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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底，我带着《周瘦鹃集外小文五篇及其释读》参加苏州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暨武侠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借此机会看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先生。参观中国南社文史资料馆，才得见范先生，虽然先生背有点驼，但身体还算硬朗，也还算健谈。我与范先生合影，并请他在其著作《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签名留念。 现代文学研究者樊俊、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去世后，范先生分别写有《亦师亦友指路径──铭感樊骏同志对我的研究课题的关心与指导》和《为人为学，钱先生都称得上是学界的不朽标杆》。樊先生的认真，钱先生的洒脱，范先生的执著，都值得我这个后辈永远学习。谁承想，钱先生去世不久，范先生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笔者近日找到范先生写给诗人牛汉的一封信，节录如下： 黄山幸会，聆听您的侃侃宏论，得益良多。 我从黄山返苏州后，领导嘱我纸笔草成一篇《试论鸳鸯蝴蝶派》的初稿，在省内首个科学报告会上聊以充数。另外，还要我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后将来设法作为《鸳蝴派研究资料》的附录。这下可又使我想起了渊博的“黄山会议最佳男演员”了，想来您一定不吝赐教，俾使拙稿早日摘下“试”字的帽子。 范先生在《五十六载师生情永铭心间》中提到，“我与贾先生重逢于1981年，在风景如画的黄山。那年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黄山召开会议，商谈编写‘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事宜”。对此，范先生还有一种回忆，“大概是1980年我在黄山开会，这是我劫难后第一次见到他。我跟牛汉说，我是贾先生的关门徒弟，现在重新开门，是陈思和、李辉”。学者刘增杰回忆，黄山会议是在1979年秋天召开的。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志》，黄山会议举办的时间应为1980年9月。范先生应该就是在这个会上与牛汉先生相遇的。 范先生2015年接受访谈时回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编选《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地处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中文系分配到的题目是编一套《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为了搜集有关资料，我整整坐了三年图书馆。每天上午是教学活动，下午就坐到苏州图书馆的一个内部阅览室里阅读鸳鸯蝴蝶派的书报杂志。”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范先生意识到鸳鸯蝴蝶派“不应该像某些现代文学史上所定性的是‘一股逆流’”，“似乎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由此慢慢开启了他的通俗文学研究之旅。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发表了《试论鸳鸯蝴蝶派》，在《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4期发表了《再论鸳鸯蝴蝶派》，后来收入他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专著《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最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了由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徐斯年、袁沧洲合编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 “学术工作大多采用个人独立的方式进行，需要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但一个创见的提出和最终得以确立，整个学科的每一个前进步伐，又都离不开学者之间的相互启发和共同切磋”（樊骏语），范先生意识到通俗文学研究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有大片的荒地待开垦，这既需要个人的独立钻研，也需要组建研究团队。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范先生对学派的形成开始有了思考，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写有《我们的教学与科研的格局》，提到自己在上讨论课时要求博士生探讨现代文学“研究学派”之成形，“参照历史的经验讨论如学派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学派形成的标志与特征，学派形成的历史经验与学术价值，等等；探索现代文学学科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在已经有了自己一定特色的教研群体中，是否具备了形成研究学派的条件，是否应该具有形成学派的‘自觉’。”就这样，范伯群先生带领自己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不断开拓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疆土，关注的研究对象，由鸳鸯蝴蝶派扩展到整个中国通俗文学，撰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进而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进行互文研究，把苏州大学打造成了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重镇，以新史料全方位的开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体系的不断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范先生当时特意把他的邮箱地址写给了我，嘱我有事可以随时联系。本以为来日方长，没想到与范先生的第一面，竟成了最后一面。写此文以为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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