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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孙玉华 图片 / 网络（侵删） 生产队，一个我们这代人熟悉而又平常的词汇，一种在我国延续了多年的最基层的社会形式。我不想评判它的是非功过，只想记录我在那个年代，作为孩子对它的印象。 从我记事起，就有了生产队。我家属于村里的第三生产队，几十户人家，二三百口人。 生产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回荡在枣乡上空的钟声。 钟，不是寺庙里典型的喇叭形，而是一个废弃了的半截犁铧，用一根铁丝拴了，吊在枣树杈上，旁边还吊着一个耙钉，就是耢耙上用的很大的铁钉。这铁钉便是敲钟用的“锤子”，二者缺一不可。 可别小看这半截犁铧和铁钉，它发出的是生产队最权威的号令，是全队几百号人行动的指南！ 那时乡下没有钟表，更没有电话手机，大家都是看太阳的影子定早晚。几百号人虽然分工不同，但是要一起上工，必得有个统一号令。这钟声，不亚于运动场上的发令枪。每天早上它都会及时响起来，每逢召开社员大会它也及时提醒大家。 钟声“当——当——当——”响起，只几分钟，人们就集中到大枣树下，一般在前一天记工分时就分好了第二天的活路，所以大家一碰面就往地里走，大树下随即恢复平静。 说起这“钟”，早年很常见。 农村的学校也是以这样的钟声为号令，上课、下课、到操场集合，敲几下，怎么停顿，都有约定好的敲法。只是这钟形状不一，有的是个破铁锅，有的是破铜盆，总之是金属器物，敲击时声音响亮而悠长，足以警醒人们即可。 记得上中学时，那钟就是标准的喇叭形了，还有一个专事敲钟姓董的工人，起床、早操、早自习、早饭、预备、上课、下课等，一直到熄灯的铃声，董老师负责一天里准点数次把钟敲响。现在想来，这活着实不轻快呢！一有闪失，就牵扯到几百号人的行动。 到济南工作以后，很少听到钟声，但有一次：八九十年代一天早上，路过纬一路，在路东的一个单位院里，竟响起了熟悉而久违了的钟声，我驻足听了一会儿，倍感亲切。那一刻，我的思绪回了家乡，想起生产队枣树上那半截犁铧，想起西街完小教室门前的钟，想起中学时教务处门口的钟…… 五六十年代，每天早上天一亮，生产队长都会如约来到大枣树下，用他粗糙有力的大手，抓起大铁钉砸向那“钟”，悠扬的钟声传遍村庄，胡同的劳力们随之来到街面上，然后鱼贯向前，涌向田野…… 那时，钟声天天与大家相伴。 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牲口棚，因为还没有机械化，只县里有个拖拉机站，农忙时下来服务，很难普及。牲口是最重要的劳动力，拉犁、拉车、拉磨……牲口是最被看重的生产资料。 三队的牲口棚其实是在村前空地上盖起的几间北屋，前面正对着池塘。 队里大约有十几头二十几头牛，两三只毛驴。有两个饲养员负责养护。饲养员每天的任务是铡草、淘草、喂食。铡草是把野草秸秆之类的东西放在铡刀下铡碎，淘草是用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大竹筛装上草，拿到池塘淘洗。 小时候常见饲养员站在没膝的水中，将筛子在水中来回晃荡，淘洗后的草再加点料豆，在石槽里搅拌一番，牛便欢快地吃起来。 料豆就是提前炒好的豆子，虽然坚硬，但是香味扑鼻，是孩子们梦寐以求的美食，只有常接近饲养员的孩子才有可能得到一点奖赏，一小把儿，不可能多，因为那是牲口的口粮，是生产队在有限的粮食中特意留的，因为牲口极受重视，连挑选饲养员都格外严格，要稳重、细心、可靠。 冬天的牛一般吃干草，比如谷桔，玉米桔之类，春夏秋就吃鲜草，靠我们这些孩子拔的野草。农村孩子会走以后就会拿个小篮子，小铲子，练习割草拾柴。七八岁就会做了。 十几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生产队一般不安排大活计，就自由地随便到什么地方拔草，背回来交到牲口棚，有专人过称、记数。春天野菜野草刚长出，一上午卖力地忙，不过拔个三斤五斤，夏天秋天到处是野草，一上午少说也能拔个二三十斤，所以春天一斤或一斤半就可以计一个工分，夏秋就需要三五斤。 那时学校放假我会与同龄伙伴一起挎上篮子手拿铲子出门，枣行南头，南檩子，西河崖……三四里地以内的每一块地几乎都去过。那些没机会上学的伙伴，这时其实是我的教练和引领者，她们知道哪里的草多，手脚也特别麻利，是干活过日子的好手。 每人拔了一大堆草，开始装篮子，英姑、平姑、春姐，她们可以把本认为装不上的一大堆草，结结实实地装进篮子，装得看不见篮提芯，又不会散落下来。当然，我永远拔不了那么多。 我们四五个人，每人都装好了篮子，小铲子在篮绳上绕一圈，大家就互相帮着把篮子发到背上，一手扶住铲把，篮子就稳稳地倚在后背上，一座座“小山”就开始移动，一步步移向村里，有时候要走好几里地。后面的人只看见“小山”下面移动的两腿，根本看不见人。 那时每个社员都有一个记工分的小本子，每晚集中到一个固定地点记当天应得的工分，三队的会计一直是庆恩哥，每个人去了报上自己今天干的活，递上小本子，会计按照每个人的身份，整劳力或者半劳力，记上当天应得的工分。那时男整劳力每天记10分，妇女是8分，也有十七八岁接近成年的，记7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根据拔草斤两计分。 工分那时可真是命根儿！年终除了按人口还要根据每家的工分分配口粮和余额款，我家总是“缺粮户”，就是工分达不到平均数，因为全家主要靠父亲挣工分，孩子多，母亲身体不好，稍大点的孩子又去上学。 后来父亲被抽调成了国家人口，我家工分更少了，每年底别人家除了分口粮，还能分点钱，我家要往队里交钱才能把口粮买回来。平日里分个瓜呀菜呀柴草呀，按工分我家分得也可怜，常常羡慕人家。那时一个工到年底大约折合四五毛钱，算是不错的了。每年的收益也有差别。 农村生活都按农历，年底大家往往把期盼的目光投向生产队养的几头猪。因为生产队春节前一般要杀猪。 平日里难得有肉吃，连油水都少得可怜，那时最深刻的记忆是饿，吃什么都香！刨地瓜就吃生地瓜，刨萝卜不管是青萝卜还是胡萝卜，都会嚼上一阵子，在衣服上擦擦就啃。所以过年孩子们期盼的不仅是新衣新鞋，还有好吃的。 生产队杀猪，每家分得猪肉以后，猪头和下货没法分，就定好价钱，大家抓阄儿。因为低于市场价，谁都跃跃欲试，又忐忐忑忑，期盼好手气，又怕落了空。抓阄现场男女老少围在那里，十分热闹。 记得有一年要抓阄了，大人害怕落空，就让5岁的弟弟去抓，结果抓了一个大猪头！一家人兴高采烈跑回家，父亲烧了一大锅热水，起劲地忙活了一整天。那年春节，大家过得格外满足，餐桌上时常有一盘猪头肉，拌了葱丝、酱油、醋，再滴几滴香油，那是至今都喜欢的味道。 过了小年以后，队里要抽坑逮鱼。我们那里池塘叫“坑”，坑里常年有水，夏季常常外溢，连去田野的路上也存了水，需要趟水去地里干活。这样的坑养上几年，就会在某个春节被抽干一次，鱼经过几年涵养，已经长得又多又肥大，成为大家期盼的春节餐桌上的美味。 正是农闲时节，抽坑成为生产队的大事，每当抽水机安放好，男女老少便聚集到岸上，看塘边水印一点一点下移，看抽水机一点一点把水抽干。 因为冬季水并不多，用不了半天，就见底了，成群的鱼儿在有限的水洼里拥挤蹦跳，那情景撩拨起岸上人们的情绪，一如看见打谷场上扬起金黄色谷粒时的兴奋。大家跃跃欲试，尤其是孩子们，直想下去一展身手，却往往被大人呵斥“不准靠近”。 有一年，带了几岁的女儿回家过年，乡亲们对远道而来的小客人格外宽容友好，其他孩子不让靠近，女儿却不知怎么得以在泥水中抓到几条小鱼，拿回姥姥家养在水缸旁的脸盆里。一双崭新的红色小皮靴沾满泥巴，孩子仍乐不可支，那是她从未有过的快乐体验。 最终捞出的鱼像分猪肉一样分到各家。有一年捞到一条三四十斤重的大鱼，不知是不好分配，还是对大鱼的敬畏，生产队派人拉到集市上卖，整条鱼不好卖，只好切成段卖掉。 坑的南沿远离村子的一面有一片莲藕，夏季莲叶田田，莲蓬亭亭，不用刻意管理，每年也都有收成，也是在腊月里派人踩藕挖藕，然后分给各家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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