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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状元刘春霖
正月初六（
1911年2月4日），因春节放假而暂时停刊的北京《顺天时报》重新出报。报纸上除了披露了关于京城鼠疫的消息外，在主要篇幅上刊登了一幅旭日朝阳的图画——层层卷曲的海浪上，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天空中，象征吉祥的蝙蝠正在成群结队地上下翻飞，散布着帝国的福音。
正月初十，是隆裕皇太后的万寿圣节，深红的宫墙隔绝了帝国土地上所有的哭喊，此时的紫禁城，正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行礼如仪，他们进奉的各种奇珍异宝，隆裕已命储秀宫太监赏收。
七年前，另一个太后的万寿大典在紫禁城里举行，那一年，刚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诞。那一年正逢科举之年。7月4日清晨，迷离的晨雾还没有散去，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二百七十三名贡士，就鱼贯进入保和殿，庄重的殿试正式开始。二十四岁的谭延闿在会试中考中第一名，由于他本人的谭姓与参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同，主考官们怕慈禧太后怪罪，在给太后的十张考卷中，没有把他列进去，谭延闿就这样，因为姓氏与状元无缘。辛亥革命后，谭延闿成为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都督。
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文辞畅顺华丽，爱才之心油然而生。但一看落款，心头顿时升起一股阴云。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不禁让这位老佛爷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眼中，广东无异于帝国叛逆的温床。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珍妃”的“珍”字，“朱”又与“诛”同音，“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就触动了想象力发达的慈禧的神经。朱汝珍的试卷，于是被扔到一旁，状元之门对他关闭了。
金息侯的殿试卷慈禧太后初阅后很欣赏，但经过细审，慈禧太后发现他在应对策论时，针砭时弊，写出了“国家危亡”、“痛哭流涕”的字样。这与慈禧七十寿诞大典的喜庆气氛背道而驰，慈禧心中十分不快，金息侯也同样惨遭淘汰。
直到刘春霖的试卷映入慈禧太后的眼帘，她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慈禧太后喜欢疏淡清新的字体，刘春霖擅长小楷，在书法界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与慈禧太后的意旨不谋而合，而刘春霖的名字，又给慈禧太后带来些许安慰。
那一年，天下大旱，整个帝国，都急盼着一场春雨。“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对于萧瑟的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之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亦不失为“吉祥”之兆。这是皇权中国所信奉的符号学原理。于是，慈禧太后的朱红毛笔，终于在刘春霖的名字上轻轻点了一下。苦读诗书的刘春霖万万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夺魁天下。
流亡途中慈禧变成改革者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像秋风里的落叶一样在北京菜市口飘落仅仅三年之后，慈禧太后居然推行了比康梁更加激进的改革——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30日），在惊恐万状中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出人意料地发出一道谕旨，宣布实行“新政”。谭嗣同未竟的事业，就这样被慈禧太后继承下来。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这个照亮过整个西方的东方帝国，在20世纪来临之际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皇家宫殿沦为外国人的兵营，有关帝国昌隆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无情地撕去了。连慈禧太后，也升起雪耻自强之心。当慈禧太后逃出紫禁城，逃到怀来县的时候，曾泪眼婆娑地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
末代皇帝溥仪后来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皇太后在流亡西安的时候也已转变成了一个改革者。”在这本书中，他援引材料证明，一位西方记者写道：“（慈禧）采取了使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的政策，并且依靠她强有力的政令，取缔了某些旧的规章。”晚清的政治现实，既荒诞，又合理——对个人而言，它们是荒诞的；而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一切又符合逻辑。为了表明自己的一贯正确，她并没有给康梁平反，而是说“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慈禧对她在戊戌的屠杀行动毫不忏悔。在她心里，自己领导的改革，与康梁的“谋逆”，绝不可同日而语。庄士敦说：“慈禧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她从不认错，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补偿她的过失。‘康党’（康有为的派别）仍然列在黑名单上，对康有为缺席判处的死刑也没有取消。”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面对这样的奏折，慈禧太后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见的。科举自隋唐以来，就成为帝王事业的根基。废除科举，等于抽掉了士人们眼中一部华丽的梯子，彻底断绝了他们在社会中上行的路线，帝国的政治生态，将发生彻底的断裂。
慈禧深知这份奏折的分量。环顾朝廷，像袁世凯、张之洞、端方这样思想开放的官员寥若晨星，面对满朝文武的满脸不解，慈禧陷入一种四顾茫然的孤独。1904年，慈禧太后在仔细通读南通士人张謇刊刻的《日本宪法》之后，对枢臣们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慈禧太后的话，令帝国的要员们面面相觑，哑然无语。
慈禧在古稀之年迷上“后现代”
历经了庚子磨难的慈禧太后，似乎已经脱胎换骨，有了许多奇怪的举动，在古稀之年玩起了“后现代”。日本人尾崎秀树这样描述她：“回京后的慈禧太后，做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将外人视为洋鬼子的慈禧太后开始崇洋。”这一年中秋节，一个俄罗斯马戏团在北京演出，盛况空前，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邀请马戏团进宫演出。于是，在颐和园内，两天内就搭起一个巨大的帐篷，供马戏团表演和演员们化装、休息之用。在帐篷旁边，一些围栅也建造起来，以安置那些远道而来的动物。当慈禧太后第一次看到高空吊架上的空中飞人突然坠落时，像其他人一样失声尖叫起来。当演员表演自刎时，慈禧太后闭上眼睛，不忍观看。
这段时间，宫女们经常听到，有悠扬的华尔兹舞曲从慈禧的寝宫里传来，那是她那台巨大的外国留声机发出的声音。有一次，慈禧太后在午餐时，还特别要求德龄、容龄两位公主跳华尔兹舞，她乜斜着眼睛，定神地观看。等她们跳完，慈禧高兴地说，这是很美丽的舞蹈。你们这样反复地转圆圈，难道不感到头晕目眩？
慈禧曾经相信，照相能够摄走人的魂魄，在德龄公主的引导下，她一点点迷上照相，以至于照相成为她无法舍弃的酷爱。在垂帘听政的“余暇”，她经常扮作观音照相，并把相片挂在自己的寝宫。“老佛爷”这个称谓，就这样不胫而走。
这至少表明一点：慈禧太后也是可以转变的，她并非时代变革的天敌。
自相矛盾的慈禧太后
终于，面对袁世凯等人关乎帝国无数士人命运的奏折，慈禧轻轻点了点头。
这一年，一批新式学堂出现。“子曰”、“诗云”从此让位给了声光电化。在“学堂日多”、“报馆日多”、“书局日多”之际，亚细亚、欧罗巴、公法、民权、华盛顿、西乡隆盛……渐渐成为一代青年、众多士大夫似通非通的口头禅。一些前所未有的人群出现了，“新学生”、“新士人”、“新军人”乃至“新官吏”……一切都冠以“新”字，昭示着与古老社会的决裂。
在今天看来，慈禧太后的许多举动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她推行新政，却对维新党人怀恨在心，连姓名都在禁忌之列；她明志雪耻，却从不改她的奢华本性。这些举动，造成了对她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种认为，她生就了统治者的素质，正因为她，使清朝多延续了一段时间。另一种认为，她对清朝的灭亡要负主要责任。据我所知，中国的许多杰出人物都赞同后一种意见。而前一种意见，却在西方人中相当流行。”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曾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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