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米之路：中国与东南亚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

摘要 稻作业在中国与东南亚历史和文化发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稻米之路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最早形成的文化交往之路。由于一些学者对1960年代-1970年代东南亚主要是泰国北部考古新发现的解读，产生了栽培稻起源和发展于东南亚并且从东南亚传播到中国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对中国和东南亚大量农业考古资料的科学研究充分证实，栽培稻和以栽培稻为基础的稻作业在从大约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6000年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并且逐渐得到发展，此后通过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的海路、江西湖南经广东广西进入中南半岛以及从中国云南南下这几条道路逐渐传入东南亚。公元前4000-3000年间, 中国到东南亚的稻米之路基本形成。

Abstract Rice indus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Rice Road is the earliest and oldest cultural-exchange roa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Because of some scholar´s explanation on the archaeology discovery in Northern Thailand in 1960s and 1970s, the view on the rice was domesticated and developed originally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had been widely accepted .But the deep studies on both China´s and SEA´s archaeology has proved that the rice was domesticated originally in c.10000 B.C and then the rice industry had developed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reaches .The rice cultivation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Southeast Asia from Southern China´s eastern coast area、Guangdong、Guangxi and Yunnan. The Rice Road between China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was established at least between .c.4000-3000B.C, and then extended to Island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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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稻米之路 中国 东南亚

Key words rice road China Southeast

作者简介 贺圣达，男。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东南亚研究工作。东南亚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专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缅甸史》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亚太研究》、《东南亚研究》等刊物发表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论文百余篇；主持翻译《剑桥东南亚史》。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适宜于原始农业发展的特点，农业尤其是稻作业在中国与东南亚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新石器时期文化发展和农业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稻作业的发展。东南亚早期的文明社会是在稻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稻作业不仅对早期东南亚文明而且对东南亚古代历史发展尤其是古代历史发展产生了生重大的影响。从史前时期的后期到19世纪中叶，东南亚较为发达地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农业，主要是稻作业。因此，东南亚的稻作业起源早就引起了学者包括植物学家的注意，而中国南方也被认为是稻作业的故乡，稻作业在中国南方古代农业、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东南亚在地理上、历史上、民族关系上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探讨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就需要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联系起来，作一个全面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稻米之路—稻作业的起源和发展之路。

一、东南亚稻作栽培起源问题的探讨：从植物学到考古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南亚农业尤其是稻作业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且由于对1960—1970年代泰国北部考古发现的不同解说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当时一些考古学家提出了稻作栽培起源于东南亚尤其是泰国北部，此后一些东南亚史、东亚史著作都采纳了这一观点。由于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在地理环境上的相似性以及族群关系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探讨农业尤其是稻作业的起源，如果不联系并充分考虑196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考古取得的大量可信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仅就东南亚而言，显然难以对这一问题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回答。因此，必须把东南亚农业尤其是稻作业的起源，放在中国—东南亚早期族群和文化联系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中来探讨。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关于东南亚地区在人类栽培作物历史上的重要性，最初是由植物学家提出的。1951年，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将东南亚列入亚洲作物起源的一个中心，与中国、印度等并列。但他强调，“在其品种的丰富多样方面，在其所栽培植物的种类和范围内，中国在种植类型起源的其余中心里是引人注目的”。1952年，美国地理生物学家索尔（C.Sauer）在《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一书中则提出了全世界的农业都起源于东南亚，但他所说的东南亚也包括了中国的华南地区。1963年，英国植物学家达林顿（C.D.Darlington）对瓦维洛夫的分类作了修正，将东南亚正式定为全世界九个栽培作物中心之一。1966年，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学家李惠林将东亚栽培植物的地理分区分成四个地带，自北而南为：北华带、南华带、南亚带（包括自缅甸、泰国以至中南半岛）、南岛带，他认为稻、等谷物以及芋、海芋、薯蓣、地瓜、荸荠等块茎作物，均起源于南亚带²

以上这些说法还是基于东南亚的自然地理环境从植物学的角度提出的推测，虽然提出了东南亚在栽培作物起源中所处的地位，基本上还属于一种基于生物学理论的推测或假设，并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明。因此，除了在生物学界，并没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对泰国北部农业考古的解读，他们对东南亚史前农业包括稻作业起源和发展及其在亚洲甚至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地位提出的新的看法，令举世瞩目。1966年，美国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参加了在泰国西北部夜丰颂府（Mae Hongson Province）孔河（Khong Stream）西岸的神灵洞（Spirit Cave）考古发掘。1973年至1974年，根据对出土的一些植物种子的分析，他认为神灵洞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其时代约在9000年以前。他还认为，尽管在神灵洞并没有发现稻谷，但某些石器工具却是与稻谷栽培相联系，其时代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1977年，戈尔曼更进一步提出了有关东南亚农业发展三阶段的设想。他认为：第一阶段开始于14000年前，此时人们居住在山区，使用的工具是砾石石片石器和竹木器，但已开始了有意识的照料和栽培野生植物。第二阶段始于11000年以前，是一个由狩猎采集经济转向农耕的阶段。大约在距今8000年至7000年以前，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开始了稻作栽培。泰国东北部的侬诺他（Non No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均在距今7000-6500年左右，属于这一范畴。从距今4000年开始到距今2500年前，进入了第三阶段，人们进入冲积平原定居，采用稻作农业和家畜家禽饲养。

戈尔曼和索尔海姆的这些观点在美国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后，经过媒体的宣染,在1970-1980年代得到广泛的传播，迄今一些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仍采用了他们的看法。例如，美国学者墨菲在他2004年出版的那本颇有影响的《亚洲史》中就写道：“考古证据表明，稳定农业的最早发源地有两个，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南高地，和东南亚大陆沿海部分乃至近海区。”“鸡、猪、水稻和水牛，从它们的东南亚大陆区发源地向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南部。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的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象的。”³其实，即使戈尔曼和索尔海姆所说的“考古材料”可以证实，墨非也作了错误的解读，因为他们所说的泰国北部较早的农业遗址如“神灵洞”“能诺他”和“班青”等遗址，都不在东南亚沿海而在内陆。尽管1980年代以来这些看法都遭到了责疑甚至否定，但是，在2008年出版的插图修订第6版《亚洲史》中，墨菲忽然把他所肯定东南亚农业起源地的“大陆沿海乃至近海”搬到了东南亚内陆（也可见墨菲在下结论时实在太轻率了！）他在2008年版的《亚洲史》中仍写道，“鸡、猪、水稻和水牛，起源于东南亚大陆部分，这一切，直到相当晚的时期，都发生在一个单一文化区内部。总之，缺少来自南方的这些基本要素中的任何一个，中国的传统农业是难以想象的。⁴”中国学者汪宁生也引用别的学者的论述说“新的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7000年，泰国已有明显的稻谷种植，”这当然⁵同样是缺乏根据的说法。

正如彼得·贝尔伍德在《剑桥东南亚史》中所指出的：“有人提出泰国农业和青铜器制造业开始的时间相当早，可能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早的看法，却造成整体理解上的混乱。近期的研究已经将这些发现放在它们应该在的位置，虽然偶尔还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现在已经很清楚，早期的一些研究过度夸大了事实。其中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在泰国西北神灵洞早在公元前7000年的和平文化地层中找到的植物遗存”。

神灵洞遗址位于泰国西北部与缅甸边境城市夜丰颂北郊接壤的海拔600至700米山上的石灰洞遗址。根据学者的分析，它由四个堆积层组成，根据C¹⁴年代测定，最下部的第四层大约在一万年前（11,690±560BP）。第二层是距今约八千年（8,142±390BP）的堆积层。第一层距今约7500年（7,622±300BP）。那里出土的文物除石器外，还出土了局部磨制的石斧和石刀及饰有绳纹的陶器，表明这个地区曾出现过不同的文化。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认为，由于仙人洞（神灵洞）发掘出来的植物残片很零碎，还缺乏断定为“栽培种”的证据，特别是关于植物残片的识别和确定尚有很多疑点。⁶1977年，美国夏威夷毕晓普博物馆（Bishop Museum）的植物学家延（D.E.Yen）公布了对仙人洞植物种籽的研究结果。他的结论是：“关于更早期的和平文化以及其具有超过10000年以前的园圃农业的可能性，现有的证明是非常不足的。我们只能设想当时的洞穴居民对于其周围的环境已有广泛的利用。但是却难以证明这些种籽是出于有目的的种植，从而成为本地以后栽种稻谷的序幕。” 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和相关的研究证实，实际上神灵洞或许是在东南亚寻找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不适合的一个地点。它位于适合于狩猎的地区，而且高居于一个陡峭的斜坡上，距离最近的流动水源都很远。这种地势非常适合于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生活需求。所以，直到进入历史时期，都有由狩猎者和采集者结成的许多小群组在这个地区内游猎活动，而且直至20世纪70年代当地尚有少数人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以神灵洞为代表的早期和平文化动植物遗存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狩猎采集经济，并无栽培农业迹象，更不可能有水稻栽培。这一点已为绝大多数的学者所接受。⁷

1960—1970年代在发掘泰国东北部侬诺他（Non Nok Tha）和班清（Ban Chiang）遗址以后，一些学者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泰国东北部。根据对这些发现的研究，戈尔曼、索尔海姆等人认为，从侬诺他遗址的最下层中出土的稻谷看，东南亚应该是古代栽培稻的中心。

侬诺他遗址位于泰国东北部南蓬河流域的低丘陵地带。美国和泰国的考古人员在1966年、1968年发掘出土了第一到第十一文化层。据参加考古发掘的贝阿德的报告，考古人员从最古老的第一文化层的坑里出土了土器。这种土器的胎土中含有少量的炭化稻壳。日本植物遗传学的权威木原均博士检验了这种标本，确定为稻子，但是还不清楚这一文化层的年代。对于该遗址出土的水稻种子问题，也有不同的版本。贝阿德起草的该遗址《发掘报告书》中说“土器的胎土中含有炭化稻谷”，而索尔海姆教授认为那是“稻谷的压痕”。据索尔海姆教授说，他把在侬诺他发掘的稻糠“寄给日本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木原均博士，同样鉴定为人工种植稻”。可是，根据大冢发表于木原生物研究所主办的《Seiken Ziko》（1972年第67、68期）杂志上的报告，大冢对侬诺他出土的稻糠的外壳结构作了详细研究，认为根据所得到的标本判定虽是稻颖，但不能区别那是种植种还是野生种或杂草。日本京都大学的渡部忠世教授鉴定了一部分具有谷粒压痕的土陶片，鉴定结果是“在几个土陶片里明显有一个米粒（粗米，不是压痕）和一个不清楚的压痕。”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因而认为“上述报告者对水稻作出不同的鉴定结果，使我们不知所措。”

班清遗址距侬诺他遗址东北方向约三十公里左右，因出土青铜器和彩陶而闻名。在比出土青铜器和彩陶层更古老的一层地层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石器时代的稻糠。可是，关于发掘的报告，记载不够正确，也难以确定其年代所以详情不知。据说青铜器时代的初期地层和侬诺他的第三文化层的时间是平行的。所以，如果确定鉴定出了栽培稻，那么不妨可以把两个遗址的稻谷看成是时代大致相同的东西。因此，日木学者大冢认为，还难以对东南亚北部的稻作起源问题作出结论。

二 、从亚洲视角的考察：稻作业起源于中国

除了东南亚，印度和中国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栽培水稻的起源地。因此，显然不能仅就东南亚，而要从亚洲这一更广的地理范围内考察栽培稻的起源。

对于从亚洲的视角考察水稻栽培的出现，彼得·贝尔伍德在综合分析了已有的考古发掘的研究后提出，尽管印度北部乌塔·普拉答什（Uttar Pradesh）地区的康尔迪华（Koldihwa）遗址中发现有稻壳的绳纹陶器，其年代在以前曾被认为早到公元前4500年以前（Sharma et al.1890:198），但遗址的碳测年代并非来自稻谷遗存；而邻近的马哈嘎拉（Mahagara）和昆罕（Kunjhun）遗址出土的类似陶器，其年代只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000年之间。因而就水稻的栽培来说，康尔迪华遗址的年代尚有待证实，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责疑。

也有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认为（并得到一些中国学者肯定和支持），亚洲稻作业起源于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经缅甸、泰国北部到云南的弧形地带的“阿萨姆—云南说”⁸。认为起源于阿萨姆，是因为“据说在印度的十四个邦中，稻的原始品种数量合计为二万个，而阿萨地区就占了相当的数量”，“在阿萨姆复杂的生态条件下分布着所有种类的稻种”。但是，“有的人类文化学者认为，阿萨姆的稻作栽培年代并没有.那么古老”，也没有考古资料可以支持阿萨姆起源说。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则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1500余种，约占全国的一半，素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稻现有3000个水稻品种，稻谷种植的垂直分布从海拔100米直到2600米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的特点，使云南成为变异中心，因此，云南现代栽培的水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的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因此，云南作为稻米的起源地在亚洲稻米往东传播的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⁹但是，从考古材料看，包括云南在内的这一弧形地带出土的稻谷遗存最早的，是考古工作者2008年在云南大理州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的碳化稻，年代为距今约5300-3900年¹⁰。从考古学的资料和研究看，稻作业起源于云南这一观点难以得到证实。¹¹

彼得·贝尔伍德综合查尔斯·海厄姆等东南亚史前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认为泰国北部和越南北部有关水稻遗存的年代，都不早于公元前3600年。至于东南亚诸岛屿，公元前3000年之后水稻栽培技术经台湾和菲律宾向南扩展到那里，这可从考古学和比较南岛语言学两方面的发现得到证实。但是，考古学还没有为水稻何时到达真正的赤道地区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提供明确的依据，但该过程不会早于公元前2300年。¹²贝尔伍德认为，在东南亚（可能除了越南北部沿海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证据表明出现过任何原始农业的发展，当地原始农业似乎大多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稻谷、粟类和其它亚热带作物如番薯、芋根和甘蔗的人引进的。现有的证据表明，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农业扩张主要开始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而在这种农耕体系南向扩展的过程中，介入了许多东南亚本土的热带水果和块茎，仍是相当重要的。东南亚当地的搜寻食物群体可能在农业植物种类方面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知识。¹³

贝尔伍德的这一看法符合已有的对东南亚和中国农业考古所提供的依据和所作的研究。1990年代担任美国安多夫考古基金会主任的著名农业考古学家理查德德德·麦克尼什（马尼士）也认为，“东南亚，诚然就象非洲一样，是一批驯化作物的发源地，如香蕉、甘蔗、芝麻、葡萄、柚、橘子、柠檬等，但我们已有的考古资料只能说明它是一个非中心区。这一地区实际上就是中国为核心的远东中心区的外围”。¹⁴

稻作业正是起源于东亚大陆农业中心的中国，并从南部中国传播到东南亚的。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农业考古已有相当充分和具有说服力的发现和相关的研究证明，中国大陆在距今1万年左右开始栽培谷物，出现原始农业。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原始农业已经较为发展，并明显分化出两大农业系统，即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与东南亚原始农业起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水稻栽培的形成和稻作农业的发展。著名的东南亚史学考古学者、新西兰奥塔兰大学教授查尔斯·海厄姆在2002年出版的《大陆东南亚的早期文化》中也认为，广泛、深入的研究表明，稻谷的驯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有内在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公元前10千纪—公元前8千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亚的稻谷栽培技术从中国传入。¹⁵

三、水稻之路的起点：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从生物学、古生物学的理论上分析，由于中国南方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与东南亚相似，如果说东南亚有可能是稻作业的发源地，那么，中国南方显然同样也有这种可能。因此，破解稻作栽培起源之谜，就不能仅仅依据生物学、古生物学的理论上分析，还需要考古学等方面的依据。

考古学上的大量资料证实。距今七八千年前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中国南方种植水稻的遗址更是层出不穷，其年代远远在东南亚、南亚之前。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遗存，在当时这已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栽培水稻遗存。20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了更早的距今约8000年的栽培稻遗存，把水稻的起源提前了1000年。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又在江西万年大源乡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的水稻，并找到了从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的证据。

河姆渡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1970年代发现的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大面积种植水稻的考古遗址，距今约7000年。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丰富，从河姆渡遗址第1期文化上部地层（即4A层），普遍发现有稻谷、稻秆、稻叶和木片等有机质堆积，一般厚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有人曾以平均厚度100厘米计算，折成稻谷当在120吨以上。稻谷遗存之丰富在已发掘的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居首位。而且，还有足够依据，可以证实河姆渡遗址北部平原地带有水田遗迹 。从生产工具看，河姆渡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梯形和长方形石斧，共出土骨器达2900件之多，其中有作为翻土工具的骨耜约170件。河姆渡先民除使用骨耜外，还使用木耜、用鹿角叉做成的鹤嘴锄，一种用动物肋骨制作的锯齿状器，推测是件收割农具—镰刀。还发现木杵一件，是河姆渡先民的谷物加工工具。研究者认为，在众多的砺石当中，有石磨盘和石磨棒，是当时的粮食加工工具，反映出河姆渡先民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从简单走向多样，已出现专门化的农业工具。遗存中发现棚栏圈，可能是家畜圈，表明河姆渡先民驯化动物已进到圈养阶段，这是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出土的有稻穗纹和猪纹的陶钵，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的种稻和养猪已成为两项互相依存的重要生产活动。这些考古学上的依据表明，河姆渡先民从事的耜耕水田农业已离原始农业初创时期走了好长一段路程，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稻作农业。¹⁶

迄止1970年代，河姆渡遗址可以说是亚洲最早的、数据最可靠的栽培稻谷的遗址。联系对河姆渡发掘和与之相距不远、时代相同的发现栽培稻的遗址桐乡县罗家角遗址的分析，童恩正认为“当时杭州湾区域的栽培稻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他当时就推测，“从这类遗址稻谷栽培和家畜驯养的规模及其技术成熟的程度来看，这并不是中国南方农业的起点。在此以前，应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可能不会短于2000年—3000年”。¹⁷

此后20年间中国的农业考古证实了童恩正教授的这一推测。从最初驯化水稻到更广大地域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水稻种植，确实经过二三千年的发展。农业考古证实，中国最早的栽培稻演化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稻属植硅石遗存的材料来自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境内的仙人洞和吊桶环两处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仙人洞遗址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和1995年秋季，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遗址进行了系统采样，并在吊桶环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在仙人洞和吊桶环各层位都采到了木炭，并由中美双方利用AMS技术测定了34个样本，所得最晚的一个数据为12430±80BP。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各个层位采集的近40个用于植硅石分析的样品中，找到了600余个稻属植硅石的个体，鉴别出了一定数量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形态的植硅石。这两个层次的年代大约在距今14000年至11000年之间。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还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¹⁸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掘出土的两枚1万年前的稻谷，被证明是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其年代参照道县三角岩C14资料在12060±120BP左右，大体与上述吊桶环E层和仙人洞3C1a层接近，说明栽培稻在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出现已非孤例。¹⁹

农业史专家陈文华据此肯定，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时间在1万多年前。从中国稻谷遗址的地域分布看，有几个特点，一是长江流域明显可分为下游、中游和上游三个部分。长江下游、中游的遗址数目最多，下游集中太湖地区，中游集中湖南、湖北两省，分布也最密集，因而长江中、下游近十余年来一直是稻作起源研究的热点，其余地区被视为扩散传播的结果。1970年代末最早的遗址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7000年；这一记录被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所打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贾湖的记录又被距今9000-8000年的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及澧县平原彭头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的新发现所刷新。

与中国的长江流域相比，与东南亚比邻的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遗址数较少，分布也显得较散。1996年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31个文化层（年代距今12000-8000年）中发现7个样品有水稻硅酸体，共24粒。研究人员对遗址的扇形硅酸体进行聚类分析，主要结论认为牛栏洞遗址的硅酸体为一种非粳稻的类型，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桂北地区的稻作农业是新石器中期才出现的，重要的证据是晓锦遗址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晓锦遗址位于广西北部资源县晓锦村后龙山上，南距桂林甑皮岩遗址只有百余公里，碳14测定距今5000-3200年。这里的稻作农业很可能是从邻近的湖南传入的，是广西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史前稻作标本。

同样与东南亚比邻的长江上游地区云南的几处稻谷栽培遗址在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距今3000多年前。就迄今已经发掘的材料来看，洱海地区以宾川白羊村遗址为代表。遗址下层经过碳14测定，年代距今3000多年。元谋大墩子早期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00多年。²⁰

农业史专家陈文华根据对中国水稻起源和发展相关研究总结道，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中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中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的一些地区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²¹

以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依据，结合生物学、古生物学的理论分析，考古学家认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兴起后，不断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向南传至云南、广西、广东；向北传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²²

中国考古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1980年代以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肯定。澳大利亚学者彼得·贝尔伍德认为，“稻谷（稻属sativa）是首先在中国培育成功的一年生植物。根据公认的考古证据，稻谷首先是在全新世早期气候比较温暖的条件下，在扬子江（长江中下游）低地地区的某个地方培育成功。由此证明浙江河姆渡那样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木构村寨的居民，从公元前5000年时就在当地生活。中国中部沿海地区出土了大量与这些发展相关联的器物，包括陶器、木工、石斧、木质的骨质的农业工具，船、桨，用于纺织（棉花？）的纺锤轮、席和绳，伴随出土的还有动物驯化的证据，包括猪、狗、鸡，可能还有牛和水牛”。²³著名的世界史学者戴维·克里斯蒂也认为，大量研究表明，也许在大约9500年到8800年前，那些收获野生水稻的食物采集的民族就开始在中国南方长江一带栽培水稻了。到距今8000年的时候，中国北方以小米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南方以水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都已经确立起来了。²⁴美国学者杰里·本特利等在他们所著的《新全球史》中也明确地肯定，“在东亚长江流域的居民早在公元前6500年就开始种植稻米。......东亚的人们也许早在公元6000年前，就饲养了猪和鸡，后来还把水牛驯养成家畜。”²⁵

为什么是中国的长江流域，而不是普通野生稻较多的华南或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呢？中国考古学者严文明认为，这是“因为长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那里冬季较长，食物比较缺乏，需要某种可以储存到冬季都可以享用的食物作为补充，稻米正好符合这种需要；长江流域虽然有普通野生稻，但数量比中心区少得多，自然状态的产量不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有必要进行人工培植。也只有通过人工培植，稻种才能安全过冬而得以继续繁殖。所以，稻作农业的起源首先应在野生稻分布北部边缘的长江流域。尽管普通野生的分布范围包括了整个东南亚及其岛屿，它们的北界在温带北纬30⁰上下、在为期近万年的历史长河中颇多徘徊移动，但栽培稻的起源为么会偏偏不在这一带？其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长年炎热多雨的热带地区，植物终年都能生长，人们随时都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没有培植谷物的迫切需要，所以谷物农业在那些地方反而发展得较晚较慢”。²⁶生物史和考古学研究表明，东南亚原始农业是从块根类芋头、木薯等开始的。继芋头木薯以后种植的是粟、黍、薏苡等，水稻是最后才取代粟类登上主粮地位的。讨论水稻起源地既不能没有野生稻存在这个大前提，但野生稻又不是唯一的在前提。“亚洲的包括泰国在内的热带季风雨林地带，有着含淀粉的植物粮食和野生的各种果实，鱼，贝类，鸟类等丰富的食物。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在农耕时代之前，曾经历了非常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²⁷东南亚的原始农业首先出现在大陆东南亚北部山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的居民仍然要通过狩猎获得动物性食物，而低地的环境条件并非理想的生活场所。食物来源既然通过林地采集、狩猎和少量种植可以充分满足，自然没有必要想到采集野生稻（加工麻烦），栽培水稻²⁸。

由此可见，水稻农耕的发生除了需要有适宜的环境条件之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根据现有材料，在距今10000-7000年前，这些条件也只有中国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地区才具备，包括野外食物供给季节的变化无常、环境变化造成的食物供给数量减少、甚至是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类社会在水稻培植和耕种方面有更大的投入，从而最早利用自然资源发展了栽培水稻。

四、稻米之路：从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华南和西南到东南亚

从对东南亚史前农业遗存的考古研究看，东南亚的稻作业最早起源于红河下游和泰国北部地区，在时间上最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前，要远远晚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亚的稻作业是从中国传入的，这条稻米之路就是从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华南和西南到东南亚。197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越北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以后。如果是那样，越北地区可能是东南亚原始农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在越南北方，继和平文化后出现了北山（Bac-Son）文化，由法国人曼修于1906年发现于谅山省的北山，共有45个遗址。北山文化已明显属于新石器早期的文化。较之和平文化，其重要的进步是有了手制陶器，出土的石器工具中有磨制的掘土工具，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居民已从事原始的农业，但是，在北山文化遗址在还没有发现稻谷遗存。晚于北山的新石器文化，有冯原文化（Phung Nguyen）。冯原位于红河三角洲，在河内以北不远的地区，由越南考古学家在1960年代开始发掘。已发掘的冯原遗址的面积为38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达0.8米，反映出当时居民已长期定居当地。冯原出土的石器工具有石斧、锄头等。一些釜、瓮、盆既大且笨，显然只有定居的居民才制造这样的器物。在冯原，还发现了稻谷遗存，和狗、猪、牛、鸡等家养动物的骸骨。这反映出当时的稻作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彼得·贝尔伍德认为，冯原文化的资料表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或第二个千年早期，这里已有了稻作及更大范围的物质文化，包括石箭头和石刀，烘烤过的土纺锤和弓弹丸，以及有锯齿纹和蓖纹装饰的陶器。²⁹这意味着红河流域下游在4000多年前已经发展了稻作文化。

较多地提供中南半岛北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是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的班青遗址。在呵叻高原西部边缘的低地山丘地区。班青遗址的主要发掘者认为，这里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期间已开始有人居住。这个断代此后一直受到责疑，但这些遗址出现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或第二个千年看来还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距今4000年前，当地的农业社会已在此建立，这里的居民可能已在河流下游和季节雨水冲积的土地上种植稻谷。³⁰曾参与班清遗址研究工作的考古学家怀特认为，“班清遗址发掘的最重要的贡献是考古学者们找到了今天东南亚到处可见四千年以来以耕作为基础的低地农耕社会之根。许多泰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习俗—诸如稻作、饲养家蓄、水牛、狗和鸡，甚至制陶工艺，在某种形式上在数千年前的班清文化传统的遗址中都可以看到。”

虽然侬诺他和班清诸遗址还存在着地层紊乱等问题，但是这两个遗址对于阐明青铜器出现以前时期东南亚文化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班清仍然是泰国东北部重要的经过发掘的遗址，最早的居民可能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后期移入该地区，当时的人口非常稀少。他们带来了农业经济和新石器的技术。这些新石器技术与中国南部和越南同时代的石器之间，仅存在一些风格和细节方面的不同。而在公元前四千纪之前，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技术和稻作业已有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因此，泰国东北部最初的农业居民可能来自越南北部和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区。³¹

继班清遗址之后泰国发掘的科帕农迪和班高遗址，反映出大陆东南亚中部早期农业社会的更高水平的发展。科帕农迪遗址的直径达200米，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400年之间的考古堆积物厚度将近7米，墓坑物品包括成串的贝壳和手镯、石锛以及做工讲究的陶器。在陶器上有稻壳的印痕，稻壳也被掺进土中制作陶器，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种植稻谷。

从对现有考古材料的研究看，可以认为，如查尔斯·海厄姆所说的，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东南亚大陆一些地区已经种植了水稻。在安南山脉的两侧所进行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些发展。越南的考古工作者在这条山脉东侧的红河三角洲上游的所谓“中部地区”已经发现了50多处小型的农业村落遗址。在这条山脉西边的湄公河中游地区，有泰国的侬诺他（Non Nok Tha）、班清（Ban Chiang）和斑纳迪（Ban Na Di）等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这个广大地区也曾经有农民开发耕作和定居过。这批农业先驱者的村址，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地方，而从泰国东北部这些村子可以通往地势较低的红河三角洲的内河地带，反之亦然。冯原（Phung Nguyen）遗址就是位于红河三角洲中部地区的这类遗址之一。³²泰国东北部除了上述三个主要的遗址以外，还有与冯原文化遗址的分布模式相类似的一些村落遗址，它们也分布在河流小支流的中游地带。这类村落遗址中，最早的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村子占地面积大约只有1公顷左右，村民在50到100人左右，其经济模式也与山脉另一边的冯原文化遗址十分相似，河谷地带种植水稻，饲养了牛、猪和狗。

在中南半岛其它地区，也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柬埔寨，东部的三隆盛（Somrongsen）则从19世纪 70年代起就受到考古学家的注意。法国学者A·多凡—默涅认为，三隆盛时代的高棉人已经懂得打制斧头，用石块制造凿子，掌握了烧陶技术。他们懂得了驯养黄牛和水牛，以及养猪和种植水稻。三隆盛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前后。三隆盛文化在时间上晚于越北冯原文化和泰国东北部的班青和侬诺他，看来不可能是东南亚最初栽培水稻的地区。缅甸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以勒班奇波文化和陶马贡文化为代表。勒班奇波遗址由缅甸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发现于蒲甘附近良吁镇区的勒班奇波村，在该地出土的石器达140多件。陶马贡新石器遗址位于缅甸中部沙林枝镇东北5公里处，1982年缅甸考古工作者到该地作了考察，发现了经过磨制石器，其中有石凿、单刀等，还发现了陶器碎片和用火的遗迹。此外，还发现了鹿、牛、马、猪等动物的骨骼化石，但不清楚农业尤其是稻业是否已有发展。

海岛地区的水稻种植开始于何时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不能完全排除在7000-4000年前最早一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居民南下东南亚海岛地区时就已经把水稻种植带到当地，但是，由于缺乏可以证实史前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水稻种植年代的农业考古资料，这还是一种假设。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水稻种植要晚于东南亚大陆。日本学者宇野认为爪哇在公元前1000年开始种稻，是由中国南方移居爪哇的族群带去的。印度尼西亚学者宇格拉特则认为，印度尼西亚在公元前500-200年间种植的还是旱稻。印度尼西亚的水稻种植远晚于晚稻，也就是说，在公元前200年后是由中国南方先民发明的水利技术传入印度尼西亚后，才得以广泛种植³³。

因此，从已有的农业考古资料看，泰国东北部和越南红河流域是史前东南亚最早开始水稻种植的地区，但是在时间上要远远晚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至少从考古学的研究看，水稻是从中国长江中下游逐渐传播到东南亚首先是红河下游和泰国北部地区的。

那么，中国南方的稻作业与东南亚、南亚稻作业的发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彼得·贝尔伍德在研究了中国、印度、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的史前水稻后，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稻作文化的大量出现，已经暗示着他们与浙江省河姆渡遗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提出了水稻向南传播的假说。他认为水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至前3000年扩展到中国南方和台湾以及越南北部，在前2500年之后远播至印度北部和泰国中部，以及赤道以北的东南亚岛屿。很显然，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之间，甚至是更早的时期，整个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都居住着使用陶器和耕作稻谷的居民，开始了农业发展³⁴。中国长江以南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双方居民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因此，栽培稻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起源以后，先传播到中国的两广（广东、广西）、台湾岛和云南等地区，又通过这些地区向中南半岛和东南亚海岛地区传播开来。“我们确知水稻栽种的传播遍及东南亚，可以证明是与中国南方农耕者相联系的”。³⁵美国学者B·M费根在综合诺多研究成果后得出的这一结论，完全符合水稻栽种从中国南方传播到东南亚的历史事实。

从史前东南亚稻作业发展看，泰国东北部和越南红河流域是史前东南亚最早发展了稻作业的两个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的稻作业是独立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是彼此有着交往、联系？是哪一方更早一些、首先影响了对方？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红河中下游显然要比地处内陆的泰国东北部更容易受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影响，而现有考古发现显示冯原文化的稻作业的兴起要早于泰国东北部。东南亚大陆地区最早的农业定居点出现在冯原，而泰国东北部呵叻高原最早的定居点在大约公元前三千纪到公元前两千纪。彼德·贝尔伍德认为，泰国东北部最初的农业居民来自越南北部和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区³⁶。因此，泰国东北部的稻作栽培可能是从冯原文化时期的越南北部传入，而越南冯原文化时期的稻作业则是从中国南方稻作文化地区传入的。

也就是说，中国—东南亚的稻米之路，可能始于中国长江中下游—中国东南沿海或者湖南-两广地区—越南红河流域进入泰国东北部。经海路始于中国东南沿海到中南半岛沿海地区和东南亚海岛地区，陆路则很可能是经湖南、江西—两广一线首先进入中南半岛北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距今1. 2万年以前，湘江的主要支流潇水与流经广西-广东一线就已有古人类南来北往的。湖南道县的洞穴遗址和封开县黄岩洞、罗髻岩有相通的贺江。湖南江华县、广西贺州市和富川县采集到的陶器和陶纹饰，都与广东封开县属于同一的文化类型，这些都证明潇水一贺江线上的文化交往在新石器时代已不断进行，进入青铜器时代往更频繁了。³⁷而湖南正是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发源地，也可能通过这一古代文化交流通道再南下进入红河流域下游地区。

由于云南连接着长江流域，又是流向东南亚的三大河流——红河、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的上游（这些河流的河谷地区也是古代居民迁徙的通道），云南也是中国农业向南扩展运动的一个重要地区，³⁸稻谷栽培也由可能从云南传入东南亚大陆北部。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数据看，云南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在距今3000多年前 ，³⁹稻谷栽培也从云南传入东南亚大陆在时间上要晚于从江西、湖南经两广进入东南亚。至晚到3000B.C，从中国南方到大陆东南亚的稻米之路就已经基本形成，此后又延伸到东南亚海岛地区。到公元前一千纪，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稻米之路全面形成。

参考文献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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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美） 罗兹·墨菲着，黄磷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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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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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项目批准号：11＆ZD082）的阶段性成果。

2转引自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6页。

3（美） 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第9页。

4 （美）罗兹·墨菲着，黄磷译：《亚洲史》，插图修订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中文版，第18页。

5 E·利普斯著：《事物的起源》，汪宁生等译，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增订版，汪宁生的序言。

6 （日）佐佐木高明著，刘愚山译：《照叶树林文化之路》，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1页。

7 转引自《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35页。

8 （日]）渡部世忠：《日本稻の源流》，《稻一その源流への道》，第20—22页，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1990年。

9 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云南文物》1984年第15期；《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汪宁生：《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思想战线》1997年，1期。

10 大理州白族学会编：《中国剑川海门口遗址》，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2页。

11 主张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参阅伊绍亭译 渡部忠世著：《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 （澳大利亚）彼得·贝尔伍德等着，陈星灿译《史前亚洲水稻的新年代》，载《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13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中译本，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3页。

14 （美）R.S 麦克尼什（马尼士）著，康乐译，：《农业的三线起源（续）》，载《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第7-8页。

15 （新西兰）查尔斯·海厄姆：《东南亚大陆的早期文化》，泰国，河流丛书，2002年英文版，第351-352页。

16 刘军、姚仲源：《中国河姆渡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2页。

17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载《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8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6页。

19 参见张驰：《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8页。

20 游修龄主编：《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31页，第178-179页。

21 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6页。

22 （美）戴维·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23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3页。

24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史前史》，中华书局，2009年1月版，第120页。

25 （美）杰里·本特利等着，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26 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7 （日）渡部忠世著，尹绍亭等译：《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6页。

28 游修龄主编：《中国农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29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30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31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卷，第79页。

32 查尔斯·海厄姆（C.F.W.Higham）：《东南亚史前的水稻栽培》，中译文载《科学》（中文版），1984年，第8期。

33 梁志明等：《东南亚文明之路》，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34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卷，第77页。

35 （美）B·M费根著《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云南民族学院民族学教研室译，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36 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卷，第77-79页。

37 陈乃良：《潇水和贺江源头区先秦古通道》，载《封中史话》，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再版。

38 （新西兰）查尔斯·海厄姆：《大陆东南亚的早期文化》，曼谷河流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Charles· Higham.，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River Books, 2002.):,第84-页。

39 （新西兰）查尔斯·海厄姆：《大陆东南亚的早期文化》，曼谷河流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Charles· Higham.，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River Books, 2002.)，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