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个角度解读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

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人们所熟悉，但是知道《叔叔的故事》的人却要少很多。但如果从纯粹的文艺成就来看，《叔叔的故事》并不比《长恨歌》逊色。这里整理了学术界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大致从文学史意义、叙述者、复调与解构、真实与虚构和女性主义5个角度出发，这几个角度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互相有关联、相辅相成的。

一、文学史意义

王安忆的小说,常常是一种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读本。《叔叔的故事》创作于1990年,正是中国当代政治、社会的转型时期,作品明显包含着对这一转型所带来的冲击的思考。“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指称特定文学史阶段的术语,所携带的政治含义恰恰是它在今天的学术探讨中仍然适用的有效性来源,因为它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所指称的文学史阶段中文学的政治色彩— — —包括政治要求,政治诱导,对政治的迎合,与政治的切割,以至自觉的政治反叛等。

它借助复杂的叙事手法( “后设” meta -narrative + “复调”polyphony narrative) ,一身多任，实现了多重意图,既传达了变化了和变化中的文学现状和文学思考,也反思了活跃在这一时段中的两代作家( “叔叔”和“我们”)共同经历的文学历史和文学生活,更包含了“我”对社会转折所带来的思想冲击的隐晦回应。《叔叔的故事》通过“我”的讲述使我们看到,时代确实在变,一些精神姿态和生活方式随着一代人的没落(年龄上的衰老、生活上的混乱、精神上的颓唐)而成为过去,新的一代经受挫折而获得真实的心理和精神成长,学会独立面对和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一切,仅仅因为一个“极小的事故”。

所谓“事故”当然只是一种隐喻,它在《叔叔的故事》中的作用类似于“命运的启示” ,是“我”的思想觉悟的契机。而由于“我”是“我们”的代表, “我”的觉悟也就不仅仅是个体的偶然遭遇,而含有思想经历上的断代意义。作品中的两代人都具备作家身份, “叔叔”有“右派”经历,可以对应于“新时期”复出和活跃的“右派作家” ; “我”有“插队落户”的经历,可以对应于1980年代崭露头角的“知青作家”。两代人在精神血脉上具备一定的承续性: “叔叔”以他苦难的经历和崇高的痛苦启蒙了“我们” ,使“我们”得以在想象的层面补偿“错过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遗憾, “满足我演一出古典悲剧的虚荣心”。出现在“我”讲述中的更多的是两代人的差异，尤其是后辈对前辈的“文化弑父”。

表面上看，作品是在通过讲述“叔叔的故事”做“伟大的背叛” ,解构“叔叔”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确立起来的相对于“我们”的文化优势,及其施于“我们”的精神压抑。解构的方式是通过探查“叔叔所讲述的故事背后的真实”来拆穿“叔叔”的花招，“叔叔”与小米的苟且、在大姐床上的阳痿、通过“抢我们的女孩”来驱除内心的恐慌、被德国女孩拒绝后的崩溃。以及作为他“过去的生活遗迹”的儿子大宝带给他的致命一击,在显示了“叔叔”的真实生存本相的不堪的同时,也体现了“我”的“审父”的严峻和“弑父”的决绝。

作品以“叔叔的故事”为解剖对象,想要做的远不仅仅是“审父”、“弑父” ,而更有“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的企图” ,只不过“这一总结与检讨”寄寓在“古典浪漫主义者” — — “叔叔”身上。“叔叔的故事”既不仅是“个人”的故事,也不仅是“上一代”的故事,而是包含了“在场”所有人在内的“时代”的故事。“时代”的故事显现在“叔叔”身上,首先是伦理的(父子),其次是美学的(丑陋),最终是哲学的(真实)。曾经通过写作(审美)建立起来的一切的成就、虚荣、功名利禄… …瞬间烟消云散,剩下来的只是“刻骨铭心地熟悉的”赤裸裸的丑陋——也就是个人生存的终极真实。

就这样,作品通过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反思,总结出以“叔叔”与“我”为代表的两代人共同的弱点:生活在虚幻的小说世界中,过着掩耳盗铃的生活。“叔叔”通过想象遗忘真实生活,“我们”以为想象与现实之间可以没有距离,然而想象在现实中却屡遭挫折,不堪一击。

《叔叔的故事》以虚构为手段,通过虚构解剖虚构,深入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活的内面,探查它“通过虚构达到真实”的运演机制,从而揭示出一种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生活是如何淆乱了人的生活实感和实质生存,最终导致“真正面临了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而不自知的致命隐患的。作品对“叔叔”和“我们” “从现实中逃跑”和“游戏现实”的针砭,也正是对时代的文学转变信息的准确捕捉和及时反映。由于这种捕捉和反映在作品中并非偶然涉及,而是具有自身的逻辑线索和系统性,本文有理由认为,《叔叔的故事》不仅以其表现形态上的高度复杂化体现了时代的文学变迁,而且以其达到的意识层次宣告了“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在它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再也不会得到基于单纯的理想主义的快乐了。

二、叙述者的突显

公然出场的叙述者，被小说理论家韦恩·布斯称为“戏剧化的叙述者”，指叙述者以一个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可以分为纯粹的旁观者和叙述代言人两种：前者只讲述别人的故事而不涉及自己，后者的讲述中则包含他个人的故事，即前者是只作为讲述者的叙述者，而后者同时还是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叔叔的故事》中叙述者“我”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行为。

王安忆在作品中一再申明：我在讲故事，我在叙述，我在推测，等等。其实，她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她在讲故事、写小说，但是她在此基础上再这样写，且写出了故事，这就是叙事的叙事。这里我们就要牵涉到一个概念：元叙事，即所谓叙事的叙事。开篇写道：“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这样的叙述奠定了她整篇作品的叙事基调。她告诉读者她只是一个小说材料的提供者，一个小说情节的演绎者和推理者。王安忆间隔地运用“议论”的手段来打断叙述者的讲述，从而起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议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议论，它是一种元叙事的“议论”。比如提到那个漏网“右派”对叔叔的污蔑时，王安忆写道：“可是它对于我的故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的话，我的故事便失去了发展的动机。因此我必须使用这个也许无中生有的材料。”

担任叙述者的'我’常常是一个旁观（听）者。也由于这个缘故，这类叙述所能达到的理想效果是有限的陈述和观察，而不是全方位地鸟瞰。因为'我’作为一个具体人物无法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去，他欲这样做充其量只能是推测而无法确切地予以肯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安忆在这篇小说的创作中，由于很好地运用了元叙事的方法。所以她既展示了第一人称的叙述优势，又兼顾了第一人称所不具备的特点。一方面叙述者要表现其叙事的魅力，另一方面“我”总是一个文本中的具体人，所以也应该有性格。王安忆选择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本身是很有勇气的，但她也的确是有实力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王安忆才在文本中一再运用“我想”、“大致是这样”、“猜测”、“设想”、“臆想”、“想象”、“设计”和“揣度”等词来对她所描述的叔叔这个主人公进行推测和想象。所以，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实际上讲述了四重故事：叔叔的故事，叔叔叙述的故事，“我”讲述的叔叔的故事和“我”的故事。

三、真实与虚构

她还给读者展现自己选择材料的过程，也不讳言自己对某些情节的猜想、臆测、想象和推理，而且叙述动作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隐在文本之后，而是一直作为小说的构成与“叔叔的故事”互动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是直接出现在小说故事世界的前台的。小说叙述者所讲故事的可信性却没有受到威胁，叙述者虽然将叙述动作表面化，却并没有打破“叔叔”故事的真实感。这种叙述模式并没有使读者由于故事可信度与权威性的消解而丧失对故事深度的期待，抽离化的叙述动作反而让读者产生一种更深切的真实与感动。

我们没有能力完全把握真实，而只有尽可能的接近事实。王安忆的技巧就在于既有形式上的创新又尽量地保留了小说虚构世界的真实。她采用一种曲线救国的办法，创造了另一种层面上的真实：叙述者“我”将自己讲故事的动因、故事材料的来源，还有自己的想象、猜测、推理过程，统统和盘托出的叙述动作，使“我”的叙述话语在另一层次上获得了更大的可信任，也使读者确信自己更接近真实。这种从写作姿态的不真实去接近文本生活真实的叙述动作，既突破了传统小说拟真实的文本世界，也更接近现实历史的真实维度。因此，《叔叔的故事》的元小说因素在消解文本中拟真实世界的同时，却由叙述者创建了取信于读者的叙述话语，建构了叙述者讲述真实故事的大厦。

四、复调与解构

“叔叔”的故事，由叙述者“我”讲述；其次是叙述者“我”讲述故事的故事，由作者王安忆讲述。但文中“我”的叙述行为和王安忆的叙述行为是平行的，叙述者的地位得到了凸显，“叔叔”的故事与叙述者讲述故事的自身行为互相交错，构成了一种复调结构，以一种陌生化的新奇创造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在这种复调的结构中，其实彰显了叙述者对于自身的反省以及自己这一代与“叔叔”那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消解着“叔叔”们的崇高，但“我们”又只能借助“叔叔们”的深刻性来标榜自己，“我们”是更虚无、渺小的一代。

五、女性主义叙事学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男性话语权威在任何场合哪怕是在虚构的小说文本中都是在场地存在的。正是有启于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视野的观照下来解读《叔叔的故事》，从叙述者的视角来来看，小说是对叔叔的男性话语权威进行的解构。“我”对叔叔的故事开始进行了重述。架构起了叔叔故事的框架，以“我”的叙述填补了叔叔的叙述中的空白，并且对其中的一些叙述做出了质疑和修正。叙述者就暴露了叔叔叙述的虚伪，解构了叔叔叙述的真实性，而对叔叔的行为所做的心理分析和推断更是揭示了那一代男性自哀自怜自我美化的虚妄的心理动机。暴露了叔叔作为父亲在儿子、情人身上的权威的丧失与崩溃，从而从根本上解构了叔叔的男性话语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