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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505期 中国文学网 ·《执子之花》 ——— 巨人的痛苦——读卡尔·雅斯贝尔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 作者：夜帝 *** 什么是痛苦？ 痛苦是饱含着巨大负能量的情绪反应。痛苦之于人，不外乎是孤独的心灵内化外界冲撞颠簸打磨，孱弱的肉体经受生老病死诸苦，紊乱的遭际置人心于内外矛盾之中的沉重感受。痛苦往往指的是精神之痛，而非肉体之疼。鲁迅曾经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清醒，而无路。扛着自我，却不知归途与前境；渴望自我选择与选择自我的意志，却无法驾驭这阴晴多变的时代，更无法抚慰和暖化浮躁、阴暗的人心。即便是大人物，即便是文化巨人，也会心魂罹难，痛苦也因之而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内涵。 面对痛苦，平凡如你我者，都得守住无法平常心待之的日常磕绊。想到“悠然见南山”，你敢那般淡然宁静吗？想到“举世疏狂谁似我”，你敢那般雄性张扬吗？想到“出门一笑大江横”，你敢那般洒脱自在吗？想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你敢那般逍遥超迈吗？因为无法超越的自我持续不断地折磨，我们会痛会苦，会“呼吸都带着滴血的痛”。内心痛不可当，自然抑郁沉潜、英雄气短。这是因为，人心、世事、遭际俱遵循臣服于一个无法超越的有限：存在本身恒定地无法逃脱出生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定。面对生存的有限性，真正的大人物不是囿于个人滴水悲欢，不计小我泉溪得失，而是举头仰望星空，俯瞰苍茫大地，用一颗敏感的心，念及天地苍茫枯荣，思及有情人间兴衰，油然而生悲怆、哀恸之情，转而擦干眼泪，洗净悲伤，专事于道，扪心拷问，寻求大众的解脱之路。 打开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一书，我被一种“神圣的痛苦”震撼着。 雅典城里，苏格拉底衣着朴素，神情肃穆，他关注身边的每个一个人，无论工匠、车夫、娼妓，还是政治家、艺术家、诡辩家，在他那里都是一个有着丰富独异的生命，都值得去对话，值得去探讨被古希腊哲学尚未真正回答清楚的各种话题。他只身挺进在人群中，问着一个个人们貌似熟知，却又难得其解的问题。他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其实我一无所知。就是这个自称“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雅典公民”，用他极富思辨冲击力的各种问题，把当时人们信奉的各种流派、各种渊源的哲学邈想导向人本身：人唯一有价值的事，就是“学习至善的知识，认识自己。”卡尔·雅斯贝尔斯写道：“他们从无知的深渊爬出，知其已所知，却不知其曾知。这就是说：人人必须从自身中发现知识，知识不是可以用手传递的物品，它只能被唤醒，获得知识就像回忆久已知道的东西。”他让人们思考，人活着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引得整个雅典城不得安宁。他平静地提问，不动声色地让你陷入自我矛盾，又把你清晰地引到另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让你认识到你从未曾认真读懂的自己。“苏格拉底不断提问，迫使听众去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或又不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是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启悟，他不一定能通过提问让你超然世俗世界的一切旦夕祸福，却能让每一个平凡的人活出内心世界始终期待的那种精彩。 这是一种决然而孤独地挺进。看雅斯贝尔斯笔下的苏格拉底，我很难想象，千年前的雅典城里孤独行走的那位哲人，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走过那样别异、别致、别样的人生？ 带着这个问题，走进释迦牟尼的世界，看到另一番绝对不一样的景象—— 据佛经记载，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心生忧、怖、苦、闷”，拯救之痛刺激着那颗慈悲、广阔、坚毅的心，释迦牟尼决然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那年，释加牟尼盘坐菩提树下，立下重誓：“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四十九天后，他大彻大悟，离苦得乐，正果修成。卡尔·雅斯贝尔斯写道，佛陀在独居的时候，获得了这种知识：“一切生存都是痛苦的，生存的本质就是要超度痛苦，再决定生活于正确的言行之中。”佛陀走上了一条“高贵的启蒙之路”，即超度有情世间存在诸苦，“征服自己，拒绝成为自己或世俗事务的奴隶”，从而“发现最高意志”，抵达究竟解脱之境。 如果说释迦牟尼放弃存在的有限，追求存在的永恒，基于广阔而慈悲的内在之痛，那么孔子的救世之痛，基于政治理想与时代精神的本质冲突。乱世不需要仁爱，只需要用来征战杀伐的战车和箭矢。卡尔·雅斯贝尔斯说过：“个体自我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当这个世界被遗忘的时候，野蛮状态总是重现。”他认为孔子的基本观点是“复古”，在小国纷争、战乱频仍、价值颠覆的时代，“孔子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何为古文化？怎样将它变为己有？又怎样使它变为现实？”孔子的一生都在路上，都在周游的状态中点播着古文化的种子。只是，乱世缺少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丰沃土壤。一路点播，一路辛劳，他所播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在铁骑、战火、尸骸中腐朽，很难破土抽芽。但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看来，他深刻地发现了人之“生存的本质”，那就是“新文化与源自恒久性真理的古文化相融合”，体现在每个人“克己”、“内省”，逐步释放“大我”的道德自律上，使儒学散发着切近存在本质的人性光芒。然而，人性的自由舒张，毕竟是难以用一种学说来克服的强大力量。过分强调“内圣”而至“外王”的克制，不由自主地转化为“情绪上的冲动”。这一冲动，给儒学带来的直接危险，就是“众多观察者颇为错误地去寻根”，后世不肖子孙囿于认识上的局迫，自以为是地抹杀了儒学思想“一切具有创造性、具有生命力的进步的力量”，把“开明的思想变成了教条的理论”，导致“儒家思想长达数世纪的退化”！ 与前三位迥然不同的是耶稣。他终生都在宣扬得救和爱，却很难抚慰世俗标准与人性标准评判下的“得救”与“爱”，一切被减化为一个原则：“服从上帝，继而进入永久的上帝之国。”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对身心内外一切的“绝对爱”，“和上帝神秘结合、超脱世俗而独立生活、和上帝融为一体，这些都不是爱”，单独的个人在“天国”里没有位置，你必须和你的邻人一起抵达。爱被绝对化、无限化，从而否定了人性本身。 卡尔·雅斯贝尔斯发现了耶稣传道的矛盾内核：以否定人性来升华人性，十字架上的极刑与世俗人群的质疑，注定会让“天国”的一切美好都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怪圈。“耶稣需要的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由存在方式决定的表面行为。他需要的是一切意志的源泉本身，而不是靠人的意志去做的事情。”邈远的天国，“信了才得救，否则坠地狱”的说教，让仅仅期待世俗改革、以便脱离生世诸苦的民众，把他当成世俗领袖来膜拜。但这并非耶稣本意。耶稣是要把他们带上天国的，他要求受苦的人们继续忍受，爱仇敌、爱邻人，如同爱自己。耶稣要求人在人群中修行、历练，却很少谈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人际链条被过度强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悄然淡化。人在世上的生存是绝望的，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本如此，而“服从上帝的被接纳，漠视上帝的被遗弃。” 欲成其强，必负其重。这四位影响了东西方文化心理的巨人，“他们与人类生存、死亡、受难等基本因素都有着特殊的联系”，他们或悲壮或沉寂或安详或恐怖的受难与死亡，书写着没有眼泪的哀恸、出离世俗的超迈。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生存、死亡、受难等等，超越了小我，升华了个体，成就了须由我们仰望的大痛苦、大悲悯、大慈悲、大欢喜。 泽林以为，“神圣的痛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身体之痛：作为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时时面对生老病死、肢体伤残、碰撞割裂的肉体之痛。大自然中，只要有生命的角落，这种普遍的苦痛必将伴随生命个体由生而死。二是心灵之痛：作为精神意义上的生命，时时遭遇离愁别绪、爱恨情仇、理想抱负的内在之痛。这种痛苦属于有情世间、芸芸众生。它程度不一地渗透到帝王将相、商贾政要、贩夫走卒、凡夫俗子、匹夫匹妇、三教九流之间。只要是人，这种痛苦便与人的生世遭际息息相关、如影随形。三是拯救之痛：这是孔孟式、老庄式、苏格拉底式、佛陀式、耶稣式的痛苦。那就是，面对世间有情，生老病死围困着每一个人，心怀拯救之念的圣哲，怎能一一救赎？于是望山川河水，人间万物，逝者如斯，不由苦痛在怀。只有这种痛苦才将人区分开来，有了大人物与小人物的本质差别。 再回到苏格拉底别样人生的力量支撑这个问题，再回想这四位巨人对人的解脱之途的探询，对人间真理的言说，那就是每个巨人内心都有重建心灵秩序的强烈信念，而面对只认可世俗价值的公众，这种信念依旧遭遇着理解难、认同难、践行难的苦痛。 痛苦的形态和强度，正是智慧的衣饰和锦冠。痛苦不同，道也两分。卡尔·雅斯贝尔斯写道：“我们生活的环境通常都是残酷无情的。最令人恐惧的事可能在我们的周围发生，最令人害怕的不幸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富有同情心，无疑能理解那些可能发生的事，但我们又不得不为生存奔波，以致我们忘记和掩饰了同情心。”同情心无力地退缩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部分，不能自拔于庸俗、世俗、名利的我们，逐渐变得冷漠而残酷。那么，最后的自我肯定、自我体认是否就是回到我们自身——我们虽不能做到身在现世受苦，心却遥想如何在天国得救。但作为平凡、势利、名利的我们，在为生活的沉重而痛苦、悲戚之余，在心魂觉醒、自觉的瞬间，是否也能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我们更不幸的人，更悲惨的事，以及更难忍受的存在之痛？ —————— 出品：中国文学网 、《 执子之花》 文学社 承办：古瑞和文化 社长、主编：梦行千古 编辑：王璠 版权：《中国文学网》 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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