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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最近几年，琼瑶阿姨与老公、老公前任妻子、子女之间，上演了各种争闹。银发君看这出戏没意思，但是却对琼瑶阿姨另眼相看。因为其丈夫平鑫涛失智失忆，已经到了需要插管维持生命的地步后，琼瑶认为不忍心丈夫受病痛折磨，希望他能自然有尊严地离世，给予他“善终权”，可是平家子女坚决不同意，因此双方产生巨大的分歧。最终在压力和争议之下，琼瑶表态放下对丈夫平鑫涛的照顾权。 平鑫涛和琼瑶 不能说琼瑶狠心，只能是无奈中的无奈，有谁不想陪伴挚爱之人到最后一刻？可是世俗的杀人眼光，淹死人的唾沫星子，满身插满管子的至亲，让琼瑶无法直视。 当然事情并没有结束，近日琼瑶又在社交平台透露，称上周二她去探望重病垂危中的丈夫，却震撼得知他又患上尿毒症，而这次医生是直接无视他，不顾之前琼瑶与院方签署的《不执行维生医疗同意书》，找到了平家子女们，而后这几位子女同意后，平鑫涛被插上尿管！琼瑶在声明信中再度描绘自己前去看望丈夫时对方令她心痛和绝望的状态，“浑身没有一处是正常的”，“感觉到他的眼光像是在说‘救我’“！ 看到丈夫状况，琼瑶异常愤怒，并感叹：“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为你心痛”，琼瑶无法忍受平家子女完全不顾自己对于丈夫“善终权”的要求，非得执行维生治疗，不能让其自然离世。她在文中感慨：这个社会病了,他们对善终权没兴趣……我无法再无你做什么了！更是绝望地表态：将不再去医院！ 在中国，很多人都不会赞同琼瑶的做法，尤其是当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谁不想尽一切努力去拯救将死的至亲？ 但是对临终的病人而言，医疗救护一边拖延着最后的一点时间，一边也在延长着难以言说的痛苦。 02 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1999年做了气管切开，无法说话，一直靠鼻饲管维持着单薄的生命。病房特护张志国一直照顾巴老。他说，巴老１９９９年初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从那时起巴老很少接受外人探视。 其实巴老在病房里并不寂寞，别人讲话的声音他不戴任何助听器都可听见，比如有人说“巴老来握握手”，他就会伸出手臂看着你，当他感觉口渴时也会用手指指自己的口，提醒护士用棉棒蘸些很稀的果汁给他用嘴吮一下，“每天上午放ＣＤ给他听，我们读《文汇报》给他听，下午则固定地开一会儿电视让他欣赏他最喜爱的京剧，每天晚上他都要看新闻联播，然后才睡觉。他每天进食五次流食。” 但小张仍觉得心疼不已：“由于巴老要靠插入胃管用流食进食，每两个月一换胃管时仍非常痛苦，一根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胃管他都会被呛得脸通红……” 巴金先生于2005年10月去世，在他去世之前，这样躺在病榻上的日子，已度过了六年。 可是他无从选择，所有人都希望他活着，哪怕是昏迷着，靠着呼吸机，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除了他自己。 我无法想象，也不敢去想，那是怎样一种活着。 都说死者为大，可是他们在去世前，他们往往是最可怜、最没有选择的人。 03 记得看过一个报道：在抢救室里，有位75岁老太感染性休克。起初住院的几天情况还稳定，有天中午，这位老太突然心跳骤停，医生一边抢救，一边派人出去问候等在门外的家属，是否需要插管。 而众多家属围着一个颤颤巍巍的老爷爷，他的目光不知道看向何处。过了几秒，又好像是几分钟，他轻轻摇了摇头：我们不插管。 他知道，如果插管，只是维持心跳和呼吸这样基本的生命体征罢了。可她，却再也无法醒过来，只能躺在病榻上，靠呼吸机续命。 家属拒绝插管，于是他们被允许进去看病人最后一面，为她擦洗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 家属们一个个进去见老太最后一面。 最后走进去的是那个老爷爷，他非常礼貌温和地请求医生，能否宽容一些时间（送太平间），因为还有一些亲人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医生同意了，家属们为逝者做好了最后的梳洗，陆续退出了抢救室。 而那位老爷爷，一直站在病床旁边，扶着栏杆，静静看着老伴的面庞，握住了她的一只手。老爷子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动作和表情，他没有哭。 无悲无喜，目光柔和。只是那个身影，是人看了都忍不住想哭。抢救室太忙乱嘈杂了，自己仿佛听到了一声叹息，也许是幻觉吧。 老爷爷应该是很想安安静静的陪老伴走完最后的路程的。但他在抢救室的门外等了十几个小时，最后得知的消息却是要不要插管。 亲人们都在旁边，而他最后，只有这不到半个小时的和老伴的独处时间。 如果是我，会觉得遗憾吧，毕竟旁人都不重要，有我爱的人在身边陪着就好。 可是老奶奶没有时间了，最后围绕在身旁的都是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陌生人。 想想就难过。 大部分病人，在临终之前，往往已经饱受时间的煎熬，病痛的折磨。 而当死亡临近时，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通常会减弱些。 如果逝去的人有灵魂，那么大概会叹息自己没来得及与亲人一一道别，平静逝去，而是饱受临终抢救的痛楚。 04 讲一个我的真实经历，一段这几年一直刻意回避但却一直深刻脑海的记忆。 2013年，出于生计，父母去高海拔的青海玉树做生意，父母和姐姐都在那边开店，2014年暑假，我带着5岁的小外甥坐上到玉树的汽车，一路颠簸，但是心中却满怀期待，终于能见到亲人们了。 到玉树是那天中午12点差不多，下车后，给家人打电话，因为本来父亲说好要开车去车站接我们，但是下车后也没见人影，周边陌生的环境，让我顿时感到不安。我左手拖着行李箱，右手拉着小外甥，走到车站大厅，拿出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给父母打，没人接，给弟弟打，终于有人接了，可是弟弟语气很低沉：只说我过去接你们，顺便去银行取钱。 这语气，让我不寒而栗：出事了。等弟弟过去接我和外甥，我追问到底怎么了，弟弟才说是父亲半夜脑溢血了，送到医院在抢救。我们赶紧去医院取钱，然后直接打车去医院。 一到医院，隔老远就听到母亲的哭喊声，撕心裂肺，回彻在整个楼层。 医生正在抢救，我瘫坐在抢救室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脑袋一阵懵，根本不敢相信，这样戏剧化的悲剧竟然发生在我身上。 没几分钟，医生跑出来问我们：病人快不行了，要不要插管？ 插管？插管是什么？有什么用？ 一个20出头，整天在象牙塔里的黄毛丫头，从没经历过生离死别，我根本不知道插管意味着什么？ 而母亲就是一介妇女，初中学历，对这个更是没任何概念。 但是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问了医生一句：插管是要干嘛？ 医生说：抢救。 我就果断回答：插。 能抢救，说明还有希望救回来！ 在我当时的概念里：这说明我还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或者说，父亲见我最后一面。 结果，天崩地裂，父亲还是走了。 现在仔细想来，我不知道自己当初是否真的做错了，或者是，我的决定给父亲的临终是否带来极大痛楚。 亦或者，我可以利用抢救的那点时间，跟父亲好好见上一面。 遗憾，悔恨，自责……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这些情绪覆盖，深夜做梦也能梦到父亲。 但是我想，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当时应该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插管。 可是，活着的人却无法知晓，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 我们匆忙维护的是机器上一点点冷冰冰的数据，以为那就是时间，那就是亲情。 05 亲人临终前，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美国的一位临终关怀专家就认为：人在将死之时，往往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病人进入濒死阶段时，开始为心理否认期，这时病人往往不承认自己病情的严重，否认自己已病入膏肓，总希望有治疗的奇迹出现以挽救死亡。 当病人得知病情确无挽救希望，预感已面临死亡时，就进入了死亡恐惧期，表现为恐惧、烦躁、暴怒。 当病人确信死亡已不可避免，而且瞬间即来，此时病人反而沉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也就进入了接受期。 一般说来，濒死者的需求可分三个水平：①保存生命；②解除痛苦；③没有痛苦地死去。 因此，当死亡不可避免时，病人最大的需求是安宁、避免骚扰，亲属随和地陪伴，给予精神安慰和寄托，对美（如花、音乐等）的需要，或者有某些特殊的需要，如写遗嘱，见见最想见的人，等等。病人亲属都要尽量给予病人这些精神上的安慰和照料，使他们无痛苦地度过人生最后时刻。 可是，在我们国家，临终关怀的医疗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几乎所有的临终病人，都遭遇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 他们带着痛苦，甚至遗憾，去往另一个世界了。 已经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我，不会再让自己未来的死亡过程漫长而痛苦。我也会积极征求我身边亲人的意见，他们在临终之时，是想被无效抢救还是安静离去。 如果有一天，当用尽一切手段，我的亲人仍然不得不离开。我会拔掉她身上的管子，卸掉她身上的负担，陪伴在她身边。 听觉是人最后消失的感觉，我会握住她的手，倾诉我对她的爱和思念，让她在爱的包围中离去，在恬静淡然中离开，平和而温暖。 而不是被一群陌生人，无情的机器和药物、器械包围，直到屏幕显示成直线，才被做通告，不能见亲人最后一面。 如果是我被宣告无法继续治疗，我也希望我的亲人，在我最后的时光，不要试着用无效的医疗手段去抢救我。 而是让我轻松安静地沉入无垠的夜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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