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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格列卫，因为一部《我不是药神》的电影热播，我和我“父亲”被推上风口浪尖。各种质疑、诋毁、甚至谩骂，夹杂着鲜有的赞誉扑面而来。

可以说从这电影上映的十来天，我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然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还是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叫格列卫，我真是一种神药。

下面，我从三个简单的哲学问题开始介绍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我是谁” ——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物

大家都知道治疗肿瘤的经典三板斧：手术、化疗和放疗。随着科学不断研究，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逐渐在肿瘤治疗中展露头角。我正是一种新型的肿瘤治疗方法——肿瘤靶向药物。

肿瘤分子靶向治疗，是在肿瘤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基础上，利用肿瘤组织或细胞所具有的特异性（或相对特异性）结构分子作为靶点，使用某些能与这些分子特异性结合的抗体配体等达到直接治疗或导向治疗目的的一类疗法。

听着似乎有点晕乎，打个简单的比方：肿瘤细胞上的特异性结构好比钥匙孔，我好比一对一匹配的钥匙，两者一旦配对成功，即开启肿瘤凋亡之旅。

分子靶向药物与传统化疗药物相比，前者作用于特定的蛋白分子、核苷酸片段，选择特异性强，治疗效果明显，不良反应相对较少。

后者作用于DNA、RNA或蛋白，选择特异性差，治疗效果差别较大，常常出现消化道和血液系统副反应。

我们靶向药物主要分为几个大家族，有以下几种：

1、抗EGFR单克隆抗体：比如大家熟知的治疗淋巴瘤的美罗华、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

2、EGFR-TK酶抑制剂：一种信号传导抑制剂，我属于这一档，我的作用后面会详细介绍。我其实还有很多“替尼”类的家族兄弟，有名的是吉非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索拉菲尼治疗肾癌和肝癌等等；

3、抗肿瘤新生血管制剂：比如血管内皮抑素，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恩度；

4、促分化和凋亡诱导剂。

介绍完大家族，我重点说说我自己。其实“格列卫”只是我的艺名，也有人叫我格里维克，我的国际通用名是甲磺酸伊马替尼。

我是一种合成的苯酐嘧啶衍生物，可以选择的抑制酪氨酸激酶及Bcr-Abl 异常融合蛋白表达、并抑制有Bcr-Abl 表达的白血病细胞的增值，主要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胃肠基质细胞瘤。

“我从哪里来”——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你们看到了我的价格昂贵，看到了我的光鲜靓丽，然而，你们却不知道我的诞生是多么的一波三折。”

故事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说起。当时科学家采用先进的秋水仙碱溶液染色体制备术，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发现了一异常染色体，因它在费城首次发现所以被命名为费城染色体。从此，遗传学缺陷与癌症形成拉开了帷幕。

期间经过长达30多年的研究和一系列科学家不断努力，终于搞懂了CML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简单的说就是费城染色体表达了一种叫做“Bcr-Abl ”的蛋白，这种蛋白是一种酪氨酸激酶的活化形式，通过不断地发送信号，可导致白细胞大量增加，这正是白血病发病机制。

似乎这些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并不是，既然这个突变蛋白通能引起细胞无限增值，意味着可以发明一个药物来阻断这条通路，这正是我诞生的前提。不得不说，聪明的人类很会搞事情。

接着我正式登场。其实刚开始关于“Bcr-Abl ”激酶的药物，很多科学家和药企并不是很感兴趣。

原因很简单：CML的患者不多，即使成功研究出有效的药物，也只能挽救不多的患者，这样不能给公司带来巨大利润，他们更热衷研究常见癌症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其中曲折、情感纠葛不再深究，但要记住把我的雏形带到这个世上的五位科学家：迈特、莱登、德鲁克、齐默曼和伊丽莎白。正是他们的不断努力，我才得以诞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合成、筛选、再合成、再筛选的艰难过程，终于有了一个化合物在数百个小分子物种脱颖而出，这个小分子（STI571）就是后来的我。

我完全符合科学家们的初衷，高效性、高选择性、无明显副作用以及口服高生物利用度。

接下来就是把我投入临床实验。

I期临床实验共纳入31例费城染色体阳性的CML患者，使用我之后，所有31位患者均产生了完全的血液学缓解，三分之一的患者同时出现了完全的细胞遗传学缓解（该死的费城染色体也消失了）。

接着就是更多、更大的临床研究逐渐开展。

2001年在43届美国血液病年会上有关我的研究论文多达110余篇，而且所有的研究结果都鼓舞人心。当时，在药物界，我可是红极一时的“流量小生”。

2001年5月10日，就在诺华（我亲爹）提交新药申请10周年后，FDA以破纪录的审批速度（审批过程不足3个月，而且仅在I 、II期实验的基础上）批准STI571用于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CML患者干扰素治疗无效急性发作期、加速期、或慢性期的治疗。

至此，我作为首个靶向药物正式出道。

看上去，我的诞生十分顺利？其实不然，从靶点的发现到2001年获批上市，我父亲大人制药企业诺华在我身上就砸了50亿美元，还耗费了许许多多科学家不辞辛苦的日夜研究。说我含着金钥匙出生，一点儿也不为过。

“我去哪里”——治疗CML+胃肠间质瘤

在文章的前面我已经提到，我的作用主要用于治疗CML和胃肠间质瘤。

我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就以电影中治疗白血病为例，用一组实验来证实吧。

在6个国家27个中心联合进行的包括1027例患者的II期临促实验中，干扰素失败的454例慢性期的患者口服格列卫后，获得完全血液疗效着415例（95%），获主要细胞遗传学疗效者有248（60%）；181例加速期红肉229例急性病变期患者，完全血液学疗效分别达34%和7%，而主要细胞遗传学疗效意外地分别达34%和16%。

这一组数据似乎又有点眩晕，记住我在治疗CML中，效果很牛就对了！

理性对待，共赢发展

在《我不是药神》的电影当中，涉及到的格列宁正是我。里面比我便宜将近20倍的印度仿制药，而且号称跟我疗效一模一样。因为我的天价缘故，反而我和研发我的企业成为了众矢之的。

其实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没有我，哪儿有那些仿制药的存在？我的诞生前面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我于2003年在中国上市，在我之前的还有2000上市的美罗华、2001年的希罗达，以及紧跟我2005年上市的易瑞沙、2006年的爱必妥、2007年的特罗凯，后来还有各种肿瘤靶向药物在中国面世。

价格没有最贵，只有更贵，比如治疗肺癌ALK靶点的克唑替尼，正版一个月就要花费5.7万元。

不管哪种靶向药物诞生，都需要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付出，我们妥妥的都出生名门望族，出生娇贵、自带傲娇属性，但癌症治疗效果也着实令人期待。

其实，国家也正在做很多努力，让各种靶向药物更加惠民。

新一届政府对医疗改革尤为重视，针对医药流通上的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加快新药注册审批流程、鼓励新药创新、两票制、医院零加成、进口抗肿瘤药物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

2017年人社部将36种谈判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其中有15个是肿瘤治疗药，包括曲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硼替佐米等疗效显著、价格昂贵的靶向药物。

这些药物本身大幅降价，加上医保支付部分，患者支付部分就是降低得更加显著。

而且，相信我们价格会越来越实惠。上个世纪40年代，感染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青霉素成为了非常稀缺、昂贵的药物。

随着人们对细菌感染认识的不断深入，抗生素的生产和研发能力都大幅提高，抗生素的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了80年后的今天，抗生素已经成为最基本的低价药物。

相信通过各方努力，我和我众多肿瘤靶向药物的家族兄弟们，会成为医生们的得力助手，惠及更多的癌症患者。

（编辑Anne。图片来源网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