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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六十，重新起航。” ▲点击收看“悦读者”系列短片之：敬一丹 2015年4月30日晚，敬一丹终于可以放心休息了，她用一个深躬为自己最后一期《焦点访谈》画上句号。
24年前，《焦点访谈》开播，一年后敬一丹加盟，20年从未离开过主播台。
20年来，中国观众早已习惯在《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后，继续守在电视机前，等候熟悉的音乐响起和那句“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这档节目寄托了十几亿人对文明和公正的向往，也让敬一丹成为中国政治阴晴表的鲜明刻度以及中国舆论监督史的象征。
焦点访谈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让舆论监督这个生词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习惯用语。
敬一丹说：“我所供职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视栏目，它在特殊时期能推动中国的进步，这是让我引以为自豪的。” 1 年过六十，重新启航 初见敬一丹，与印象中60多岁的老人有些不同，她仍旧充满活力，明亮的双眸中仿佛蕴藏着许多智慧。
“难道60岁不应该有憧憬吗？”她问。
2015年，敬一丹从央视退休，对于无数看《焦点访谈》长大的80后来说，这个告别让人伤感，而离开荧幕的敬一丹已经开启了人生的下一站：写书、公益……
她说，60岁，也可以是另一种开始。
在《杨澜访谈录》中，敬一丹提到一位特别的老人，她说：“60岁退休后，那位老人做了一个未来30年的规划，然后开始实施，到90岁时她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她95岁。”
这件事给了敬一丹启发，“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未来30年的规划呢？”
当她退休后，很多年轻记者采访她：你对未来是怎么考虑的，你有怎样的人生规划？
“当别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就在笑，真好，年轻人还能跟我谈未来，原来未来这话题不只适合跟年轻人谈呢！”
对于敬一丹来说，退休以后的规划更加明确，就是做记录。
记忆是本能，记录是自觉，尽管已经不是一个在职的媒体人了，但作为媒体人的日子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记录就是媒体人的自觉。
三年写了三本书，她说：“这种节奏比我上班时候的节奏还要紧张。”
写一本书，既是沉浸的过程，也是忙碌的过程，有人会说你写信的时候特别忙碌，恰恰相反。 “我写信的时候是前所未有的安静，这种新的安静我是在和我自己对话了，所以写书这件事，应该说占用了我退休以后三年的很多时间，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怀旧，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三本书都具有怀旧色彩，“《我遇到你》是回望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末代工农兵学员》是回味我的大学时光；《那年那信》是回归我的家庭几十年所走过的日子，特别是回顾我的少年。”
退休后的另一件事是公益，“我想这是做一个社会人这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
当你参与公益活动时，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我不觉得参与公益仅仅是一种帮别人、付出，每当参与以后你都有一种获得，你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别人，这也是让人很有内心满足感的事。”
她对年龄不太敏感，对一些事有点迟钝，比如说性别、年龄。
但恰恰是在退休的那一年，她看到了《变老的时候》这首诗：
在变老的时候要做到最好已经不容易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做到所能达到得最好。
好像读那首诗的时候也是在提醒自己，尽管不在乎也要正视自己正在变老，在变老的时候也要变得更好。 2 那年，那信 80年代不像现在电子产品这么丰富，情感交流的方式更多是文字与信件，所以那个时候拿起笔是常态，就像现在拿起手机。 敬一丹回想小时候，从他们刚学会写字，妈妈就教他们写信，最初不会写，就在妈妈写给爸爸的书信下面写上一行，有的汉字不会写就用拼音，就那一行字就让他们接触了“信”。 从写短信到长信，慢慢地写信变成了家庭成员交流的一种常态，成为习惯。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但时间越久你越发现，手写信的价值。
四世同堂，家信中涉及到的是五代人，回头在这些信里，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很多信息。在那些老信中，读到弟弟写的一封信，“我想他那时可能认识200个字了。” 他这样写“妈妈，我上学了”，这么简单的几个字透露了很多信息，他上学的时候妈妈在外地，“这也是我妈妈最大的遗憾，在她小儿子上学的时候没能送他走进学校。” 第二句话是“大姐要下乡了”，这几个字表达的是知青下乡开始了，那是涉及到中国千家万户特别有时代感的记忆，“大姐要下乡了”，这对于一个七岁男孩来说也是家里的一件大事，他也在信里说了。 然后他又有一句话说“妈妈，我想你了”，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刚刚学会几个字，他就用到了这几个字来表达对妈妈的感情。 敬一丹说：“其实弟弟小的时候，我们几个就是那个时代的留守儿童，所以我在读我们家泛黄的那些信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几个字，可是我能读出很多信息。” 这些信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记录，它是一个个家庭记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小拼图，“如果我们每个家都把这个拼图拿出来的话，就可以拼出那个年代的图景。” 别离是一种人生体验，独处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未必妈妈要一直和孩子厮守在一起，如果一直厮守在一起，这体验未免也太单调了。
女儿长大后，再次面对离别，这个时候人们的交流方式已经不是传统的信件了，那时开始用E—mail。 她记得女儿给了她一个纠正，“我给她写信的时候，尽管是在电脑上写，我还是按照用手、用纸、用笔写信的格式，底下还要有落款：妈妈，某年某月某日。”
其实，更多的满足感还是在纸上写信，所以在重要的日子，“比如说我女儿18岁的时候，我还是要手写一封信。” 手写信是真而重之的传递方式，以手写信，以心传情，最最亲密的话，她只说与那人听。 3 一个人遇到一个时代 回望自己的人生，几个里程碑似的时间好像都发生在80年代，“80年代初结婚，80年代读研究生，80年代我女儿出生，80年代末我走进中央电视台。” 但人在不同的年代总会自卑，尤其是走到某种环境的时候，“好像我发生转折的时候，很容易自卑。”
但自卑也不能全然否定它就是不好的，这是一次认识自我的机会，“从那时候就觉得，我要改变自己，我要变得更好。” 人到中年，40岁开始主持《焦点访谈》，“按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了，可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特别具有前沿意识，不仅仅他们的年龄，还有头脑的那种年轻，所以又一次自卑了。” 这又是一次转变的过程，她努力从身边的人吸取更多前沿的色彩，使得自己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假如没有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自我认识，可能就没有了后来的成长。”敬一丹老师真诚地说，有着些许庆幸与自信。 她把生命中的种种都总结为“遇到”。她庆幸遇到这个时代，遇到一个栏目，遇到这群观众。 《我遇到你》这本书，写了一群孩子的记录，“我的内心深处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呢？其中也包括那些失足少年。” 记得很久之前敬一丹采访一个失足少年，她的职业告诉她要保持节目的锐利，可面对他时，就情不自禁的把那少年当成了一个孩子。 发问时，她的同事告诉她，“这种提问不像《焦点访谈》，没有锋芒，你怎么跟孩子他大姨似的。” 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像《焦点访谈》这样的记者，敬一丹需要表现职业所需的锋芒，但也要寻求一种平衡，而这种寻求一直贯穿到她的职业生涯始终。
70年代和60年代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遥远，而80年代恰恰是一个转折期，一个充满变化的时期。 那段时间与敬一丹相近的同龄人都苏醒过来了，世界开始发生变化，对外部的认知，对自我的认知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他们的人生在这个阶段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这段变化值得被记录并且值得回忆，当敬一丹拿到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时，还未打开，便觉得是一种结晶。 她说：“这本书‘重读’两个字很打动我，我也想重读，重读80年代自己曾经读过哪些书，曾经走近过哪些作家。” “这里写到史铁生，他是让我们特别有敬意的一位作家，我每次路过地坛的时候会想到他，每次遇见病痛时也会想到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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