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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一朝政治，上承曹魏西晋余韵，下启宋齐梁陈世风，从中国历史全局来看，东晋政局与其后的南朝更为相似，与其前之魏及西晋不同点则较多，但其政治体系亦有不同于南朝者。可以说，东晋政体是一种介于曹魏西晋与南朝之间的过渡类型，而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 个人认为，东晋政治是一种由文化高门与武力豪族共同建立起来的盟主政治。东晋时，司马氏名为帝王，实际上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对日后的南朝造成影响的呢？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其统治网络已经残破不堪，五胡乘势而起，乃启南北分立三百年之局，从汉族立场上即称为“中原陆沉”。当其时，晋室西迁入关，中原诸州郡大小土豪势力犬牙交错，各立坞堡，强者割据一方，弱者依违其间，同时又都受到胡族军势的冲击。一些坞堡归附了胡族，而另一些豪族，或民族思想较浓，或功名心较重，就率族人部曲归向生存可能性较大且有一定实力的琅邪王（后来的元帝）司马睿。这些人或被安置在京口、晋陵，或如祖逖之受命北征、苏峻之屯兵历阳。他们多是中下等士族，不以文化见称，而武力雄绝，其中较强者如谯国桓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高平檀氏、东海何氏等。谯国桓氏当时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高平陵事件中被杀的魏大司农桓范就是出自这一家族，但从《晋书·桓彝传》的有关记载看，他们仍属于北方豪族。这些豪族在军事上是东晋王朝的重要支柱，但其传统政治地位不高，因而暂时仍服从晋王朝的统治，出身谯国桓氏的桓温曾谋求皇位，但被出身文化高门的谢安挫败。直到孙恩卢循之乱后，文化高门大衰，他们以实际掌握大权，这才拥有了取代晋室的政治实力。大体说来，北方武力豪族是一支不甚驯顺的势力，在政治军事实力不足时，他们托庇于晋室宇下，一旦羽翼丰满，便筹划取晋室而代之。陈寅恪先生将其统称为“楚子”，又分为谯国龙亢楚子与京口楚子，谯国先盛，京口后兴。当谯国楚子之强也，桓温独秉晋政；及京口楚子之兴也，刘裕化家为国。 楚子集团主要作为武人存在，而驾驭他们的是中原文化高门亦即上层士族。提到东晋世家，我们习惯于说“王谢庾桓四族”，这是就其曾出宰辅而论，若以其家世高下论，身为楚子的桓氏根本不能与王谢庾三族并列。从王述、谢奕视桓温为兵这一点即可看出。这不只是个人偏见问题，一个“兵”字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谯国桓氏并非文化高门，真正的中原文化高门应该是指王氏谢氏庾氏等以儒学起家的北方士族。他们在江左本无根基，但是他们或有佐命之功，或为累世名族，更多的是两者兼备，因此他们在“居人国土，心常怀惭”的不利环境下仍控制了朝廷大权。 当然，人事有兴替，执政之位不是永远由一姓控制的，但是在东晋时期，但凡执政家族均有一定潜在的政治能量，因此只要双方没有真正处于难以并存的境地，一般不会拼得你死我活，而是相当体面地进行交接。如王庾二族虽共戴晋室，内实不和，但王导殁后，庾冰代相，王氏子弟却未因此被排挤出朝廷，仍然世居要职；桓氏虽是楚子，谢安代桓温辅政，也以上游兵权付温弟冲，不以桓氏门卑及温曾欲害己见嫌。只有桓温代殷浩为政时，废殷浩、杀诸庾，将庾氏势力基本清除（殷浩与庾亮兄弟关系密切，可视为庾氏一党），但是这属于桓温谋求代晋的准备行动，不能以常情衡量。东晋诸帝也了解诸大族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因而常以扶植他族对抗执政的手法在朝中形成势力的平衡。实际东晋的百年帝祚就建立在各大族的平衡与默契上，东晋诸帝是过江诸高门共同拥戴的盟主而非专制君主，在政治上，执政的权力比皇帝大得多，甚至能决定其他重臣的命运，而天子垂拱而治，小事或可作主，大事上并无决断之权。但是由于中原高门与帝室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及姻亲关系，一般情况下，中原高门还是比较忠于晋王朝的。另一方面，吴地本已存在一批文化士族与武力豪族，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忽视。士族方面有吴郡顾陆朱张四姓，都曾在东吴政权中占据高位；豪族方面，义兴周氏、吴兴沈氏都以武力见长，时人云“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这些家族对晋王朝的感情非常复杂。 吴亡之后，北人由于是胜利者、又地处中原，对南士从内心里表现轻蔑，陆机兄弟吴中俊彦，入洛诣刘道真，道真唯问吴中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未；同时，他们因亡国失位，在晋初地位虽不至等同编户，也大不如前，直到晋室大乱，豪杰并起，才给了江东大姓崛起的机会。从这一点看，江东大族与晋帝室彼此间并无太多好感。但是时移世异，汉末大乱，武力豪门孙氏可以倚仗吴地各高门大族的支持割据江东；晋世政衰，却没有一个家族——无论文化高门或武力豪族——有能力领袖群伦共成霸业。江东大族既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领袖，只好把目标转向北人，最终选中了时镇建邺的琅邪王司马睿，紧接着，江东大族（作为一种代价）允许北人寄居吴土，与北人达成“共奖王室”的默契，但如果从其内心而言，对北人实无亲近之感，甚至还有些著意疏远，因此陆玩严词拒绝王导为儿求婚，周玘遗命欲杀诸伧（即诸执政北人）。同时，尽管南士不乏为三公、令仆者，但历朝执政清一色北人，而且大概因为北人在江东已经站稳脚跟，南士在东晋后期权势犹不及前期，江东大族怨恨不已，因而孙恩卢循之乱的参与者中多有江东名门子弟。但是由于过江文化士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压制住江东文化士族，南来武力豪族实力又强于吴地武力豪族，江东大族通常不涉入政权之争，仅保护自己的利益；执政者为笼络他们，通常也会对其不法甚或不敬行为给予一定的包容。于是，一个以晋帝室为盟主，北来文武大族与江东诸高门为成员的联盟在西晋末年形成了，并对东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决定作用。但是，联盟是松散的，没有一种绝对的权力存在，也没有哪一方绝对忠于帝室，帝室与其说是效忠对象，不如说是政权正统性的标志。 在这样一个联盟中，帝室的盟主地位是很微妙又很尴尬的：政出私门，权不在己，无论哪一家掌权，都先著力把大藩重镇精兵强将抓在手里，然后在朝中结成关系网，确保至少无及身之忧，这些功夫都下到了，再看能给帝室多少利益；同时，由于东晋王朝是各大族共同拥戴的产物，因而主要在大族而不在帝室控制下的外藩也具备半独立性，甚至接近于独立（如王敦桓温未掌握朝权时的荆江诸州），外藩可以凭借实力干预朝政，而朝廷各方（包括帝室与大族）也利用外藩对朝政的干预以达到目的，这就是东晋时的政治局势。东晋王朝时局对南四朝政治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分。首先，东晋王朝内则无法制抑大族、外则无力约束强藩的事实对南朝诸帝震动很大。自刘宋起，主威独运，生杀予夺莫不出于上，宋齐两朝名公宿将，鲜有善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对臣下加强了控制，同时大臣权力仍然相当可观。自东晋以来，大臣掌握实权已经是惯例，而宋齐两代在政治上基本继承了东晋制度，因而也不能遽然将大权收回，而是采用了在后世看来十分荒唐的手段：给大臣以巨大权力以制约其同僚，而又往往在并非绝对必要时将其诛灭以求皇权安泰，从徐羡之、傅亮、谢晦到王敬则、陈显达、崔慧景，基本都是君王玩弄这种手段的牺牲品。 其次，东晋时期曾经权拟人主的大族都衰落了。刘宋尚有东晋遗风，王谢二族在朝中还拥有实际影响力；至宋末，王俭辅萧道成代宋，位望极隆，然禅代后每尝自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如茹公？”至梁武代齐，满朝将相，多是豪族甚至寒门出身，王谢两族虽仍世居高位，却与立仗马无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孙恩卢循之乱中，北方高门遭受沉重打击，重要人物多及于难，产业所在的太湖流域又损失惨重。其次，在桓玄之乱和刘裕代晋的过程中，又有一些不够驯服的高门人士死亡；最重要的一点，刘宋及其后三朝都是凭借特定武力创建的，出身武人的王朝新统治者不像东晋那样需要各势力的联合支持，他们有自己的强大支柱，在这种背景下，高门必然要释出相当一部分权力以免与新王朝发生冲突，而逐步释出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失势的过程。第三，东晋以来，武力的转移代表着实权的转移。这一过程始自王敦，其总领荆江诸州，权倾天下；嗣后庾亮镇上游，势凌王导；接着是桓温受西夏之寄，西定益州，北伐秦燕，遥制朝局。这一时期荆江二州最强，史称东晋之兵十之八在荆江，然而北府兵就在这样的时势下崛起，至桓温时已是不可忽视的势力，到孝武帝太元年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北府兵的作用都远超过荆江二州兵，证据之一就是在建康与上游的对立中，北府兵的倾向可以决定胜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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