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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从淀山湖一路走来，过闵行，到闸港，果断地北拐，到东昌路时，又跟来自太湖的苏州河汇合夹带着浑黄的泥沙滚滚北进，在离入注“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吴淞口六七公里处又绕出了一个漂亮的圆弧。因这里江面宽有五六百米，水速变慢，大量的泥沙在天灯口南侧的江流中慢慢沉积，淤浅堵塞了江轮的航道，于是疏浚这段航道就成了相关部门的常务工程。这并不是轻松简单的挖土工程，疏浚的船只要停泊在离岸好几百米的江面上，用连接的几百米长的粗大铁管，把从江底挖出的淤泥吹送到岸边。同时施工的往往有两条吹泥船。年复一年的施工，就成了新的造陆运动，把天灯口南侧东塘路西边，浦江拐角的浅滩变成了几平方公里的沙滩。根据吹吐泥沙的高低分成南北两部分，北边叫“高沙滩”，南边叫“低沙滩”。低沙滩在浦江发水时会遭水淹，变成泽国，高沙滩通常可以高枕无忧。因此沙滩移民安置时地价补偿就有明显的高低。低沙滩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村名就叫“低沙泥滩”，我的外婆家就在这个村子里，我童年的很多时光就是在“低沙滩”度过的。
低沙滩十来户人家住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棚，绝大多数人家草屋顶上连一片烟囱瓦也没有。墙壁是用竹片夹成的竹篱笆，里边糊上泥巴，外边从下到上一层层钉上稻草。村民基本上都来自崇明、启东、海门，对外操着带崇明腔的浦东方言，村里人之间的对话有时是纯粹的崇明话，这使我感到分外亲切。我记事的那年是1949年，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我对外婆舅妈等长辈讲打仗的故事特别爱听。入夜，外婆家25瓦拉线开关的电灯比我崇明老家奶奶点的煤油灯亮堂多了。东塘路电线杆上的路灯也使我感到新奇，不知这是谁家出钱点的。站在外婆家的西南屋角，夜间隔着黄浦江望浦西，景色特别令我神往：江对面有翠绿的霓虹灯大字，还有美丽而向下的玫瑰红箭头，在浦江水中晃成色彩明丽的长蛇。是哥哥告诉我，那字写的是“水线”，箭头是告诉船只不能在这一线水下抛锚。哥哥大我五年，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对于我来说，他确实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低沙滩的村民日子清贫，家与家之间却特别友爱和融洽。谁家煮了红薯，烧了芋艿，邻里人可以随便吃，连招呼都不用打。哪一家来了亲戚朋友，就是家家的亲戚朋友。我和哥哥小时在沙泥滩，无论到哪一家都会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大人小孩的名字，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读到鲁迅《故乡》中的双喜、阿发等人，就很有似曾相识之感。记得外婆家后面的一家姓陈，启东人，主人叫陈奉贤，读过几年书，《三国》《水浒》《平南》《扫北》等故事讲得很精彩，但有架子，没有一定的场面不肯讲。他的三个儿子学康、福康、林康脾气各异，大哥沉稳有书生气，二哥很有锋芒，得理不饶人，老三为人随和，跟我同龄，所以也就成为我经常的玩伴。外婆宅上朝东屋里的曹志清公公，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他没有陈奉贤大伯的架子，只要几个人要求讲，一般他就能满足听众的要求。初秋的晚上，宅上人请他讲故事，我跟哥哥各拿上一张小板凳，坐在他家的桌子边。他讲故事时怕蚊虫咬，有时会坐到桌子上盘着腿讲。宅上男女老少十多人都会围着听。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传奇《白马驮死人》，好像讲的是《珍珠塔》中方卿的儿子方铜、女儿方飞龙曲折离奇的悲欢离合；另一个《双珠凤》，讲的是洛阳才子文必正和天官府小姐霍定金的爱情故事。
月亮从东方升到了中天，菜地里黄瓜棚上的“客客娘”在起劲地歌唱，一会是织布机碰撞的铿锵激越，一会是细沙滑翔的平和舒缓。这时，曹家公公就会停止他的讲述，哪怕正讲到精彩处，也会戛然而止，留下一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每当此时，我和哥哥常常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明白，如果无理纠缠他继续，弄不好连明晚的故事也听不成了。第二天晚上，曹家公公的故事还没开讲，宅上的好几个婶婶阿姨捂着鼻子叫臭，一问，原来昨晚讲到霍定金小姐上马桶后没讲盖上马桶盖。于是他微微一笑，拉长了腔调说：“却说霍小姐如厕完毕，一手轻提罗衫，一手伸展兰花手指，盖上子孙桶盖。”于是，全场大笑。原来讲故事，看似粗犷，实则细密。
外婆家西边及南北不足一百五十米就有三个碉堡，解放后成了孩子们玩躲猫猫的好地方。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时，我正在外婆家，由于浦西发电厂到浦东沙泥滩直线距离不远，所以也在飞机的轰炸半径内，舅妈抱着、拉着才一二岁的表弟妹们在前，我和外公外婆在后，一起躲进了屋西边的碉堡。碉堡里躲进了十几个人，挤得满满的，大人不准小孩乱说话，我想大约是怕被飞机上听见吧。飞机还真的来了，还对着我们那个碉堡用机枪扫射，只听见头顶上噼噼啪啪地响，但子弹一颗也进不来。防空警报解除后，我和几个孩子捡到了好几个金黄色的子弹头，爬到碉堡顶上去看，只看到一些浅浅的子弹撞击的印痕。
夏天，沙泥滩前面的冰水沟是孩子们的乐土。“冰水沟”因在冰厂前面而得名，实际上是冰厂前面跟水稻田连接的水塘，水不太深，最深的地方也不超过一米五。我们可以在那里捞鱼摸蟹。摸蟹很有趣，但孩子们最大的兴致不是摸螃蟹，而是摸子弹，冰水沟好像是一个神奇的弹药库，孩子们在水里能摸到子弹夹，少的几夹，多的十几夹，极少有空手的日子。那是战争的日子里逃跑的国民党军丢弃的，有美国造的铁夹铁皮的圆头子弹，有中国产的铜皮尖头子弹。铜皮子弹有价值，用钳子取下弹头，倒出里面黑色的荞麦片似的火药，弹壳可以拿到货郎担上换糖吃，也可以换零钱。子弹头可以制作儿童玩具——甩炮，把子弹头里的铅挖掉，装上火柴头上的黑火药，用铁丝连接的钉子撞击，就会发出震耳的爆炸声。
儿时的黄浦江水除泥沙外，基本没什么污染。暮春的早上，浦江退潮后，我和哥哥，有时也跟外婆一起，常常到黄浦滩上抓仔虾。江滩上长着碧绿的二尺来高的黍草，很密。退潮时受到水草阻挡来不及随水游去的仔虾，正在黍草下的一个个浅浅的小水坑里，闪动着长长的触须缓慢地游动。抓它们很有趣，如果你想单手从头上逮住它们，那是十有八九要落空的。你只能两手前后夹攻，虾头受到刺激后，它们会“嘣”的一下，身子向后回缩，正好落入你另一只手里。一个早上，一个人捡一二斤虾绝对不是夸张。看着半透明的虾体，公的挥着细长的钳子，母的腹部蠕动着饱满的虾子，那种成功的喜悦远胜于进食时鲜美的口感。
童年外婆家的另一个美好的景观，就是坐在江边的碉堡前面，观看江面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机船和帆船。特别是挂着奇奇怪怪旗子的各国货船，高大得像一幢移动的楼房，航速不快。往南的显得矮小，回北的显得高大，哥哥告诉我，这是重载和空载的区别，其实船是差不多大的，它们一出吴淞口，航速就会大大加快。想起作家王小波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人有一个哥哥其实是很幸福的，他能使你在认识世界时少走不少弯路。最富诗情画意的是那些长江上的长途客轮，它们驶往武汉、重庆等上游城市。船身都很长，甲板上有几层楼窗，驶过时总播放着动听的音乐，周璇的《天涯歌女》《四季歌》是放得最多的歌曲，我没上学就哼得出两首歌的好几句，就是在黄浦江边听来的。
黄浦江上的船也曾带给我忧伤的记忆。江上行驶的帆船，常见的有方头平底的崇明船和尖头尖底的宁波船。崇明船稳度大，但航速慢；宁波船则相反，航速快而稳度小，看着它总像要侧翻的样子。一个十月的夜里，天忽然刮起了大风，我在睡梦里听到黄浦江怒吼的涛声。外公醒了，坐起来，装了一烟斗旱烟，点上火，吧嗒吧嗒地抽起来，屋子里弥满了烟草的气味。我想他也是被风浪吵醒的。这时，忽然从江面上传来叫“救命”的声音，飘飘忽忽的，外公磕掉了烟斗里的烟灰，长叹了一口气：“完了！”我问外公，“什么完了？”“船翻掉了，人凶多吉少！”
快天亮时，风小了，外公很早起来要到黄浦滩上看看，我硬是要一块去，最后他同意了。我们到江边时，江上已经退潮，江滩上的黍草被风浪打得东歪西倒。江面上波涛汹涌，泛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有两条拖轮正拉着一串装煤的驳船破浪南行，江面上看不出任何异常。忽然外公好像发现了什么，他穿着高统的雨靴，慢慢地朝着乱七八糟的黍草滩走去，回头对我说：“你别下来！”我看到外公弯下身来，捡起了一把长木柄的斧子，慢慢地走了回来，说：“这是宁波船上砍缆绳的斧子，斧子浮到这里了，翻沉的船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那把斧柄上红漆斑驳的斧子，留给了我终身不灭的记忆。
几十年过去了，低沙泥滩早已成了我梦中的记忆。去年我经过东塘路时，发现沙泥滩已经面目全非，高大的水泥建筑挡住了黄浦江熟悉而久违的面容。舅舅的后代子孙都住到了高桥镇的居民小区里，浦江的涛声，显得模糊而遥远。 本文刊于2018年8月4日《文汇报 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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