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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误读的古籍经典系列： 追根溯源之 “三老”、县、乡 ——秦汉的“三老”、县、乡与周朝的“三老”、县、乡完全就是两码事儿
高行之 中国有句民间俗语：“事要办好，先问三老。”这里的“三老”指的是什么呢？度娘的解释是：“所谓三老是古代掌教化的乡官。战国魏有三老，秦置乡三老，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又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词语释义中3、4两条符合这一说法：3、“三老”是县的下一级官员，类似乡长。作为有头脸的基层干部(副科级)，“三老”少不了查证调停民事纠纷，算是负责教化，但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收税。当时农民田里打的粮食，十分之一要上缴国家(就像现在上班族要上缴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农民的宅居地(住宅附近用于种菜养鸡的那片小地)归个家所有，要上缴户税，主要用于养兵。4、通常作为一种职务的名称，即具备正直、刚克、柔克三种德行的长者。推举这种长者来担任。一般来说权利、任务类似族长之类，只是族长的对象是一个宗族，三老往往是地域性质。”这一解释的直接证据就是《汉书·高帝纪上》的记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的统一认识。 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始于战国以后的魏国，而落实于秦朝置的乡三老，确定于汉增置的县三老、东汉以后增置的郡三老、国三老。 难道这就是“三老”出处的根源吗？ 答案其实非常明确而肯定——显然不是！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俗语、方言往往至少是从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有着比秦汉更早、更悠久的历史，“三老”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后世的文人却出于某种原因，将其作了篡改、误读和曲解。现在，高行之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被篡改、误读或曲解的关于“三老”、县、乡的那些古籍经典。 我们都知道，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以后，中国的行政管理层次就成为了皇帝的中央集权、郡、县、乡、村、族、户，其中，乡村一直是实行自治的，中央的行政体制是到县一级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乡镇才成立了政府，成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然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之前，周朝的管理体制却完全不是这样的，根本就不能以此来推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周礼》对周朝的各种管理制度有着十分详尽的记载。但是，一度有学者怀疑《周礼》是后人的伪作，郭伟川先生在2016年出版的《〈周礼〉制度渊源兴盛与成书年代新考》一书（国家图书出版社2016年版）经过收集和研究大量的证据，最终得出结论：“周公作《尚书·周官》篇，并正式建立两周“六卿”职官制度，西周王朝的职官制度，确实是由周公亲自建立的。”这就确定了《周礼》所记载的官职制度的确出自周公旦之手，因此，的确应该是成书于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礼》的记载将为我们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宝贵资料。 根据《周礼》记载，行政管理层次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二乡由一公任乡老，每乡由一卿任乡大夫州长，每州由一名中大夫任州长，每党由一名下大夫任党正，；地域划分层次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赞阝，五赞阝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由遂人掌其政令刑禁。每遂由一名中大夫担任遂人，每县由一名下大夫担任县正。由此可以看出，县正和党正是同一级别的官员，要比乡老低好几个级别的，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秦汉以来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村的“县”、“乡”简直就是毁三观的知识。而这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 《礼记·王制》记载：“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晳，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凡九州岛，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又根据《礼记·王制》记载，国分大国、次国、小国，其中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卿，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这表明，诸国之属官职分上卿、卿、下卿、上大夫、下大夫五等，上士中士下士则属于吏。《诗经·大雅·崧高》中就记载了周宣王令申伯“式是南邦”，明确表示“南土是保”，这正是千里之外设方伯的一个例证，申伯，即任方伯的职务。其中还记载，“天子：三公，九卿”；“
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公侯伯子男所建领地皆为国，分大国、次国、小国；只有天子有“三公”，而诸侯国内是没有“公”这一官职设置的，只有“三卿”；而州下有二百一十国，那么州的负责人“伯”这一官职的级别要比诸侯还要高；既然“八州有八伯”“各以其属”，那么，由此可以确定，“分天下以为左右”的这个官职必然要比“伯”的级别还要高。事实上，根据《周礼》的记载，乡大夫由卿一人担任，州长则由中大夫一人担任，乡老则由公一人担任，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属于天子之老二人”
的官职必定不会是由中大夫担任的“伯”。根据古人的用语习惯，更高一级的官职更不可能是“二伯”。当初周公与召公“分陕而治”不正是将天下一分为二由二人分别来治理吗？可见，现在所见到的《周礼》版本中却说“属于天子之老二人”的官职“曰二伯”，显然是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应该是“曰方伯”或者“曰二方伯”之误。根据《周礼》的记载，在周代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所有官职当中最高级别的官职都是由卿一人来担任，而乡老则由公来担任。既然天子有三公，现存的《周礼》、《礼记》的记载中竟然有二公没有官职，与此同时，又有二方伯没有写明级别，这显然是因为记载中出现了错误所致。既然二方伯“属于天子之老二人”，由此就可以肯定，“属于天子之老二人”的官职“方伯”其级别必定是现存《周礼》版本中所遗漏了的“二公”。因此，“曰二伯”实为“曰二方伯”之误，其级别是公。 又根据《礼记·礼运》记载：“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结合上面我们的分析，，我们终于弄清楚了，原来“三老”即天子之三公，在朝曰“三公”，而在学曰“三老”。“属于天子之老二人”显然就是由“二公”来担任，又称“二老”，加上“乡老”，这正是周代的“三老”！ 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周代所说的“三老”，原来是天子之老二人与乡老三者的合称，其级别是公，职务为老；周代所说的“县”、“乡”跟秦汉以后的所谓“乡三老”、“县三老”、“郡三老”乃至“国三老”以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县、乡、镇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儿！ 再结合拙作《方言“老子” 最初是指什么？——“老子”原来是个虚构的历史人物》一文，我们终于看清了历史的真相：原来在周代，“老子”对内是指父亲，对外指天子之三公，因此，“不言老”是礼制的要求，“老”在周代根本不可能成为姓氏，所谓“老”姓与“李”姓古代同音的说法根本不成立。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原来孔子所说的“窃比于老彭”中的“老彭”，其实就是一位叫做“彭”的天子三公之一；而所谓“孔子问礼于老耽”的这位“老耽”则很可能是一位叫做“耽”的乡老。所谓“老子”，是对父亲或者天子三公（又称天子三老）的尊称，根本不是具体的哪个人的名字，与传说中的周代图书管理的那位“李耳”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二千多年来，学术界的权威们都解释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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