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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猪狗牛羊怎么养

 天宇楼33 2018-08-10

东周时期贵族的餐桌上有着丰富的动物肉食,如《周礼》等古代文献记载有“六畜”“六兽”“六禽”等。尽管学者们对这些称呼所指代的具体动物种类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许多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和水里游的动物,包括野生的和家养的,在贵族的菜谱上已经不陌生了,他们被称为“肉食者”可一点也不冤枉。考古工作者在不同地区东周贵族墓葬中发现大量不同种类动物骨骼遗存,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文献和考古材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贵族经常捕猎食用野生动物,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家畜饲养应该具有一定规模了——不然怎么能给贵族们供应那么多的家畜肉食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东周时期的家畜究竟是怎么养的?

《周礼》同时也记载了许多官职,其中有的就专门负责饲养马牛羊猪狗鸡等以作劳役、祭祀或者食用,这反映了当时可能存在一套精细的“国营”的畜牧业体系。而其它文献资料也暗示当时也存在有私人畜牧业。然而关于这些动物具体的饲养方法,除了属于重要战略物资的马有着详细记载之外,其余的都没有深入介绍。

科技考古手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我们能够通过对考古出土动物骨骼遗存进行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从而获得它们的食物信息,为解决东周时期家畜饲养模式等问题提供可靠的线索。


一、基本原理

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是“you are what you eat”,即食物的碳氮同位素通过一定机制的分馏之后在消费者的机体组织中存储下来。因此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同位素特征,就能够反推出其食物特征。详细的内容我们在2016年12月26日的微信文章“小米香还是小麦香?——小麦在中国北方饮食中的推广史”中有介绍。具体到东周时期家畜饲养问题上来,我们可以根据动物骨骼的同位素特征来判断它们是用小米茎叶糠壳(C4类)喂养,还是用杂草喂养(C3类),或者是混合喂养,由此来观察它们在当时的饲养方式及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研究对象

中原地区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各种动物骨骼非常丰富,平民墓葬随葬动物的情况并不普遍。为了保证样本的种类和数量规模,这项研究专门选取了两个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来分析,即宋庄墓地和天利食品厂墓地。

宋庄墓地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9~2010年抢救发掘的一个东周贵族墓地,位于鹤壁淇县。随葬的青铜礼器和玉器等器物表明墓主身份非同一般,而数量不等的殉人在东周时期的中原已经十分罕见。除了这些特征之外,随葬动物的数量也十分惊人。17座贵族墓葬中有15座随葬不同数量的动物骨骼,包括猪、狗、牛、羊、鹿、雉、兔等种类,主要为部分肢体。其中仅M5就有1000多件不同种类的动物骨头,让动物考古专家十分激动。

淇县宋庄M5随葬动物情况

天利食品厂墓地位于新郑郑韩故城外,是一处平民墓地。随葬的动物有猪、狗、牛、羊。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与宋庄相比都相去甚远。一般一个墓葬中就葬一种动物,只有极个别的葬有两种,个体数量一般都不超过两个。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宋庄的贵族墓,还是天利的平民墓,都没有见到随葬马。前面说过,东周时期的马是重要战略物资,因此是极少被当做祭食来随葬的。不过贵族的车马坑中经常随葬有数量众多的马匹,显然也是准备为贵族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服务的。

三、猪狗牛羊究竟怎么养

我们从上面两个墓地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共选取了60多例动物骨骼进行分析,包含猪狗牛羊等不同种类,每一种类包括尽量多的不同个体(选取同一部位的不同样品避免重复)。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两个墓地的猪和狗碳同位素呈现出明显的C3和C4混合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的食物来源并不单一,符合杂食动物的特征。参与分析的猪骨样品有十多例,内部差异十分明显。可以观察到有的个体呈现明显的C4特征,可能喂食了较多的粟的副产品,或者直接食用了人们剩余的食物等;有的个体则是明显的C3特征,说明食物中粟类产品的含量极少。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猪同时存在圈养(喂食较多的粟类产品或者人类食物残渣)和放养(以杂草等为食)两种方式。圈养和放养同时存在的情况,即使在现代的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

两个墓地牛的碳同位素值都呈现出比较典型的C4特征,说明它们的食物应该是以C4植物为主。在当时的中原,C4植物主要是粟(即俗称的小米)。那么这些牛可能主要喂食小米的糠壳或者茎叶等(喂小米似乎有点太奢侈)。同样是植食动物,羊的碳同位素特征却与牛相差甚远,呈现比较明显的C3特征。说明它们极少食用小米的副产品,而应该是以杂草为食。

牛和羊的喂养方式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两者在当时社会中的经济价值以及食物消耗量有关。在东周时期的中原农业社会,牛已经是重要的畜力资源,食物消耗量很大。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养牛的家庭都要储备大量的牧草,主要是农作物的茎叶等,因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有充足的野草供牛食用。而农业社会中养羊主要是为了皮毛和肉。羊的食物消耗量相对较少,一般在野外放牧啃食野草就能吃饱。因此,这里观察到的牛羊喂养方式差异可能也是这种原因。

我们将这里取得的牛羊猪狗同位素数据与中原地区其它早期遗址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猪和狗一直是呈现杂食的特征,而牛和羊的差别也是一直存在。有意思的是,新砦、二里头、刘庄、殷墟等夏商时期遗址上牛的碳同位素值与东周时期的宋庄、天利遗址相差甚微,可以说几乎一致。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东周,中原地区居民养牛的方式一直没有变。

需要注意的是,东周时期牛的氮同位素比值相对于前面列举的夏商时期遗址来说,有明显的升高。尽管升高的幅度不大,但是趋势很明显。说明牛的食物中氮同位素特征发生了变化。

排除各种可能因素之后,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施肥措施的使用,导致小米的氮同位素比值有了升高。因此食用小米副产品的牛的氮同位素比值也随之升高。关于古代农业生产中施肥的问题,文献有记载。最近中国学者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文章,通过对考古出土小米遗存进行碳氮同位素分析,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开始用动物粪便对小米施肥,直接导致了小米氮同位素比值的升高。结合这一最新成果,我们认为前面这一推测结论是可信的。

当然,由于参加对比的遗址之间都有一定距离,土壤微环境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也可能导致各地生产的小米氮同位素值存在差异,从而形成牛的同位素特征差异。这一可能性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分析来验证。

四、延伸思考——家畜的饲养规模

以宋庄墓地为例,M5边厢中随葬牛的最小个体数66,猪的最小个体数40,。也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贵族的下葬,至少需要一次宰杀66头牛和40头猪(只是部分肢体随葬)。那么当时的畜牧业究竟有多大规模才能一次供应这样大数量的动物?尤其是牛这样的大型家畜。

东周时期家畜饲养的规模,这也是文献未曾记载的。我们试图从稳定同位素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延伸思考。假如一座墓葬中随葬的动物都是由同一牧场供应,那么同一种类动物的喂养方式应该不会存在明显差别,尤其是牛这样的大型动物。多位外国学者通过不同个案研究已经有类似的看法,即同一种方式喂养的大型食草类动物群体内部的碳同位素比值差异应该不超过3‰。

我们对同一墓葬中同种动物都选取了多个样品参与分析,因此可以对它们的同位素值进行分别比较。下面不同墓葬中牛的同位素值散点图可以看到,M10的两个个体显然具有相同的食物特征,很大可能是来自同一牧场。M5、M8和M1的不同个体之间同位素特征差异很大(M1的最大差异值为3.7‰,M8是5.7,M5是5.9‰),说明它们应该分别具有不同的食物特征,即来自不同牧场。

用比较苛刻的标准来说,每个墓葬样品中具有十分相似同位素特征的个体似乎不超过4个。参与分析的样品都是随机选择,并且来自不同个体,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以此来推测当时一个牧场饲养的年龄相近的牛不超过4头,显然是比较夸张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牛的饲养规模十分有限。一个贵族随葬所需要的大量的牛应该是来自不同的牧场或者养牛家庭,没有大型牧场能够一次提供足够的个体。

考虑到东周的中原地区是农耕地区,并没有大面积的草场来支持大规模畜牧业,这种推测应该是能够成立的。农业社会中饲养一头牛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现在的农业地区养牛规模仍然非常有限——经常有三两户人家共同喂养一头耕牛,农忙时节轮换使用的情况。

五、东周,猪狗牛羊到底怎么养

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东周时期的猪和狗与史前时期一样,仍然是呈现杂食动物的同位素特征,有啥吃啥。虽然有一部分猪可能被圈养,食用了较多的人类食物剩余(和小米有关),大部分仍然是游荡在人们居所附近,觅食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

同为植食动物的牛和羊却有完全不同的待遇。牛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被人们精心饲养,喂食了大量的小米副产品,而羊则以各种C3类杂草为食。这可能与它们各自的经济价值及食物需求量有关。随着人们开始对农作物施肥,牛的氮同位素值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东周时期的牛,除了满足畜力需求之外,还要用于贵族的祭祀。诸如宋庄M5这样的,一次随葬至少要宰杀66头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牛。然而同位素特征反映当时牛的饲养规模并不大,必须要多个牧场或养牛家庭同时支持才能满足这样大的需求量。因此,也只有实力强大、地位较高的贵族才能够如此奢侈。

(本文的详细数据及分析参见:Zhou Ligang, Hou Yanfeng, Wang Juan, et al. Animal husbandry strategies in Eastern Zhou China: an isotopic study on faunal remain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8.)

https://onlinelibrary./doi/10.1002/oa.2660

此图片在嘉峪关魏晋砖画墓砖画的基础上修改


来源|科技考古室

审核|刘海旺

排版|牛   维

出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投稿|hnkgyj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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