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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高祖刘邦的军队进入咸阳时，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进行。公元192年，罗马皇帝康茂德被杀，前期帝国告终。这一年是东汉初平三年，献帝被劫持，国内陷于分裂战乱，东汉帝国实际已经崩溃。 东西两大帝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如果出现某种同步，只能是历史的巧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找到的两大帝国交往的证据非常之少。
在西汉以前，秦国故地与西方的联系可能已经存在，但没有形成稳定的交通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夏诸族与外界隔着众多非华夏族，从中原通向西方必须经过戎人、羌人、匈奴、西域诸族的地区，向西南则要经过西南夷诸族的地区，在各民族间还处于隔绝或仇杀的状态下，利用和穿越对方地区自然是非常困难的。
直到汉武帝初年，这样的条件还没有改变。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从匈奴降人中得知，大月氏原来生活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后在匈奴的攻击下被迫西迁，匈奴将大月氏王的头割下，制成盛酒的容器。 在乌孙的驱逐下，大月氏又迁至妫水（今阿姆河）。大月氏恨透了匈奴，但因无人援助，无法报仇。汉武帝得知后，就产生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想法，下令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汉中成固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率领甘父等一百多随行人员出使，从陇西郡出境。
在经过匈奴地区时，张骞一行就被扣留了，送往单于驻地。单于说：“月氏在我们北面，汉朝怎么可以派使者去呢？要是我派使者到南越去，汉朝能让我过吗？”他将张骞留下，还给他娶妻，希望他不再离开，张骞虽然有了妻儿，但始终保留着朝廷颁发给他的使节，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甘父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堂邑侯的一名家奴，他善于骑射，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渡过困境。十多年后，匈奴人已放松了监视，张骞和甘父等人终于得到了逃脱的机会，继续西行，经过几十天的艰难跋涉，终于翻越葱岭，到达大宛。
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十分富强，却一直无法交往，对张骞的到来很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宛王将他们送往月氏，答应回汉朝后将给予厚礼报答。大宛王派向导和翻译，将他们送至康居，又由康居送至月氏（今阿富汗北部）。 这时月氏人已打败了大夏，在此安居乐业，对向匈奴报仇毫无兴趣，张骞逗留一年多仍不得要领，只好返回。
他们经过河西走廊，想通过羌人地区回国，但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之后单于死，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匈奴妻子和甘父逃回汉朝，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尽管张骞没有能完成联络大月氏的使命，但他为汉朝提供了大量前所未闻的信息，也在西域传播了汉朝的情况。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就是根据张骞的见闻编写的。
张骞直接向武帝报告了他在西域的见闻，介绍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的情况，使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大开眼界： 大宛产蒲陶（葡萄）酒，多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于阗以西的河流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于阗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流，向南流出地面后就成为黄河源。这一带盛产玉石，黄河流入中国。
乌孙与匈奴风俗相同，能弯弓射箭的有几万人，勇敢善战。以前臣服匈奴，现在强大了，对匈奴不即不离，不肯再去参加朝会。安息在大月氏以西数千里，百姓定居，从事农业，种稻麦，产蒲陶酒。像大宛一样有城市，大小有数百个，疆域有数千里，是那一带最大的国家。
在妫水流域，有市场，百姓用车、船做买卖，进行贸易的国家远达数千里。用银币，上面铸着国王的像，国王死了银币也要更换。文字写在皮革上，都用横写。安息西面是条枝，北面有奄蔡、黎靬。
条枝在安息以西数千里，面临西海（地中海），气候湿热，百姓种稻。有一种大鸟，产的蛋像瓮那么大。国人善于变幻术。安息的长老传说条枝有弱水和西王母，但没有见过。但由于匈奴还挡在汉朝与西域之间，武帝一时难以有所作为。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向武帝提出招引乌孙人回河西故地的建议，他说：“现在匈奴刚被我们击败，河西的浑邪王旧地空着，“蛮夷”都贪图汉朝的财物，如果此时能够花大价钱笼络乌孙，招引它东归故地，与汉朝结为兄弟，它肯定乐意听从，这样就断了匈奴的右臂。一旦与乌孙结盟，它西面的大夏等国就都可以招来当属国。”
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派他再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人，每人备马两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币、丝织品，还有多名副使随行，准备在交通方便的情况下，分别派往周边各国。
张骞到达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正值该国内乱，乌孙人也不愿与匈奴为敌，但愿意与汉朝交好，派使者随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回长安。张骞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等国（今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新疆西部），一年多以后也陆续带各国的使者返回。 此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
张骞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但建立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他“凿空”（开通）西域的功绩受到朝野的高度赞扬，张骞在西域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各国都知道“博望侯”（张骞的封爵）的大名。“丝绸之路”从此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
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是指两汉时期与中亚河中地区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以后的研究成果又将这条道路的西部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 中国的特产丝绸传入中亚和印度，远在秦汉之前，但直接的贸易道路却开始于张骞第二次从西域返回以后，不过直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才保持畅通。
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西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达今罗布泊西北的楼兰。 至此分南北二道： 北道向西沿今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经乌垒、轮台、龟兹（今库车县）、姑墨（今阿克苏市）至疏勒（今喀什市）； 南道经鄯善于泥城（今若羌县），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和田市）、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莎车（今莎车县）至疏勒。
丝绸之路不仅用于丝绸贸易，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香料、珠玑、皮毛、良马、橐驼等源源东来，中原的工艺品、金属制品、铁器、纸由此西运；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佛教和佛教艺术以及中原的打井、铸铁、农技都由此而传播交流。但汉朝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联系却失之交臂。
东汉永元九年（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他的下属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从西域都护府驻地它乾城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条支国的海滨（今波斯湾）。 就在他准备渡海时，安息国（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船员对他说：“海面非常辽阔，遇到顺风也要三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如果遇到逆风就得两年，所以入海的人都要备足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航行很容易患思乡病，经常有人死在海上。”听了这话，甘英不敢渡海，只得返回。
就这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失之交臂，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交往至少推迟了70年。要是甘英能有张骞那样的冒险精神的话，中国的官方使者到达欧洲、非洲的历史就应该开始于公元1世纪末，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
安息人阻止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来往的目的，是为了垄断丝绸转口贸易的利益。但当时汉朝击败了北匈奴，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慑于汉朝的威力，安息人不敢直接阻拦，偏偏甘英被这一番话吓住了。 张骞在大夏时，曾见到过产于今四川盆地的邛杖和蜀布，并得知这些物品是通过身毒运到大夏的。这说明这一交通路线至迟在公元前126年就已存在了。汉武帝曾派使者从蜀地分4路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由于当地民族不合作，只到达了滇。以后，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开通后，汉武帝对西南的道路不再有兴趣。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派频整治了由四川盆地通往今云南的道路－“五尺道”。“五尺道”所经是崎岖险峻的山区，能在短期内开通只能是利用原已存在的便道、小道，这说明这条交通线的存在已有很多年。
由“五尺道”而下，就可以连接“身毒道”，即民间一直在使用的由云南经今缅甸通向印度的交通线。邛杖和蜀布并不是十分贵重的物资，如果运输成本过高，商人就会无利可图，所以这条交通线应该是比较畅通和便利的。
东汉永元九年，掸国国王雍由调与汉朝联系；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将海西（大秦，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献至洛阳。罗马人经今缅甸入境，证明的确存在着一条由今四川、云南经缅甸、印度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 这条交通线也向西方输出丝绸等物资，尤其是在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和逐渐衰落的情况下，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有的学者称它为西南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由中国大陆通往朝鲜半岛的航路早已存在，战国后期至秦朝已成为相当便捷的交通线，所以在半岛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大批在当时迁入的移民。尽管徐福定居于日本的传说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早在秦朝以前，从中国大陆通往日本列岛就已存在多条航路，汉朝时从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福建都可驶往日本。 东汉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的使者到达洛阳，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这枚金质的“汉倭奴王印”在日本福冈县出土，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汉书·地理志》还记载了西汉与南方海外的航路：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东北部）相类。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境）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说明当时从今越南中南部、广西沿海、雷州半岛出海，可以通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地。 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玳）瑁”。虽然这完全可能是罗马商人使用了使者的名义，但毕竟是罗马帝国与汉朝的首次正式交往。“使者”显然是从海路经日南进入汉朝的。
汉代与境外的交流，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物质产品，又引入了外来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比较可信的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的一种，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
博士弟子也愿意接受异国使者传经，可见这种信仰在当时已引起社会中层以上人士的注意，可以看成佛教已经传入的证据。 东汉初年，来自天竺国（印度）的僧人已经到达洛阳传播佛教。据说，明帝（58-75年在位）曾梦见金人飞空而来，召群臣占梦。傅毅说：“臣听说西域有神，称为“佛＇，陛下所梦，想必就是佛。”明帝遂派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去天竺寻访佛法，在那里遇见摄摩腾、竺法兰，邀他们来汉朝。
摄摩腾与蔡愔等来到洛阳，明帝亲自接见，并在城西门外建造寺院，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马寺。竺法兰不久也到达洛阳，他很快就学会了汉语。当时，上层人士已有人信奉佛教，如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就奉佛。但当时还将佛教视为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
1世纪中叶，大月氏（贵霜王国）战乱不绝，大批难民东迁西域诸国，一部分迁至敦煌一带定居，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迁，如高僧支谦的祖父支法度在汉灵帝时率数百人到洛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所以以后支谦被称为“河南支恭明（字）”，支氏家族在东汉末年战乱中迁至江南。 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粟特人（或称为康居、康国）善于经商，游踪甚广，一些粟特人在天竺成为高僧，又随经商的粟特人（当时称为商胡）来到汉地，传播佛法。如灵帝、献帝时有康巨、康孟祥来洛阳，从事佛经汉译。来自康国的释昙谛在灵帝时来中原，献帝时南迁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一带）。
这样，大乘佛教般若学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翻译为汉文。 初平四年（193年），丹阳人答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粮，利用公款大起浮屠寺，造铜浮屠像，用减免徭役的手段招揽信徒。这是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揽信徒的最早记载。 佛教传入和佛教徒来中国的主要路线是西北经河西走廊的陆路，但南方海路也是一个重要来源。如康居人康僧会，世代住在天竺，父亲因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
康僧会十余岁就出家，成为高僧后，于吴赤乌十年（247年）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康僧会显然是从海路到达交趾后再北上的。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证实，佛教由南路传人中国的时间还应大大提前。 经过汉代二百多年的传播，佛教在中原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基础，终于在南北朝时成为最主要的宗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展，周边不少少数民族人口迁入内陆，境外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地区的移民也迁入内陆，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他们被称为“商胡”。由商胡输入的珍奇货物已成为达官贵人的爱好和收藏品。 东汉后期，洛阳等大城市的商胡数量已相当可观。执政的外戚梁冀为了收集兔毛，曾规定百姓不许杀兔，违者处死。一位西域商胡不了解，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在追查时牵连被杀的有十多人。可见商胡在洛阳人数不少，已经与一般居民无异。
东汉辛延年所作乐府词《羽林郎》中描述了一位15岁的“酒家胡”（卖酒的胡人女子）受贵戚家奴调笑的事，说明胡人已在洛阳开设酒店，“胡姬”已开始受人青睐。 东汉末的灵帝对“胡”有特殊的爱好，凡是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无不喜欢。在他的影响下，京城的贵族竞相仿效，一时成为风尚。这些来自境外的服饰、家具、饮食、乐器、音乐、舞蹈要引起皇帝和贵族如此嗜好，如果没有大量的传播载体－移民和流动人口，是不可能形成的。
但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巨大的冲击，所以《后汉书》等正史的作者称之为“服妖”，认为是导致动乱和亡国的“不祥之兆”。 和唐朝一样，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吸引外来文化较多的时代。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开放还是相当有限的，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开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这种开放给汉朝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络月氏和乌孙对付匈奴；用兵西南夷是为了获得境外的“奇货”，在军事上牵制匈奴和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而发动对大宛的战争，除了要掠夺当地的宝马之外，还想给李广利提供封侯的机会。 这些举措尽管在客观上起了开疆拓土的作用，打通了与西域、西南的交通，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但丝毫没有改变汉武帝和汉朝人的观念，更没有使汉朝得到经济上的利益，相反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百余人至数百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瑞来引起武帝新的兴趣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将大把大把的钱扔掉，或者假公济私，自己捞好处。 由他们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特别优待，为了显示汉朝的“富厚”，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给予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甚至办起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
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让他们爱什么就拿什么，以便使这些外国人在汉朝庞大的物质财富面前吓得发抖。武帝后期人口下降、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与这种霍挥性的开放有很大关系。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武帝“外事四夷”、包括派张骞通西域在内，在当时都会受到臣民的批评和反对；为什么东汉初光武帝坚决不愿恢复西域都护府，以后的君臣经常要考虑放弃西域。
在西域商胡大批来汉朝经商牟利的同时，却没有汉朝的商人外出经商或推销商品，靠丝绸之路赚钱的是西域人和其他外国人，而不是汉朝人。除了官方的使者外，汉朝人被严格禁止出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汉朝为了政治、军事以外的目的而派人出国的记录，也没有发现汉朝人认为需要向外国学习的言论，佛教方面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甘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看似出于偶然，其实却是必然的。即使甘英真的到了大秦，历史就会重写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因为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还没有产生与境外的文明中心沟通的要求。
何况甘英只是一位地方官派出的代表，并不负有正式使命，所以他半途而归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追究或舆论的不满。要是他真的到了罗马帝国，大概也不会比张骞有更大的作为。 我们不应该苛求汉武帝或其他汉朝人，因为在当时的东方，汉朝的确是国力最强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汉朝的资源足以供养全部人口，满足农业文明发展的全部需求，不必向外界寻求资源和市场。在张骞和其他使者足迹所及的范围内，事实上也不存在总体上比汉朝更优越、更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们的报告使汉武帝和汉朝人更相信自已处于天下之中，是人世间最富裕、最文明、最先进的地方，也是完全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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