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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给一位女侦察员写了一个条子，批给她19元钱的经费，以解决她和手下队员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难题是解决了，却给这个女侦察员留下一个数十年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什么偏偏是19元钱，而不是20元或其它数字呢？ 那是在1941年夏天，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开办了新的一期对敌工作训练班。所谓敌训班，就是培养侦察员的短期培训班。三个月里，学员们实行全封团式管理和训练，白天不准外出，只有晚上天完全黑了才允许几个人结伴出去散散步，主要是怕被周围的群众看见，暴露身份，不利于以后开展侦察工作。 经过紧张的学习，学员们懂得了怎样开展情报侦察工作，并且掌握了怎样化装混入敌营，主动接触对手，收集、隐藏、传递情报的技巧。 女学员李恒甫回到部队后，组织上分配她到苏北的涟水县一带开展工作。区里给李恒甫分配了8个12至15岁的小鬼，年近16岁的李恒甫就成了孩子头，带着一群小兵活跃在涟东主要的敌占区新安镇、响水口、三口一带。 当时苏北的战争形势十分严峻，1941年7月，日军纠集了17000余人，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新四军华中局及军部首脑机关，摧毁苏北根据地。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深入敌后侦察获取情报就显更为要。李恒甫和队员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当好部队首长的耳朵、眼睛，及时提供准确有价值的情报，才能以少胜多，出其不意地狠狠打击敌人。 当时战争打得很残酷，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有时候只能靠发霉的豆面和地瓜干来充饥。穿的方面情况就更糟糕了。天气一天天转凉，已经到了深秋，李恒甫和另外8个小鬼每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北风一吹，就只有瑟瑟发抖的份儿了。再加上平时经常吃不饱饭，就更是饥寒交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从未抱怨过，一听到有情况要进城去侦察，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去执行任务。 当时队员们经常化装成卖鸡蛋卖烟卷的小贩，混人敌人军营，了解敌人营房布局、庄军人数等。李恒甫年龄大一点，经常女扮男装，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商人，陪国民党军官太太打牌，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规律和行动计划，及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由于李恒甫带领队员们工作开展得成绩显著，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有一天，涟东县三区区长薛位五来驻地看望李恒甫等人，发现他们这九个小鬼衣着单薄，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有的还不停地咳嗽、流鼻涕，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薛位五心疼地看着他们，沉思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对李恒甫说：“有办法了。明天黄克诚师长在北沙召开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联席会，到时候你就说有情报要直接交给黄师长。只要你能想办法进入会场，他们就可以帮你们向黄师长反映一下情况。” 第二天，李恒甫如约赶到会场，看到她进来，薛位五马上向黄师长介绍：“这是李恒甫（后因革命需要改名李春华），她带着一群小鬼在搞情报，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就是条件太艰苦了，快过冬了，都还穿着单衣裳。” 黄克诚认真地听着薛位五的介绍，又看了看他们身上的衣服，稍作思考，给他们开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涟东县政府二科发给李恒甫同志19元钱，以置办冬装。 怀揣着黄克诚写的便条，李恒甫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尽管一路上顶着刺骨的寒风往回走，可她一点也不觉得冷，仿佛冬装已经穿在了身上。 只是有一件事，李恒甫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黄师长批给她的是19元钱，而不是20元钱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李恒甫。 领到了黄克诚批给他们的19元钱，大家兴奋地聚在一起商量着做棉衣的事。算来算去，怎么算都不够每人做一套的。 有个叫倪学富的小鬼，母亲刚好来队，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她说有个办法可以让他们每个人都有东西穿，那就是到当铺去买那些过期了没人赎领的衣服，回来拆洗一下，再尔新拼凑起来做冬衣。 李恒甫按照这个办法去做，后来又从当地比较开明的绅士家里要了一些旧棉絮，有的是旧被子里的棉胎。这样经过一番东拼西凑、缝缝补补，每个人都开心地穿上了棉衣。 欣喜之余，那个为什么是19元而不是20元的疑问一直困扰着李恒甫，久久挥之不去。在以后的日子里，听到大家议论说黄克诚师长特别会过日子，据说三师的余粮够全师吃三年的。 李恒甫就想，也许黄师长认为19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决不用20元钱。这19元钱是师长教育他们们要精打细算、勤俭持家，要艰苦奋斗，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抑或还有别的更深刻的道理在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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