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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中国人究竟走了多远？ 张骞的第一份报告 新疆东南部的若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县，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北面是罗布泊荒漠，南面是新、青、藏三省相接的阿尔金山。这恐怕是中国最偏远的一座县城了，距离任何稍大一些的城市都要超过1000公里，到任何一个省会都有1500公里以上的距离。 从若羌东行沿315国道，过米兰古城遗址，翻越阿尔金山，便进入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荒漠之中。茫茫1100公里，到达德令哈市，中间荒无人烟。沙子与砾石是这里的主人。在狂风的作用下，沙丘慢慢地移动，掩埋了公路。这时便要等待清障车将沙子铲去，才能继续前行。雅丹地貌形成的“孤岛”在道路两侧纵横交错，如入迷阵。烈日之下，地表温度超过了50摄氏度，看不到任何植物，甚至连骆驼刺都没有一株。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回程走的就是这条路。《史记·大宛列传》上留下了短短八个字——“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所谓“南山”指的是昆仑山。为了躲开匈奴的势力范围，张骞沿着昆仑山北麓，从塔克拉玛干南缘向东而行，到若羌后翻越阿尔金山，进入青海羌人的区域，过青海湖，进入湟水、洮河河谷返回中原。 这条路线可能吗？《史记》没有给予更多的解释和细节。按照每日30～50公里的步行极限速度，张骞要在柴达木荒漠中至少行进一个月。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再度被匈奴人俘获。可见古人的活动范围与生存能力远远超过现在的想象。 张骞离开长安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这一年他47岁。此前3年，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当时大汉帝国的疆域没有多大，西部边界在陇西，就是今天甘肃的临洮。 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收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一封信。这封信被收入《史记·匈奴列传》之中。匈奴首领冒顿在信中炫耀此前一年对汉朝战争的胜利，入侵上郡，杀掠边境，并在信中告诉汉文帝，在西方匈奴已经击败了月氏，征服了楼兰、乌孙和呼揭，总共36国都被匈奴所役使。这四个明确的国家，只有“月氏”中原王朝曾经听说过，即原先活跃在河西走廊的强大的游牧部族大月氏。 另外三个国家的名字——楼兰、乌孙、呼揭，则是第一次随同匈奴的信传到了中原。其中楼兰位于罗布泊西南，乌孙位于现在新疆东北部哈密一带，呼揭国位于新疆西北阿尔泰山南麓。信中提到的“三十六国”，泛指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诸多绿洲国家。冒顿说他已经击败了汉朝西部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征服了整个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 通过敌国的来信，汉朝皇帝第一次听说西边的消息。由于“三十六国”并不是一个实数，人们无从知道在冒顿征服之前，塔里木盆地究竟有多少绿洲小国，当然也就更无从知道他们的历史了。 伴随着对西域的征服，匈奴完成了对汉王朝的包围封锁。北起燕山、阴山一线，延绵至今天甘肃黄河以西至青海，与羌族联手，将中原的北部和西部完全封闭。汉朝的几次反击集中在北部边界，但都归于失败。 汉武帝继位后，一方面加强军队特别是骑兵的训练，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则加紧谋划新的外交战略，寻找同盟者，共同对抗匈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张骞率领100多人的使团，向西寻找被匈奴击溃的大月氏。但他和当时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一样，对于西域地理、民族与国家分布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大月氏经过匈奴的两次打击，已经西迁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的西迁，如同多米诺骨牌，带动了整个西域、中亚部族的流动与重组。这种变化，张骞也并不清楚。 张骞的使团出发后不久，即被匈奴骑兵拦截扣留。匈奴王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并许配匈奴女子给他为妻。但是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一直保持着汉朝使者的凭证符节。经过13年的囚徒生活后，他终于找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数十日来到了今天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张骞第一次出使取道天山南麓。《史记·大宛列传》是根据张骞出使报告写的，其中提到了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和塔里木盆地北侧的轮台（仑头），但是没有提到喀什噶尔河流域的疏勒。由此推测，张骞是从楼兰，途经今天库车、阿克苏、温宿等地，沿天山南麓，在别迭里山口越天山到纳林河，然后南行到大宛。 对于张骞被关押的地点一直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按照《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张骞是以日而不是以月为单位记录他从匈奴到大宛的时间，这表明了张骞被囚的地点距离大宛并不远。很可能就在匈奴控制西域的中心——僮仆都尉，也即今天的新疆轮台县。 大宛国王久闻汉朝的富庶和强大，一直想同汉朝通好。但苦于匈奴的阻挠，大宛无法和汉朝通使。张骞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并派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取道康居到达大月氏。 大月氏当时即将完全征服阿姆河南岸富饶的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大夏土地肥沃富饶。大月氏人来到这里后，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社会日趋稳定。因此，大月氏女王婉言拒绝了汉朝的结盟建议，不愿再和匈奴厮杀。张骞滞留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没有达到外交目的。 张骞返程，大概是在公元前127年。他从大夏出发后，向东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沿着盆地的南缘，傍昆仑山北麓而行，经过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和田、且末，到达若羌。然后东南折向进入青海，以躲开匈奴的势力范围。这条道路张骞并不熟悉，很可能是他滞留匈奴或出使西域期间听说过的。但当时匈奴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整个西域，他还是被扣押了起来。幸亏一年后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趁乱逃脱，终于在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13年，百余人的使团最后只有他和仆人堂邑父返回。汉朝为了打开通往西方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张骞之前，横贯欧亚的交通线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经蒙古草原、天山北麓、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到达欧洲黑海沿岸。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一条绿洲丝绸之路，并成为一条主流而固定的路线。他往返的两条路，形成了后来的丝路的南线与中线。 《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就是依靠张骞的见闻而写成的。尽管他没有完成最初的政治任务，但却带回了大量西方地理与民族信息。笼罩在汉帝国西部的迷雾一点点消散，中原文明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并产生了交流、通商的强烈愿望。这些亲历见闻被记录在史籍之中，成为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第一份原始资料。 在张骞亲履之前，中原文明对于西方的地理概念既模糊又混乱，以为有“弱水”通天河上去，以为有所谓西王母等。张骞第一次出使时，对所谓弱水、西王母之类传说进行了实际考察，指出这些都仅仅是传说，自己没有见到。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出，依据张骞的第一手资料，《山海经》、《禹本记》等书中关于西域地理的记载有许多错误，无法令人相信。 中亚有两条大河，锡尔河和阿姆河。张骞第一次报告了阿姆河，在《史记》中记录为妫水，是其希腊语名“Oxus”的对译，在《汉书》中用更接近原音的方式翻译为“缚刍水”。唐代译为“乌浒水”。现在所称阿姆河，则是中亚经历突厥化后的突厥语名。尽管他并没有到达中亚的咸海区域，但却是第一个记录咸海的人，将其称为“大泽”。 在返程途中，张骞翻越了帕米尔高原。他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翻越帕米尔的探险家。他还亲自考察了“于阗南山”。他发现这座山产玉石，并有“于阗河”（现在和田河）流出。张骞推断“于阗河”就是黄河的源头，这条河向东流入罗布泊（当时称盐泽），然后潜行于地下，一直到青海积石山再冒出来。张骞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便将传说中的神山“昆仑山”比定为“于阗南山”。从此，虚无缥缈的昆仑山终于有了具体的位置。 但张骞关于黄河源头的追溯却是错误的。于阗河只是塔里木河的一个支流，塔里木河尾闾形成了罗布泊。他指出于阗河最终注入罗布泊是正确的，但罗布泊和黄河却没有任何关系。汉武帝认定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则将神山与中国母亲河联系在了一起。这不仅符合当时人们崇尚的天命，也表达了向西域扩张的“大一统”愿望。《史记·大宛列传》介绍的西域国家以天山－葱岭以西为主，而盆地中的国家只提到楼兰等四五个。这是因为司马迁的时代，汉朝出于夹击匈奴的目的，重点关注的是葱岭以西的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大国。 张骞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探险家，也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专家。自帕米尔高原以西，他一共带回了10个国家的信息，其中，他亲自走访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四个国家。 大宛是张骞第一个到访的中亚国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大宛之迹，始见于张骞。”大宛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中部。西汉时，大宛物产丰富，人口约30万，盛产名马、葡萄和苜蓿。这里西北通塔什干，西南通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绿洲。《史记》不仅以“大宛列传”来统摄张骞的考察报告，还以大宛为坐标定位周边其他国家。 康居是锡尔河北岸一个斯基泰部落，锡尔河南岸的粟特人在康居统治之下，所以汉代文献称“粟特人”为康居人，其统治中心在撒马尔罕。大月氏和大夏位于阿姆河流域，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大月氏当时由前王夫人当政，已经征服了大夏国，即西方文献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张骞称大夏国的国都为“蓝氏城”，名字来自希腊语Alexandria（亚历山大）。这座城市位于阿姆河南岸。上世纪20～50年代，法国和美国考古队进行了考古发掘，在现在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夫城西23公里的沃奇拉巴德附近找到了蓝氏城的遗址。 张骞亲自到达过这座城市，因为他在这里的市场上发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布匹。他推断，另有一条道路，由四川出发经过印度而到达大夏。这样可以不必经过匈奴在西北的控制区而联络西域诸国，这一发现又促使汉武帝坚定了开发西南夷的决心。虽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蜀身毒道”，但汉朝由此大规模开发西南地区。 在中亚，张骞还听到了安息的消息。安息位于伊朗，西方史籍称之为“帕提亚”。中国之所以称之为“安息”，是以帕提亚王族的姓来命名，并将安息人冠以安姓。东汉末年来华传佛教的安世高、安玄都是安息人。 张骞还听说，安息的西面是条支，即属于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西南是黎靬（也写作犁轩），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在安息的北方自北海北面，经里海、咸海往东，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动着游牧部族奄蔡和乌孙。奄蔡在中国史书中又被称为阿兰人，他们后来西迁到高加索山以北，是现代奥赛梯人的祖先。 以上这10个国家，张骞在回国向汉武帝提交的报告中，都有详略不等的描述。他将康居、奄蔡、乌孙和大月氏归为行国，即游牧国家；其他国家则为“土著”，即农耕国家。可以说，没有张骞的这篇报告，便很难重建公元前2世纪的中亚历史。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往乌孙。汉武帝希望能与乌孙结盟，断匈奴“右臂”，结交西域大小诸国。此时，汉帝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制匈奴”转变为开疆扩土，“威德遍于四海”。 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300人，牛羊万头，并携带钱币以及价值千万钱的丝绸，作为分送各国的礼品。尽管史书没有再记录这一次出使的具体路线，但根据当时汉朝的势力范围推测，大致走的是丝绸之路的中线。即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麓西行至阿克苏附近，然后向北翻过天山，抵达乌孙都城赤谷城。赤谷城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的东南。 当时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到长安，目睹汉朝人众富厚景象，回去报告后，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 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国与中西亚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行使者相望于途，西汉王朝多则一年之中会派遣十几个使团，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访地之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东来的商胡贩客也是“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条支（当在伊拉克两河流域之间）等国。 经过丝绸之路，张骞副使最远到达了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安息国王亲自派2万骑兵于东界迎接。这名不见经传的汉朝使者最终抵达了安息国都——和椟，即今天伊朗的达姆甘。故城遗址在伊朗东北侯腊散省，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南坡，扼古道之中心。 第二次出使回国后不久，张骞便去世了。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道路开拓者，他每向前迈进一步，每多写下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张骞看到，在遥远的西方生活着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容貌不一样，讲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也不通。他做了一个总体性的归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从中亚到伊朗，每个国家的语言虽有所不同，但仍能彼此听懂，而且风俗很接近。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这些国家都受波斯文化影响，除大月氏外，语言都属于东伊朗语系。当地人普遍高鼻深目，多胡须，而且商业气息浓厚，善做生意。 直到张骞出使前，中原文明还没有建立起与西域诸国的任何联系。司马迁将张骞这一开创性的举动称之为“凿空”。他历经磨难带回来远方的知识，极大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将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中西方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由此开始。 甘英：发现大秦 在张骞西行200余年后，公元97年，另一名使者甘英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当时被称作大秦的罗马帝国。 张骞通西域后不久，中国丝绸就传入了欧洲，并很快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到公元1世纪，中国人逐渐知道在安息的西面，还有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名曰大秦。 发现大秦，意味着西方世界进一步拓展。中国人地理认识的边界，进入了欧洲，到达了“拒玉门关者四万余里”的地方。而这个认识，是和甘英的远行分不开的。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在公元97年，“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后来西域都护班超的儿子班勇将甘英出使的经历写进了《西域记》一书。但此书早已失传。所幸，《后汉书·殇帝纪》和《后汉书·西域传》保存了其中一部分内容。 甘英是从当时西域都护所在地它乾城出发的。它乾城位于今天新疆阿克苏市新和县城西南。他的西行线路历来有较大争议。目前杨共乐先生的看法获得较多认同，即甘英是沿着天山南麓西行，经喀什抵达莎车，向南越葱岭，进入印度河支流峡谷，进入当时被称为罽宾的国家。罽宾位于现在喜马拉雅山西南的克什米尔地区。甘英再向西经现在巴基斯坦北部，西南行至伊朗东部的锡斯坦地区，即当时的乌戈山离国。由葱岭至罽宾、乌戈山离这一段道路十分险要。要经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两侧的高山峡谷，有些地方只能靠悬索滑过峡谷。史书上说甘英逾“悬度”，所谓“悬度”就是溜索桥。 甘英并不是最早向南翻越葱岭到罽宾的中国人，西汉使者文忠、赵德就曾沿此路到过罽宾。《汉书·西域传》根据他们的经历描述了道路的艰险：山路迂回，两侧是悬崖、深渊，最窄的地方不足两尺，常有人畜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总之，“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尽管向南翻越葱岭的道路极为艰难，但这却是一条进入印度的捷径，而不需要经过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去绕大圈。后来法显等求法僧前往印度大多走的这条路。 甘英到达乌戈山离后，就可以接上丝绸之路的最南的路线，从今天伊朗的南部，经过巴姆、伊斯法罕、马拉维进入伊拉克两河流域，最后抵达了“条支”。关于“条支”的位置一直也是研究者们争论较多的问题。西汉时期《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了条支，是安条克（Antioch）的对译，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的海港城市安塔基亚，当时属于塞琉古王朝。到了甘英的时代，塞琉古王朝已被罗马帝国吞并。一般认为，甘英到达的是另一个安条克城，建于公元前166年，位于伊拉克巴士拉的西北。 实际上，甘英自东向西横穿了整个安息帝国，到达了波斯湾的海边。但是他的西行步伐却停止了，没有再向西寻找大秦。按照《后汉书·西域传》的说法，甘英正准备渡海前往大秦时，被安息水手劝阻——海路极其遥远，如果遇到逆风要两三年才能到达，而且船上容易患疾病，令人思念故土，头脑发狂坠海而死。 安息人并不希望中国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因为在丝绸之路上，安息占据了东西通道的要津，长期垄断丝绸贸易的巨大利润，因而也不希望直接生产国与消费国对接。事实上，当时的条件下，即使甘英在波斯湾乘船也不可能到达地中海。葡萄牙人达伽马驾船绕过南非好望角还要在1400年后。甘英最终相信了安息人的“谎言”而放弃了前往大秦的使命。 但是，安息人用来吓阻甘英的故事却值得玩味。《后汉书》中的记载是：“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到了《晋书》中就更具体了一些：“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也就是说，海中有令人思慕的事物，而使人悲伤，失魂落魄。 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认为，这个“谎言”的原型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 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是半人半鸟形的怪物，她们善于唱歌，以娇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如醉如痴，停舟不前，待在那里听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海妖故事早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已有记载。据《奥德赛》中的叙述，海上女妖居住在位于喀耳刻海岛和斯库拉住地之间的海岛上。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之一奥德修斯（即奥德赛），与同伴回国途中经过海妖居住的岛屿。奥德修斯听从喀耳刻巫师的建议，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让同伴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抵御住了海妖的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活了下来。 海妖的故事经过安息人的演绎最终阻止了甘英的西行之路。 虽然甘英没有到达罗马帝国，但他却创造了中国人西行的一个新纪录。司马迁曾说西汉使者曾经去过“黎靬”、“条支”，但并没有证据。只有最西到达安息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是可信的。而甘英的步伐则又向西推进了近千公里，到达了两河流域波斯湾的海边。 他经克什米尔至伊朗南部的路线，此前中国人从未涉足过。甘英带回了当地的许多信息，是“《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些“珍怪”的传闻中就包括了“海上女妖”的传说。遗憾的是，中国史家对所谓“怪力乱神”并不感兴趣，因此那些异域风情的故事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甚至连《西域记》也佚亡了。 玄奘的中亚与印度 大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天，中原地区遭受霜害，颗粒无收，哀鸿遍野。刚刚经历了东突厥侵扰的大唐王朝无力赈灾，只好下令灾民“随丰四出”，允许自寻出路。逃荒的人群中夹杂着一名僧人，他就是玄奘。 这一年玄奘27岁，是一名年轻的僧人，但已历过国内多处地方，被称为三藏法师。经过多年的研习和修行，玄奘仍觉得前人翻译的佛经纰漏甚多，而且有些重要的经典并没有传到中国来。于是他立志前往印度深造佛学，取回真经。这一程，玄奘创造了人类探险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用了3年的时间，经新疆、绕行中亚至印度，历128国，总行程近2万公里。 当时唐朝立国不久，正与突厥连年交战。政府担心臣民勾结突厥，所以对国人出境实行极为严格的限制。在上书朝廷申请“过所”遭到拒绝后，玄奘决定通过非法途径偷渡出边关。 在玄奘的时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楼兰已经废弃，唐朝的玉门关退到了敦煌以东200多公里外的瓜州。进入西域的大道，是从瓜州向西北穿过被称作莫贺延碛的沙漠，到达伊吾（哈密），其方向接近于今天进入新疆的甘新大道。 这条路，往北通过唐朝玉门关，然后再经过五座烽火台，每座烽火台相距百里，中途没有水草。沙漠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狂风时起，沙尘蔽天，白天酷热似火，夜晚又寒冷彻骨。更不幸的是，一开始玄奘就迷了路，而且失手掉落了盛水的皮囊。他忍受着干渴，连续走了五天五夜才发现了水源。这段经历令玄奘不堪回首，就像后来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录的：“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 哈密当时属于西突厥的管辖之地，玄奘打算从这里走北线，沿天山北麓去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再向西进入中亚。但由于高昌国王麹文泰的邀请，他于是转道西南去了位于吐鲁番的高昌。玄奘之所以能完成漫长的旅程，与当时两个重要人物的帮助分不开，其中一个是高昌国王麹文泰，另一人是西突厥首领统叶护可汗。 高昌位于中西交通要冲，历史上多次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枢纽之地。国王麹文泰崇信佛教，百般挽留，但玄奘执意西行，他也只好同意放行。麹文泰为玄奘西行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派了4位专门侍奉玄奘的沙弥和25位仆役，还同时准备了丰厚的金银与物资，足够玄奘往返20年的费用。他还写了24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国以西的24国给予玄奘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写给西突厥统叶护可汗。 在高昌卫队的护送下，玄奘从高昌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然后翻越凌山。凌山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在阿克苏西北的属于天山的拔达岭，这里早在汉代就是通往乌孙的主要道路。山上有别迭里山口，玄奘就是经这个山口从天山南麓到达了北麓。 玄奘翻越天山正值冬天，冰川连绵，积雪深厚，行走极其艰难。吃饭时要将锅吊起来生火，晚上只能在冰雪上席地而睡。走了七天七夜，终于翻越了凌山。玄奘一行人员受到了很大损失，30多号人马走出雪山的只有八九人，有三分之二的人丧命山中。幸存者手脚也都有冻伤。伤亡如此惨重，大概是在天山中遭遇了雪崩。玄奘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将雪崩记录为“暴龙”。 走出天山后，玄奘就到达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唐代称为热海。伊塞克湖，清代用蒙古语音译为特穆尔图淖尔，也称滇池、热海。位于天山西部，长165公里，宽57公里，最深处达702米。由于湖水含有盐分，且深度较大，所以冬季从不结冰，当地人因此称之为热海，突厥语称伊塞克廓尔或咸海。伊塞克湖底布满了铁矿石，并不断被冲上岸，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为特穆尔图淖尔，即铁湖。 玄奘并不是第一个到达伊塞克湖的中国人，但他却是第一个为这个中亚大湖留下文字记载的人。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道：“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语言虽不多，但风貌、特点刻画得十分真实而贴切。唐代，伊塞克湖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也是丝路北道转入中道的重要连接点。经伊塞克湖西行便到了当时西突厥王庭所在地碎叶。 碎叶今在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约5英里处。它是天山西部北麓最大的城市和贸易中心之一。天山南道经焉耆，过乌什，越过天山后抵达碎叶，在此与沿天山北麓西至西突厥斯坦的天山北道汇合。碎叶城与其西约300公里处的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相呼应，控制了这一带的绿洲，并且向南通往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绿洲群。自碎叶经怛罗斯，沿锡尔河北岸西行，可通南俄草原和伊斯坦布尔。可见碎叶城是绿洲之路与草原之路的交汇点，是中亚贸易中心索格底亚那地区伸向东方的触角。后来，唐朝击败西突厥建立了碎叶镇，是安西四镇最西的统治区域。 628年，玄奘持高昌国王的亲笔信在碎叶见到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突厥正值鼎盛时期，玄奘后来描述了可汗的奢华与气派：“……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绵袍编发，围绕左右。” 突厥可汗不仅热情款待了来自敌国的和尚，送给他不少盘缠，而且派官员携带自己的信件护送玄奘出境。信中嘱托各突厥属国君主要好好接待保护唐朝僧人。于是，玄奘前面路程的困难又减少了很多。 西突厥是当时中亚地区的实际掌控者。有了西突厥可汗的支持，玄奘有条件在中亚做更细致的探索与游览。因此他并没有急于南下印度，而是在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绕一个大圈子，基本走遍了中亚所有的大小国家。他先后到达了赭时（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捕喝（布哈拉）等国。向西北最远到达了接近咸海的花剌子模（玄奘称之为货利习弥伽）。但遗憾的是，尽管只有一步之遥，玄奘并没亲自到达咸海。不过唐朝人是知道咸海的存在，在《旧唐书》、《新唐书》将其称作雷翥海，这一地理名词最早见于《水经注》。中国古代文献在世界上首次对咸海单独做了记载，而古代希腊罗马人一直把咸海和里海二者混同起来。 玄奘路过了著名的铁门关，现在叫恰克恰里山口，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孙山脉。他这样写道：“左右带山，山极峻峭，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在阿富汗南部的梵衍那国，玄奘朝拜了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并留下了第一份历史记录：“王城东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 兴都库什山自帕米尔高原向西南延伸，斜穿阿富汗，长约960公里，是伊朗高原与南亚次大陆分界处的大山脉。阿姆河与喀布尔河在此分水。据说其山名源自波斯语，意为“杀死印度人的”。因为这座山高而酷寒，常年居住在炎热地区的印度人在翻山时不胜其寒，往往冻死。玄奘称这座山为黑岭。628年夏末，玄奘翻越了兴都库什山，终于来到了印度。 在印度，玄奘走遍了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三大区域，还差一点去了斯里兰卡。逗留时间最长的，便是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今比哈尔邦拉基吉尔镇附近）。他在那里苦学五载，终于成为闻名遐迩的高僧学者。 玄奘为印度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比如详细描述了那烂陀寺附近的“鹫峰”的位置与景色：“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罗矩吒山（鹫峰）。接北山之阳，孤摽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宫城就是王舍旧城，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上山有一条路，是影坚王所修筑：“自山麓至峰岑，跨谷凌岩，编石为阶。广十余步，长五六里。”影坚王是古摩揭陀国王，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物，也是佛教的热情赞助者。 今天如果要登临这座鹫峰，仍然需要从这条山路上山。不过与山路并行，已经建起了上山的索道。山顶的形势依然跟玄奘描写的一样：“其山顶则东西长，南北狭。临崖西埵，有砖精舍，高广奇制，东辟其户。如来在昔，多居说法。今作说法之像，量等如来之身。”玄奘当年见到的临崖的砖精舍，今天也还能见到，虽然只是遗址，仍然经常有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到这里朝圣。 公元641年，玄奘决定回国。他谢绝了戒日王和其他印度朋友挽留他的好意，在参加了一次钵罗耶伽国举行的大会以后，带着历年访求到的佛经和佛像等，仍然取道陆路，起身东归。 这次玄奘选择抄近路回国。即向北翻越兴都库什山再向西过葱岭，经瓦罕走廊，取道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过和田、尼雅、鄯善，沿着丝绸之路南线回到敦煌，进入玉门关。 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长安。与他十几年前偷渡出国时不一样的是，他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玄奘带回佛经657部，520箧，以及一批佛像。唐太宗这时正在洛阳，立即召见他。按照唐太宗的要求，玄奘将一路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共12章12万字，记载了141个国家的情况。他亲自到了其中的128个国家。这部书成为中国人了解当时中亚与印度的百科全书。 玄奘第一个指出了南亚半岛的地理状况——三面临海，背靠雪山，北宽而南窄，状如新月。印度是这一区域的总称，共分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当时有70多个国家。印度上层社会共有四大种姓：第一称为婆罗门，最为高贵，恪守教规，品行端正。第二为刹帝利，是王室种族，统治各国，心存仁慈。第三为吠奢，是商人，沟通有无，追求利润。第四为戍陀罗，即农夫。四个种姓之间不通婚，即使同一种姓之内，父系、母系之间也不通婚。 玄奘描述了印度耆那教派和苦修派的教徒。前者赤裸身体，后者则在身上涂满白灰，将头骨、骷髅串联起来，作为环状头饰。耆那教的一个派别被玄奘称为“露形外道”，其特点是脱衣露形，又称“天衣派”，即裸体之意。这一教派形成于公元1世纪，认为教徒不该拥有包括衣服在内的私财，只能以天为衣。有的教徒有一根腰带，长度不得超过一米半。“涂灰外道”又因崇拜湿婆神，称作“湿婆派”或“自在天派”，这是印度教中的一大派别。教徒周身涂灰修苦行，以求升天。 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一部分专门介绍印度的刑法。由于宗教的原因，印度几乎没有死刑，罪犯可以花钱赎罪，或者砍掉鼻子、耳朵、手、足，或者流放出国。此外，印度司法还保留了大量“神判”的遗迹。法官判断事实依靠四种方法——水、火、称、毒。所谓“水”，就是将嫌犯与石头绑在一起，投入水中，如果嫌犯沉下去石头浮上来，就是有罪。所谓“火”，则是将铁烧红，让嫌犯踩在上面或用手按，用舌头舔，如果没有受伤就是无罪。“称”，是让嫌犯与一块石头称重，石头重则判有罪。“毒”，就是原告与被告共吃一块放了毒的羊肉，能活下来的便是清白的。 在中亚和印度，玄奘亲自到访了许多古城、古迹，在《大唐西域记》中，他都做了地理位置的记录。这些准确的信息，成为考古学家们探索古代遗址的索引。 1870年，英印政府建立印度考古局，开始对印度的主要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近代以前，印度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文献。英印政府考古局的第一任局长，也是印度现代考古的奠基人，名叫康宁汉（A.Cunningham）。《大唐西域记》几乎成了他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指南。很多考古遗址，包括古代一些城市的位置、寺庙遗址，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唐西域记》最后做出判定。斯坦因在中亚和新疆考古时，也常常以玄奘的记录相互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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