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晚年对甲午之役耿耿于怀,曾深刻剖析了这其中的种种无奈,也恰似对自己政治生涯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而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种无奈的表述激起了大家对于中堂大人的体恤和崇敬,甚至有网友抖起了机灵,认为李鸿章外战日本强敌,内战国内牵涉力量,实在是“以一人敌两国”。但以梁氏在《李鸿章传》中的言论而言,其间充满着他的主观感情,开篇即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可以说为李鸿章树立壮志未酬的英雄形象的企图显而易见。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气之语。 有学者也考证,李鸿章苦心孤诣,尽力经营是真,但说甲午战争是其“一人敌一国”未免牵强,其时北洋各军并非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战争开始后,刘坤一麾下的南洋势力在兵力、装备、财政方面都给予北洋竭泽而渔式的援助,刘坤一曾长叹:“有来日大难之势,为之奈何!”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亦言,战局“舍湘军实无可望”。南洋的援助也使南北联系打通,日本入北京擒获清帝的意图也未实现。 事实证明,甲午战争并非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中国战败也并非“应以几人敌日本”的问题而已。问题在于洋务运动三十余年仍未奏效,中国当时是逊于日本的弱国,应作亟变以摆脱颓势。在“甲午之殇”的震动下,一场旨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戊戌变法也已暗流涌动。(岳忠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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