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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市场更好发挥作用 华盛顿共识是因为拉丁美洲在八十年代的遭遇而促成的。当时，该地区的市场运转不良，部分原因是社会政策不力。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三年下滑，预算赤字极同－－有的甚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５－１０％。其中用于生产投资的经费还不如支付给无效益的庞大国有经济部门的津贴多。由于严格限制进口，不太重视出口，企业缺少提高效益或坚持国际质量标准的刺激。赤字首先是通过借款，包括大量借外债来填补。银行业人士为了使石油美元周转，急于以很低的实际利率贷款，使得借款很具吸引力，甚至对于那些低回报的投资也不乏魅力。然而，１９８０年以后，美国的实际利率上升，限制了继续借款，加重了支付利息的负担，迫使许多国家求助于硬币铸造税，为填补居高不下的公共支出（因利息高涨而上升）与课税基础萎缩之间的空缺筹措经费。其结果是极高并且变化莫测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成了一种昂贵得多的交易工具，经济行为成了维护价值，而不是进行生产投资。高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价格变化无常，破坏了价格体系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信息。 美国经济官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在这些问题的包围下形成的。现在是重新考察这一共识的良好时机。许多国家，诸如阿根迁和巴西，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稳定；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设计第二代改革。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坚持相对适当的政策，或者面临着与拉美国家完全不同的问题。例如，东亚各国ZF一直保持预算盈余；通货膨胀不高，并且许多国家在货币贬值以前其通货膨胀还在下降。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其他方面，它们的解决方法不能在华盛顿共识中寻找。 拉丁美洲宏观经济的主要弊病通货膨胀是华盛顿共识形成的背景，对通货膨胀的专注是货盛顿共识的背景，对通货膨胀的专注使得宏观经济政策不太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分散了人们对宏观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即金融部门软弱无力的注意。如果金融市场一心致力于放开市场，就可能因为削弱金融部门而对宏观经济不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更广泛地说，决策者在注重贸易自由化、 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过程中， 忽视了其他的重要因素，即最引入注目的竞争，这是形成有效的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在决定长期的经济成功方面，这些因素可能至少同标准的经济指令一样重要。 华盛顿共识还遗漏或忽视了其他一些因素。其一是教育，这个问题已经在发展中社会得到广泛共识；其他一些问题，诸如技术改进，也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华盛顿共识作为一个学说，其成功之处在于它的简明性；经济学家仅仅利用简单的会计原理就能执行它的政策建议。几项经济指标，即通货膨胀、货币供应增长、利率、预算和贸易赤字，可以作为一整套政策的基础。其实，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学家应当飞往某个国家，查看并试图证实这些数据，在两个星期内为整个政策改革提供宏观经济建议。 华盛顿共识对于政策建议而言具有很重要的优势，它关注最为重要的问题，它建立了一个易于复制的框架，对依据个别的个体、观点而形成的建议感到担忧的大型机构也能够利用它。它明确地限定自己仅确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华盛顿没有就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与之相对照，很遗憾，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都不那么简单。它们既不象教条那样易于阐明，也不象政策那样易于实施。这里没有什么一目了然的经济健康状况温度计。更糟糕的是，可能存在这样一些交易，经济学家、尤其是外界经济学家，将其作用局限于描绘可选择政策的结果。 我在这一部分主要强调经济效益。我将讨论宏观经济稳定和自由化－－华盛顿共识也关注这两个问题，以及金融部门改革和提高ZF效能－－华盛顿共识没有涉及这两个问题。我将论证，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训条在这两个核心领域内从好的方面说是不完善的，而从坏的方面说则是误导性的，虽然宏观稳定很重要，例如，通货膨胀永远不会成为它的一个最根本的现象，但贸易自由和私有化也是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达到市场比较正常、更具竞争性、更富有效益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且必须要由有效的管理和竞争政策来补充。 １、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１）控制通货膨胀 或许华盛顿共识推出的有关稳定的最重要的政策处方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它对于进攻性地预先制止通货膨胀的论证，是以三个前提为基础的。最基本的前提是，通货膨胀的代价太高，因此应该被制止或降低；第二个前提是，一旦通胀开始上升，它就有加速发展失去控制的趋势。这一信念强有力的促使人们预先制止通货膨胀，因为在人们看来，通货膨胀上升所造成的风险远远不止于对产量和失业产生不利影响。第三个前提是，扭转通货膨胀上升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个前提意味着，即使人们觉得维持失业率远比维持通货膨胀更重要，目前还是应该采取措施防止通货膨胀率而不得不使经济大衰退。所有这三个前提都可以从经验上验证。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这个证据。在这里我想把它简要概述一下。这项证据只是表明了高通货膨胀的代价很大。布鲁诺和伊斯特发现，当一些国家的年通货膨胀超过４０％这一界限时，它们就落入高通货膨胀／低增长的陷阱中。但是，不超过这个界限，就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通货膨胀造成很大的损失。巴罗和菲希尔也证实，一般情况下，高通货膨胀对增长是有害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表明低程度的通货膨胀也造成很大的损失。菲希尔发现，变化不定的通货膨胀也具有同样的情况。阿克洛夫、迪肯斯和佩里的最近研究揭示，低程度的通货膨胀甚至可以改进那些同通货膨胀为零有关的经济现象。 加速论假说的证据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通货膨胀的上升同过去通货膨胀的增长有关。有关扭转通货膨胀的证据显示，当通货膨胀上升时，菲利普斯曲线是可以呈凹形的，因而，当通货膨胀上升时，降低通货膨胀的支出可以小于所得到的收益。 在我看来，从这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控制高程度和中等程度的通货膨胀应当是一项优先考虑的基本政策，但是，使低通货膨胀更低，不一定能够有效改善市场的运行。 １９９５年，发展中世界超过半数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低于１５％。对于这７１个国家来说，控制通货膨胀不应是一项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而在另外２５个几乎全部处于非洲、东欧和前苏联的国家中，控制通货膨胀或许是稳定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４０％。一门心思关注通货膨胀不仅会歪曲经济政策，阻碍经济实现充分增长和挖掘潜在产量，而且会导致降低经济灵活性、丧失重要增长收益的制度安排。 （２）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赤字 宏观经济稳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压缩ZF规模，降低预算赤字和往来帐赤字。我会在后面论述最佳ZF规模的问题。现在我想着重阐述两项赤字。大量证据表明，持续而庞大的预算赤字对经济运行是有害的。三种填补预算赤字的方法全都有其不足之处：从国内筹措资金引起国内利率上扬，从国外筹措资金可能难以承受，制造货币导致通货膨胀。 要确定预算赤字的理想水平，并没有简单的公式。理想的赤字－－或者可承受的赤字范围－－取决于环境、包括经济的周转状况、对未来增长的展望、ZF的经费开销、金融市场的深度以及国内私人储蓄与国内投资的水平。例如，美国目前正力图平衡预算。我长期认为，私人储蓄的低利率以及生育高峰一代人的逐渐成熟使人感到，美国可能应该谋求预算盈余。与此相对，东亚各国面对经济衰退仍保持预算盈余，那里的私人储蓄率很高，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相对较低。这一情况远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埃塞俄比亚的经验强调了理想赤字的另外一个决定因素，即资金来源。在过去的几年里，埃塞俄比亚的赤字一直保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８％左右。一些外来的政策顾问希望埃塞俄比亚降低它的赤字。其他的人则认为，它的预算赤字是通过极其优惠外援的稳定的、可预见的流入来填补的。这些外援没有形成必须填充预算缺口的紧迫感，但却造成了实现高回报投资的紧迫感。在这些状况以及要在诸如初级教育和基础物质设施之类的重要领域内给ZF投资以高回报的条件下，ZF可能理所当然将外援作为获得象税收那样的收入、平衡包括外援在内的预算的合法来源。 往来帐赤字的理想水平很难确定。当一个国家的投资超过它的储蓄时，往来帐赤字就会产生。它们本无好坏之分，全都取决于环境，特别是资金的用途。在许多国家，投资的回报率远远超过国际资本的成本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往来帐赤字是可以承受的。 筹措资金的形式也很重要。国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不仅在于它所提供的资本和知识，而且在于它往往非常稳定。与之相对，泰国在１９９６年达到８％的往来帐赤字不仅很庞大，而且都是以美元命名的短期债务形式，这些债务是为以当地货币命名的投资筹措经费，它们往往过多地被投入房地产之类的非生产性用途。通常来说，短期债务和有价证券的流动可能造成非常不稳定的成本支出，并得不到外来知识带来的收益。 （３）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 具有讽刺性的是，宏观经济稳定－－如同华盛顿共识所构想的那样－－常常忽略了稳定产量或失业人数。最低限度减轻或避免严重的经济萎缩，应当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从短期看，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显然是无效益可言的－－从纯粹经济角度来看，它代表了未能得到比较有效利用的闲散资源。这些经济衰退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可能具有破坏性：生活和家庭受到干扰，贫困现象加重，生活标准降低。更坏的是，社会和经济代价转化为政治和社会动乱。 并且，商业周期本身可能对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借款为研究和发展筹措经费所遇到的困难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当企业的现金流量减少时，企业必须要明显压缩它们的研究和开发经费。这一影响在美国似乎一直是举足轻生的；在那些研究和发展所起的作用相对不太重要的国家，无论这个问题是否造成了影响，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一般情况下，产量的变化几乎总是诱发不稳定现象，从而挫伤投资的积极性。 产量的变动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明显。在中高收入国家，通常的年增长幅度的偏差为２．８％。在发展中国家，一般的偏差为５％或者更高，包括增长率的巨大偏差。在欧洲和中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次撒哈拉非洲，增长幅度尤其变化无常。 在稳定产量或就业的意义上，怎样才能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传统的措施是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可以使自动稳定机制运行的反周期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当然很必要，但是越来越多的文献，既包括理论方面的也包括经验方面的，已经在强调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作用。这些文献强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并通过信贷定量配给之类的机制和银行与企业的破产来阐释经济衰退。 在十九世纪，工业国家主要的经济衰退大部分是由财政恐慌往往先发生，随后总是导致资产价值的大幅度下降和银行的广泛破产。在某些国家，改善管理与监督，引进存款保险以及建立对银行机构的刺激机构的措施，降低了金融恐慌发生率和激烈程度。但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加频繁、更加激烈。即使在瞄准了通货膨胀之后，美国的众所周知的储蓄与贷款大崩溃所造成的损失高出大萧条所造成的损失的好几倍。然而如果对照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话，这次大崩溃就不会被列入八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最大的２５次国际银行业危机的排列表中。 银行业危机给宏观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影响今后五年的增长。在１９７５－１９９４年期间，那些末经历银行业危机的国家的增长速度缓慢上升；那些遭受了银行危机的国家则发现在危机之后的五年内增长速度放慢了１．３个百分点。显然，建立健康的金融系统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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