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笔者针对肖波著《人生之歌》写的《“非虚构”传记可以虚构吗？》之下，LN留言：“你可能不懂这新概念吧，‘非虚构’文学传记也是可以虚构的。”于是，笔者作如下回应。 自2010年《人民文学》设“非虚构”栏目始，文学界开始掀起非虚构写作浪潮，这的确是新概念。当然也有人把这非虚构史追述到美国上世纪60年代，这种把什么都喜欢追述到西方的做法确实令人生厌，但的确也能揭示出非虚构文学与传统的联系与区别。非虚构，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只不过相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而言，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更强调“创作主体的在场性和亲历性，并以作家的验证式叙述，让叙事形成无可辩驳的事实性，由此实现其‘非虚构’的内在目标”。笔者不敢说自己懂非虚构文学，但上面的引文是来自文学权威杂志《文学评论》上的《论非虚构写作》（洪治纲）一文见解，如以此为参照来评论“肖著”的话，相信质疑者应该能接受。 肖波的创作意图在其著最后的“创作感言”中有集中表达，他自称自己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参与编撰《徐州市志》过程中，便觉得：“篇幅有限的市志人物简述不可能给予全方位、详尽的记载和光大（马可）。我就想另写一本书，一本人民音乐家马可传奇般经历的书。”从肖波对自己在“徐州史志办”工作以及在马可的故乡徐州生活了几十年的事实表达来看，显然是想给人在场性和亲历性的感觉。但马可生活在徐州时肖波是不可能在场和亲历的，作者只能根据材料去虚构。如果说作者无法回到历史去“在场”还情有可原的话，现在的徐州可以去亲历但却不去亲历和验证，就不合适了。马可哥哥的女儿马西平现在还健康地生活在马可母校徐州五中的旁边，且是五中的退休教师。关于马可哥哥的虚构，别的不说，就连名字都写错，对此哪怕只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很显然作者没有去“亲历”，如此写作态度且不说是从事史志专业人员，就是非虚构文学写作也是不可以吧？其实马可哥哥不仅对马可成长很重要，他也是徐州体坛赫赫有名的人物（见《江苏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前史考释》）。这错误虚构且不问他女儿是否愿意，让体育界研究者如何接受？肖波说：“听到有人将大名鼎鼎的中国马可与西方的马可·波罗无知地混谈为同一人时感觉心寒。”笔者至今没看到任何文献中有这“混谈”，倒是作者本人“混谈”了马可的名字来源于《马可福音》。既然对马可名字的“混谈”感到“心寒”，为何又虚构马可哥哥的名字及其叙述呢？ 从洪治纲对非虚构文学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新概念无疑受到人类学要求写作者亲自体验这种研究风气的影响。或许肖波并不赞同洪治纲的论述也有可能。那么笔者再按照肖波自己承诺的方式来评价该书。 “肖著”称上个世纪80年代自己就去上海图书馆查阅马可资料，并说于2016年5月翻出“手头常年保存的有关马可的资料”进一步“想方设法收集、完善有关资料，拿起笔重新”写作马可传记。从肖波感谢近百个单位包括个人来看，下的资料功夫确实了得。但该书却用好几页纸来渲染马可自制能“吹”的轧筝，犯如此低级错误实在不可思议。以马可的口吻来叙述，并且称为“非虚构”的话，音乐专业人员恐怕都会信以为真，因为这种乐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马可都说这乐器可“吹”能错吗？更不可思议的是，该书第8页虚构马可自制能“吹”的扎筝，到了第9页便以哥哥回忆的形式这样叙述：“他（以往的马可）会将高粱秆子每节的表面挑起细细的硬皮，做成七弦琴的样子，敲弹起来，还叮咚有声。”这很显然是摘自马可本人写的《中国民间音乐讲话》中关于自制“扎筝”的话，前页刚说过这乐器是能“吹”的，到后页就变成“敲弹”的。文学的本质是虚构不假，但这样“虚构”可以吗？ 该书错误论述何止这些，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再举一个例子。该书第11页起好几页叙述的是马可拜师刘乐夫的过程。且不论这至今还没有确凿的史料来印证，就其中叙述便错误连篇。1.说刘乐夫是“上海音乐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毕业何校暂不谈，但该校校名应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2.说刘乐夫时任徐州培正中学。其实，所有提到这信息的资料都说刘乐夫是在私立徐州中学。3.大段虚构马可参加体育比赛也是错误连连。4.把马可错误说成是“培正中学”的学生，《徐州五中志》即马可母校志书中都说马可是“培心中学”最后一届毕业生。作为徐州史志专业人员，眼面前的资料都能错成这样，笔者实在无法理解。 戴嘉枋在批评马可的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家传记?》中认为，音乐家传记跟文学传记是有区别的，不能随意“虚构”。笔者觉得还可再强调一句：更不能这样错误地“非虚构”！ 文 | 吴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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