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就，而在他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十分注意以身作则的，“要半文不值半文”正是他的座右 铭，也是他一生清廉的写照，因此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道光八年(1828)二月，吴淞江治理竣工，陶澍去验收，屏弃轿舆，杂在人们中徒步检查工程质量，亲自用水尺丈量内外，慰问修堤父老民工，使人感到他没一点官架子。这样忙到二更才回旅邸，见到为他办了丰盛的酒席，立即责问：“谁办者?”经办人只好回答，过去向来是这样招待检查上司的。陶澍却令撤席，并为此下了禁“从者敬酒食”的禁令(32)。王步瀛在《开吴淞江纪事》中称道：“自来阅工者，无此认真也”，“其阅工也，屏舆从，徒步察视，不受属吏欺，风霜劳瘁弗惜也。” 陶澍为政清廉，对下属也是管束很严的，当时人民就传说“陶文毅督两江，严禁僚属冶游。”(33)他这种严要求，给部属带出了好的作风。原江宁知府愈德渊在他下面任盐运使。愈德渊初到扬州接任，运库如洗，经过他勤政精治，第二年就有三百万两积累。离任时，自己却两袖清风。接任的李廉访也是一尘不染，诸务肃然。他升任浙江臬台，盐商们照例送以重金，他则力却之。后来李廉访死任上，灵枢过扬州，盐商们仍以前赠金赠廉访夫人。他的妻子坚与不受。当时有人评之日：呜呼!脂膏之地，为守难兼，综核之才，公私易昧。若君者可以风矣。”愈李之站在河边不湿鞋的廉洁之风，何尝没有陶澍的影响，也体现了陶澍的知人善任。他为用人，有一段精辟的见解：“立法实已周祥，纲纪无难整肃，所以不能久而无弊者，则非法之未良，实以任事者之难其人耳。”(35)这样的话，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陶澍的廉洁之风，也影响感染和教育了他的家属。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病逝在任所，当地绅商和百姓，感其清德，捐集白银四万两相赠，他夫人黄德芬力为拒之说：“夫子生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救，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36)据传，黄氏出身婢女，陶澍未发迹时，家极贫，婚后夫妇情笃，黄氏勤于家计，嘉庆二十三年，(1818)黄氏四十寿庆，陶澍写诗祝贺：“数龄君又四盈旬，柴米夫妻健在身。日日劳为八口计，星星渐是二毛人。却看绕膝怜娇女，曾记离家托病亲。白发庞公仍有约，桦香山下共樵薪。”(37)陶澍此时虽已为京官，尚在“柴米夫妻，“劳为八口计”及在家乡时的“共樵薪”，可见他们的生活艰难俭朴，也养成了他们节俭之风。 陶澍逝世之后，他的清正廉洁之风，在当时就有口皆碑的，至今在他的家乡及南京一带还传说许多清廉的故事。在《陶澍的故事》中载有。(38)有的虽属传说，也不会全是捕风捉景之说。群众是能判断是非，爱憎分明的。听了这些故事更生动说明陶澍的一生清政廉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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