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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陶
我是生长在吴江县盛泽镇的一个苦孩子,经历了种种曲折而成为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並在几童音乐创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追忆起来不能不归功于童年家乡民间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它帮助我确立了正确的艺术观,是它哺育我在艺术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不过在当时社会上对从事艺术工作是十分歧视的,被看作下三流的,把唱戏叫戏子、搞演奏的叫吹鼓手，不是光彩的职业，甚至死了牌位也入不了宗祠，做了鬼也回不转家门。所以父母看我迷恋这些，认为我将来是个“不争气没出息的儿子”。但不管父母的反对、责骂、告诫,可我始终喜爱它,象中了邪似的，怎么也忘不了它。我童年时在盛泽这样的小镇，终年没有多少艺术演出，但民间丰富多样的艺术活动,已经使我感到分外的高兴，例如每年阴历七月半城隍老爷生日要出庙会,各行各业邻近村镇都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他们组成各式各样的丝竹乐队赴会，还有台角、彩船等长长的队伍挤满小镇的大街小巷。在那时我会从南大街跟到北大街一直跟到他们散会。平时哪家办喜事均有请小堂名助兴的风俗,我就不管近邻远亲还是素不相识，都会挤在那里去听个够。家乡还有很好的传统,不管是书场还是茶楼，对儿童特别关心,即使没有大人带着,都可以站在座位后面白听书,每届春节前还会有名角前来会书,那时我不管怎样总是要争着去听,这些事情时至今天仍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由于幼年艺术煎陶,使我最终成为一名专业音乐工作者,而且始终对民间音乐,评弹、戏曲保留着童年时那样的喜爱。那时我在盛泽太平桥小学还未读到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停学去本镇钮宏记绸庄当小学徒,学徒生活是单调和寂寞的，但随师兄学吹竹笛,向老闾的侄儿(从上海避难来乡下)学吹口琴,却也是一种乐趣。“可爱的家庭”这类歌曲就是那时从口琴曲中学会的。家乡沦陷后绸庄迁沪,我也到了上海,后因绸庄停业而又到了另一家小药厂去当学徒,工余还补习文化和基本课程,这是在“孤岛”上生活给我的最大的补偿。 由于受朋友同学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日寇进驻上海租界后的1942年3月我不辞而别，冒着生命危险到了浙东前哨—金华，住进了青年招待所。当敌人再次进攻浙东时,招待所撤销,我们二十余人结伴组成“上海青年流亡队”徒步月余到达湖南，在衡阳经一位热心同乡的介绍考入湘桂铁路，被分配在桂林工作。 桂林当时是大后方,有名的文化人云集的文化城,不仅文化发达民主空气也比较浓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群众文艺话动很活跃,有宣传队的演出,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也很盛行，我就被这些活动吸引住了,参加了歌咏队。1943年夏考入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即广西艺专的前身),我就又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了，这就是我以后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良好起步,当时艺师班的教师在大后方都颇有声望,如丰子恺、徐悲鸿、张安治、满谦子、马上之、陆华柏、郭可辄(薜良)、何汉心等等，从此我这个才跨进艺术大门的人从他们那里吸取了较丰富的艺术营养。再有桂林画展、音乐会经常不断地举行,使我的学习又有了较快的提高。一年后湘桂战争爆发了，我也随人离开桂林，辗转到达贵阳,从贵阳到了重庆,在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工作，1945年3月我考入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习音乐。这所学院经常举办民歌演唱会,向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吸取养料，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时期,我收集、记录、整理和创作了一些民间歌曲,有些作品还在壁山发表过。壁山有大闹元宵节的风俗,玩龙、玩狮，锣鼓喧天。我深深感受到民间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群众之中,了解了人民群众对音乐的渴望和要求。抗战胜利后,学院复迁到苏州,院址就是著名的园林--拙政园。任教的都是全国著名的音乐家,有应尚能、刘雪厂、钱仁康、易开基、谢绍曾、洪达琦等。在名师的指点下,我的学业日渐长进。但学习上的长进并不能解决生活问题。由于我的生活要靠自立,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去学校兼课以弥补学业和生活之需。正因为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和了解了孩子们,为我以后从事儿童音乐创作奠定了基础。 1948年,我从学院毕业,在钱仁康先生领导的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任职,有幸结识并与之共事了一年的著名作曲家张定和先生，他知识渊博、为人正直,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和教育，得益非浅，终身难忘。 解放后，我曾在上海师范附小工作了一年，由于我十分喜爱儿童，又有过一些教学经验,就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得到肯定。以后又参加了“儿童音乐工作联谊会”,定期举办小学音乐教师学习班，培训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并自己编印活页歌选音乐教材。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儿童歌曲的创作规律，充满信心地投入了儿童音乐的创作。 1951年我调到上海文联音乐工作者协会工作。1954年改组为华东音乐家协会,1957年又改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呆就是30年。十年内乱,我们这些“臭老九”毫无例外地被赶出文艺单位，到工厂“战高温”,受劳动惩罚,但我念念不忘我所热爱的儿童音乐事业,念念不忘我工作过的单位,和领导过我工作的音乐家们。贺绿汀等同志一直十分关怀我,但他同样遭到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协会恢复工作，我又回到了战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上。 在这三十年里，我为儿童写了不少作品,特别是50到60年代的作品较多,是我创作的黄金时代。写过几部儿童歌舞剧,如“花儿朵朵开”,儿童歌曲,如“小白鹅”、“小松树"发表后,被教育部选作通用教材,也为沪剧创作过几个戏。歌舞剧“花儿朵朵开”还参加了195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演出(录音演出),全国不少城市和学校都排演过。它还被日本“银杏”乐剧团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小朋友公演,日方还寄来了演出节目单，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华演出时,舞台美术设计家松下朗(也是“花”剧的舞美设计)给我们带来了他们演出的实况录音。我能为中日文化交流尽一些义务,感到欣慰。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能作更多的交往，至今仍深为遗憾。1959年我为上海美术电影厂的木偶歌舞“三只蝴蝶”作曲，电影出版社还为它出了专集。六十年代开始举办“上海之春”,儿童专场中演出了我与他人创作的歌曲“小喇叭”,还有独幕童话歌剧“伏虎记”等。我的“小鸟醒来了”被歌曲编辑部向全国音乐工作者应征幼儿歌曲之时选中。还有“奶奶摇宝宝”、“新民歌”、“学习雷锋叔叔”、“学叔叔”、“骑上小红马”等都被选入音乐教材。这些作品的发表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也是我多年为之奋斗的结果。它们能得到社会和人民的承认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也是我的宿愿。 我的童年—-青年时代都是在旧社会为生活而挣扎过来的，所以基础学习不扎实,这已经是不可弥补的了,在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也不会再重复象我这样的经历,抚今追昔,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今天,所以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仍愿在我的余生为儿童音乐奋斗。
《注》：作者1923年生于江苏吴江县盛泽镇,早年就读于盛泽太平桥小学，以后依靠自己努力学习音乐专业,1948年毕业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木科，解放后长期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现任音协上海分会业务室主任，除担任行政工作外,还长期从事音乐创作,在儿童音乐创作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具有一定影响。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员,音协上海分会会员,理论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特约编辑，上海市中、小幼音乐教育研究会理事，曾为上海市二、三届文代会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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