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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红楼二百秋，大观园址费寻求。”文学经典所书写的问题在流逝的时间面前仍然存在。《红楼梦》宝玉挨打的片断为我们描述了传统世家父子在教育观念与方式上的冲突，展示了成人世界的焦虑如何转化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回看经典，可以点亮关于当下的思考，小说书写的教育问题可以引发对当代家庭教育观念与方式的再思考。
第三十三回“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回目文字极具张力，闲闲一句“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似乎是大家庭年少兄弟之间告状琐事引发一场寻常风波，其实表象的背后暗流汹涌，“不肖种种”才是“笞挞”的真正原因，简言之，这一场好打终于来到了宝玉面前。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危机意识
教育下一代延续家族繁盛几乎是古今家庭相同的课业。婴孩时期的“抓周”仪式上，粉脂香浓、钗环耀眼，味道和闪亮激发了一个婴孩感知世界的本能，宝玉抓取了脂粉钗环，父亲由此有了嫌恶。婴孩渐长，父亲从“大不喜悦”，到“嫌恶”，直至“笞挞”，打得宝玉“面白气弱”、“动弹不得”、“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第三十三回）。这顿打并非因兄弟挑拨或人家告状上门的偶然而起，而是由家族危机引发成人世界焦虑转化到子女教育上带来的必然。
不仅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其实也有共性。在刘姥姥这样靠“打秋风”解决经济窘困的乡妪眼中，大观园一顿二十多两银子的螃蟹宴足够庄户人家过一年的了，但凤姐那句“大有大的难处”倒也并非矫情托词，富贵如贾府繁衍至第三代赦、政辈，眼睁睁看着“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家族渐露败落迹像，“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比经济窘境更堪忧的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安富尊荣者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第二回）因此，无论是祖宗之灵如荣、宁二公，还是正在当家主事的贾政夫妻都不得安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历史规律触动了长辈们的危机意识，也催生了培养家族继承人的焦虑。
“未成曲调先有情”，子女还在幼年，继承人的样板却早已刻画在先：他必须是承袭祖风，“洞明世事”、“人情练达”、“于国于家有望”，惟其如此，才能担负护卫家族、传承祖业的责任。年高望重、累积了丰富人生智慧的老祖母早就发现满眼孙男弟女中“略可望成”者惟有宝玉，“就只这玉儿还像他爷爷。”（第二十九回）从此这位少年的人生被带向既定的轨道。
“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情”，家长怎么办
正如雨村所说：“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第二回）潜在的家族危机让继承人培养问题正式摆到眼前。“子不教，父之过”，世上的父亲都一样，贾政也亲力亲为地操心宝玉的教育，并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判断监管儿子的成长。宝玉到了阅读的年龄，父亲为儿子亲定书目并专门派人督促学堂先生依书而教：“你（指仆人李贵）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第九回）尽管公务繁忙，也要定期检查宝玉的功课。
可是，像天下的孩子一样，宝玉对科举应试、道德教诲宝典如《四书》之类毫无兴趣，他将功都用到了《诗经》、《楚辞》、《庄子》以及“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则天、玉环的‘外传’”上了，背着家长“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第二十三回），父亲没有检查功课的日子里，宝玉只管尽着自己兴儿阅读，要么桃花底下读《西厢》，要么梨香院里寻人唱《牡丹亭》，更有甚者，“杂学旁收”，多识奇香异草，凡此种种无关乎科考却有益于性灵的阅读皆为宝玉心爱。在“花柳园亭”的赏游场合，宝玉自由阅读“闲书”的结果使小小少年在“花鸟山水题咏”上仅是文采略抒就已经足以在人群中发光。
然而，这道光亮却成了“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情”的证据，这更加深了父亲的教育焦虑。儿子长到需要社交、与人谈谈讲讲的年岁了。让儿子交什么样的朋友、受何种影响也成为父亲潜在的焦虑。在父亲眼中，儿子所仰慕的北静王水溶自然是好的，两家有“世交之谊”，“当日彼此祖父有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水溶本人“谦和”、“是个贤王”，王府里“高人颇聚”，若宝玉“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第十四、十五回）事实上，水溶后来淡出宝玉的朋友圈，焉知不是由这“谈会谈会”的“学问”而起呢？除却水溶，贾雨村也颇得贾政欣赏，这个寒门出身的青年胸怀腾飞之志，“慷慨挥洒谈吐”很令贾政满意，故雨村每次登门拜访，父亲必唤宝玉出来和雨村会会，谈讲谈讲世途经济。
然而，一个偶然之间，贾政从同列朝班却素无来往的忠顺王府手下人处得知宝玉竟然与忠顺王爷包占的戏子成为朋友，焦虑深化为震怒，仅此一事就使宝玉陷入多重罪：自贬身份与戏子这样的贱民为友，一也；与优伶游荡、荒疏学业，无望于家业传承，二也；招惹了敌对势力如忠顺王府者很可能祸及族人，三也。终于引爆了父亲心底“弑父弑君”的深远忧虑，遂成“不肖”之极，若非“笞挞”，何以警戒？只是父亲不知道“笞挞”之后，宝玉的内心并无悔意，“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宝玉内心中意的“这些人”指的是秦钟、蒋玉菡（琪官）、柳湘莲，他们无心仕宦腾达却重情守信。不过，在成人世界的判断中，他们显然不得家长们的欢心。
由教育目标而来的焦虑使父亲看不懂青春少年世界里的种种。比如，宝玉自幼因祖母溺爱而喜在内帷斯混，“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小儿女间的接触只不过是说笑而已。但先有王夫人放大了宝玉与金钏之间的玩笑语，其结果是金钏投了井。继而是父亲得知这个女孩儿的死竟与宝玉有牵扯，不待细问来由便设想出“淫辱母婢”这一既伤风化又违伦理的恶劣性质，那年“抓周”而生“酒色之徒”的印象终于被“淫辱母婢”坐实了，对继承人的焦虑转化为后继无人的绝望。再如，父亲不知道成长中的少年在知人处事上已经有价值观取舍了。宝玉厌恶孜孜以求功名的“禄蠹”人格，不屑迎奉，每每慑于父命与雨村会面都百般磨蹭，神情言谈“葳葳蕤蕤”的，毫无喜悦。贾政却只当儿子“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这会子又咳声叹气”（第三十三回），定是虽富贵而犹存“不足”、“不自在”之心，焦虑遂转为嫌恶、气愤。
由教育目标而来的焦虑使父亲对儿子那些与培养光耀门楣的家族继承人无关的喜好和专长都看不上眼、嗤之以鼻。而传统文化固有的“尊老”观念施于教育理念与方式上就是敬畏权威与等级，转化在言语行为方式上就是对青年的人格、思想与观点鲜有尊重与正视。听说宝玉用功读《诗经》，父亲不为以然，“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第九回）宝玉熟读诗词，因丫头珍珠姓花，遂取前人诗句“花气袭人知骤暖”，更其名为“袭人”，变俗为雅。父亲先是嫌丫头的名字“刁钻”，继而勾起焦虑，认定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第二十三回）。开口称呼儿子即为“畜生”、“你这畜生”、“作孽的畜生”；跟儿子说话的语气习惯性地“冷笑”、“喝道”、“喝命”“断喝”。宝玉说要去上学，等来父亲的回答是“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宝玉评诗论词时的推陈出新，在父亲眼中却是“管窥蠡测”。儿子诗做得好、稍有“慷慨挥洒”，贾政便冷水泼头：“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儿子若是做得不通、完不成，父亲喝命“一并打嘴”、“我定不饶”。如果不待父命而主动作答，“贾政喝道：‘谁问你来！’唬的宝玉倒退，不敢再说。”但如果选择沉默是金而在旁“不敢作声”，等来的还是“喝道：‘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第十七至十八回）“父为子纲”的等级敬畏兼之教育方式如此简单，使得宝玉每闻父亲传唤，便如焦雷轰顶，“扭股糖一般，杀死不敢去”。
正如小厮兴儿所说：“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指贾琏），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第六十六回）。在传统文化教育环境中走过来的贾政不能理解为何独有宝玉另类旁出？“不严不成器”，于是培养继承人的目标焦虑终于变为“笞挞”的教育方式。
成人的世界孩子不会懂
看不懂宝玉的不只是父亲，看不懂宝玉的也不仅仅是“不喜读书”。贾府内外的人说起宝玉来都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将宝玉的言行视作“呆气”、“可笑”、“连一点刚性也没有”。“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第三十五回），“成天家疯疯颠颠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第六十六回）香菱看他掩埋夫妻蕙和并蒂菱就嘲笑他：“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麝月见宝玉陪晴雯撕扇子便说他“作孽”。还是贾雨村有识见，他认为宝玉是“异样的孩子”（第二回），所谓“异样”指的是宝玉“秉赋深情”的人格特征，即警幻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五回）这种“痴情”在行为上表现为“体贴万物”。甲戌本第八回眉批：“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具有一痴情去体贴。”
宝玉的体贴之心是没有等级、没有贵贱的，所有生命都是平等而珍贵的。可贵的“情不情”甚至表现在对“无知无识之物”的用情上，这种思想以“齐物”为源的，即《庄子·齐物论》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齐物”而相信“万物有情”、“天人合一”，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从道家“齐物”思想来看“天人合一”，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更具有平等意识，即自然万物与人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贾宝玉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如此。“一枝一叶总关情”，花鸟星月也都人格化、可交流，均能唤起宝玉的怜惜之心，并产生移情作用。
宝玉以为物我平等，“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所有存在虽形质有异，但若能被欣赏、怜悯地对待，也就不辜负它曾经的存在。他“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甚至连画轴、扇子这类“哑巴物件”也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被冷落、被遭踏。所以第十九回宝玉躲开喧嚣众声，独去小书房望慰寂寞蒙尘的美人画轴；第三十一回宝玉给晴雯讲述“爱物”的道理：“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齐物”而来的平等意识不仅表现在万物有情上，也表现在生命平等上。所以宝玉会“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为丫头们护短儿；兄弟面前他不拿大、仆从跟前他不责备，简言之，宝玉不要他们“怕他”。正是这种生命平等的价值观使得他对父辈光耀门楣、“立身扬名”、承袭祖业的继承人培养没有任何兴趣，但《庄子》这类的书是不在父亲开列的书目中的。周汝昌先生《<红楼梦>和中华文化》以为世人视宝玉为“怪物”是作者“莫大的勇敢与悲哀。”
贾政与宝玉父子彼此“不知”也代表了成人世界与青少年世界的隔阻。这种隔阻也源于心理成长变化的因素。从心理成长来看，宝玉的“自哭自笑”是青春期自我世界形成的一个外在情绪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蕴育的以成人为主导的家庭教育环境对“秉赋深情”的天性、敏感多思的少年心理都失于观察与理解，也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观念与方式的不足。
贾政与宝玉父子彼此“不知”的产生还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贾政在对宝玉的教育上不自知地附加上了自己内心潜在的遗憾，即科举取仕的出身。贾家第三代是承祖荫世袭为官，并非科考出身，这固然是天家恩宠，却也是“诗礼簪缨”之族的美中不足。史载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虽富贵之极仍不忘平生“三恨”，其中之—便是“始不以进士擢第”，没有博得科甲出身。贾府长辈们已然无缘科举，而“玉”字辈、“草字辈”子弟如珍琏蓉蔷等更是科考无望，或世袭或花钱捐个出身终了。这也是贾政要求宝玉将《四书》“讲明背熟”的深层原因，因为这才是科考的根基，而宝玉是子侄辈中有望“蟾宫折桂”的。就传统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环境来看，成人世界的要求是合理的，就个体天然成长来看，宝玉的喜好是合情的，然而当成人世界与青春世界相撞时，合理与合情激发了不合情理的结果：少年长大成人后选择了出家，将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彻底掷诸脑后。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描述的问题常能引发关乎当下的思考。《红楼梦》刻画了一个从未被文学书写过的“异样的孩子”，展示了一个异样心灵世界的成长。这个“异样的孩子”有三个清晰标志：追求向往自由的生活、心性纯真未受外界污染、渴求平等的人际关系。贾政与宝玉这对父子间的陌生实则映射了成人世界的期望和青春世界选择之间的分歧，《红楼梦》的时代过去了，它书写的问题依旧存在，这就是“宝玉挨打”片断带给读者的反思。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本文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主编：王多
栏目主编：王多
文字编辑：王多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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