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开始写诗，我就崇尚并且倡导“诗如其人”，我不敢保证我写的诗100%如此，但80%以上是可以保证的。我又崇尚“诗歌=自由”，并且认为“自由美学始于80后”，有人说，因为你是80后所以你才这样说，这个“有人”说得没错，正因为我是80后我才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并对其进行总结——我想这是无可厚非的。“诗歌=自由”的意思是，所有对诗歌的规定都是为诗歌套上枷锁，因为目前的中国，诗歌自由得还不够。但“自由”的说法是针对整体诗歌界而言，我所崇尚并且倡导的“诗如其人”，是我个人创作的自律（其实这反而让我写诗更自由,如同信仰让我变得自由，这涉及到对自由的理解，此处不论），我不介意你不遵守，但我会因为你与我想法的一致而欢欣鼓舞。而且，我认为，杰作必出自于“诗如其人”这一理念之下。“诗如其人”是你我所写的诗成为杰作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什么是“诗如其人”？
写诗有个“我”，一般被认为是诗歌的主体。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理解这个“我”的：不管你怎么去解构，怎么样去消解主体性，这个“我”字永远跑不了。无论“有我”还是“无我”，“我”都在那里，万物由“我”而生。这个“我”，不是空空荡荡的我，不是无血无肉的我，“我”实实在在、具具体体、可触可摸，不只有血有肉更有魂有灵；这个“我”永远不是“大我”，而是绝对的“小我”，即是说，“小我”是绝对的，“大我”是相对的，是被诠释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写这首诗的人。“我”是人，不是神，不是鬼，不是怪，是人。为什么我要如此强调“我”是人这样一个常识？因为有许多诗人，写着写着，就把“我”写没了，变成了神、鬼、怪，成了非人类。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我”是诗歌的主体。
那么什么是诗歌的主体？是“诗人”。不是写诗的人，是“诗里面的人”。
很多人或许已经发现了，诗歌里面有人。德国的伽达默尔说，“一首诗始终是一场交谈，因为诗常常进行对话，与自己的对话”。诗人希尼也写到，希腊人有这么一个概念，当一个抒情诗人发出声音，认为“那是神在说话”。其实那不是神在说话，而是隐秘存在的人在说话，以至于被误以为是神。
诗歌里的人，是写诗的诗人创造出来的；而诗歌，是诗歌里的人创作出来的。写诗的人在掌控、操作诗歌里的人，诗歌里的人在掌控、操作诗歌。诗歌里的人，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几个人，也许是一群人，他们都源自于写诗的人。某种意义上说，写诗的过程不是写诗，而是造人。《圣经》上说，上帝照着自己的样式造出了人类，于是每个人都是像神的、有神性的；当我们写诗，按照自己的样式造出诗里的人，那么可以说，写诗的人与诗里的人合二为一了！这就是“诗如其人”。当你写着“诗如其人”的诗歌时，你会发现好像把整个儿的自己，整个的灵、魂、体，往诗歌里面灌输，好像把自己的命嵌入了字里行间。
诗不如其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诗不如其人时，写诗的人创造诗里的人，就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式去造，而是按照“想象的受众”所能接受的模样去造。何其芳先生不是造出何其芳，而是造出了郭沫若；郭沫若先生不是造出郭沫若，而是造出了张打油。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想象中的受众（未必是大众，也可能是少数受众，比如领袖），在他们的想象中期待他们这么做，期待他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诗里的人，而要按照受众所想要的形象来造人。如此，诗里的人就成了迎合受众的人。TA不是在表达写诗者所欲表达的事物，而是在表达受众希望TA来表达的事物。诗歌为什么从根本上区别于商品？因为商品本就是为迎合受众而生，但诗歌不是。为什么诗如其人是重要的？因为那些诗不如其人的诗，往往被写成了商品。
维特根斯坦说，“写诗的人必须经常扪心自问：‘我写的东西的确真实吗？’”我想，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诗人应该经常问问自己，是否“诗如其人”。
维特根斯坦还有两段话。其一是：漂亮的东西不会是美的；其二是：许多作家之所以成为过时的人物，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作品受到他们同时代的人推动时就会向人们强烈地表明，没有这一推动，他们的作品就会死亡，就好像失去了产生照明的色彩一样。
这两段话结合来看非常有意思，因为它们说出了为什么“为大众写作”是荒谬不可取的——正是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道，制造了短暂的、滞后的“漂亮”的审美，制造了潮流以及风光的弄潮儿，包括创作生命短暂的写作者。如果写诗的人为了迎合大众而创造出诗不如其人的诗，其生命力可以想见，因为大众的绝情眨眼即至；相反，经典的、杰出的作品，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而存在，正是因为不迎合大众，反而在相对恒久的非大众审美里，具有了穿透时空的锐利。（这里的大众，不只是日常生活里的大众，也可能是诗歌圈内的大众。）
有人问，为什么经典之作也会成为潮流呢？如你所言，岂不是经典诗歌不会成为潮流？
是的，经典诗歌也可能成为潮流，因为历史语境的不同。中下品的陶渊明和曹操的诗，在后人看来却超越那些上品的诗，成为争相阅读和效仿的对象。诗还是那样的诗，如同本雅明说，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它自问世那一刻起可继承的所有东西”。无论历史如何变幻，语境如何转换，诗还是那首诗，依然带着写诗的人创造诗里的人、诗里的人操控这首诗那一个此刻、那一个当下的即时即地的“所有东西”。诗里的人及其诗所携带的“信息”，并没有随着历史语境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受众。
受众不断地在变，写诗的人想象中的受众无时不刻不在变化；当诗人为了迎合受众的变化，而不停地改变诗里的人的模样，以便让TA吻合受众的需要时，诗人所写的诗就会起起伏伏、天上地下。诗里的人，就会因为历史语境的转变而面目全非，何其芳先生成为郭沫若，郭沫若先生成为张打油。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及诗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诗中的主体形象也常常会有所不同，有时是“我”，有时是“我们”。
诗如其人的诗不会这样。因为写诗的人有一以贯之的事物，写诗的人所创造的诗里的人也同样有一以贯之的所在，这保证了诗如其人的诗，有一种一以贯之的面目。任凭历史如何沧桑变幻，语境如何摇摇晃晃——一句话，任凭想象中的受众怎样地变化，诗人不去迎合，不改变自己，不改变一以贯之的诗里的人，诗歌就不会随着历史语境而变化。这样的诗歌，就可以穿越时空。
诗如其人，四个字而已，但行之却需要勇气。我看当代中国诗歌界，能做到的微乎其微。
有人问，一个人所写的诗如其人的作品，有没有可能被大众欢迎？回答：是可能的，那是因为诗人照着自己样式创造出的诗里的人及其诗歌，恰好也是大众所期待的。但这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清明、澄澈的时代，比如盛唐；在晦暗、浑浊的时代，几乎不可能发生。
有人问，如果写诗的人变了，比如变坏了，或者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坏人，或者这个人没有写诗的天赋，那么“诗如其人”又怎样？回答：“坏”字空间太大了，一言难尽，天赋问题也一样。我只能说，正因为这些可能性，所以诗如其人只是杰作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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