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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奥林匹克赛会；聚到这里来的人们通常抱有三种目的：有些人摩拳擦掌以折桂，有些人做买卖以赢利，但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作旁观者，冷眼静观这一切。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 生活就像公开演奏小提琴，在演奏的同时学习这门乐器。 ——塞缪尔·巴特勒，英国诗人，1612-1680 生活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这是一首老歌的名字，意思是说，一碗樱桃里总是有酸有甜，生命也是苦乐兼备] ——无名氏 生活是一碗果核。[这是对前一句话的曲解，为笑谈] ——罗德尼·丹杰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1921— ），美国喜剧演员]，20世纪喜剧演员 生活的意义问题不是那种需要或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的确，它更像是一则不可或缺的隐喻或是对生活的看法和洞察，从中你可以看出自己正在扮演何种特定的角色，有着哪些合理的期待。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对它的看法从多方面决定了你未来生活的走向。比如说，你抱着生活就是“狗咬狗”和人人为我的态度去经商或上学，那么你就会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威胁和对手；你不会做到完全诚实，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乐趣。人们会逐渐觉察到你的竞争敌意，开始不信任你，甚至会偶尔用一些让你恼火的行为来检验你的意图。于是，你不久就将发现自己的确身处一个“狗咬狗”的气氛中——这种气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所以生活意义的问题并非只是发现的问题，它也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活动。你自己的哲学仅仅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你已有世界观的表述和澄清，因为你所提出的哲学也将为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一臂之力。于是，有些对世界持一种晦暗的悲观情绪的哲学家，会故意把他们的哲学表述得甚为欣喜和乐观，这不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是为了改变自己，其中的确有一些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正是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在其中所能发现的意义。于是，你对开篇问题1和4的回答将对你可能持有的生活态度给出一个相对清楚的说明，即使你的答案显得滑稽或富有诗意（正是在戏剧和诗歌中，以及做严肃哲学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才变得明晰起来）。如果你认为“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你的意思是说，生活不应当非常严肃地对待（不论你自己是否严肃对待了），生活最终不会增添任何东西，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去享受它；而倘若你认为“生活是上帝的恩赐，应当明智地加以利用”，那么你的意思是说，生活实际上是严肃的，它多少有着确定的使命（这一点你必须去领会），而且何谓成功、何谓失败（在上帝面前）也是比较清楚的。下面，我将简要描述几种关于生活的主要看法，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学生的试卷中，这些看法都时常出现。当然，这张清单不可能完整，你也可以把自己的某些看法加进去，它们说不定会比我列出的几种还要好。 生活是一场游戏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它就不会被严肃地对待。游戏是一种自足的活动，即使它的确增添了某种东西（比如打篮球提高了协调能力，跑步提高了耐力等），游戏的意义也在于玩本身（“游戏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去玩。”）。不过，有人因此便会以狂热的竞争眼光来看待游戏（所以才有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1913-1970)，美国职业橄榄球教练。]那句著名的话：“胜利不是一切，而是唯一！”）。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生活，就是把生活当作一场不间断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如果你认为生活是一场游戏，那么追问一下这种游戏属于何种类型是重要的。有些游戏仅仅是为了消遣，有些游戏是为了证明你的优越（扳手腕），另有一些则是为了消磨时间（单人纸牌）；有些游戏别具交际性（桥牌），有些则是有意制造紧张（下高赌注的扑克游戏）；有些旨在伤害对手（拳击），有些则是为了帮助别人（比如借助游戏来资助慈善事业，看看谁能为了同一目标筹款最多）。许多作家都曾把生活看作一种游戏，比如三十多年前，排在畅销书榜首的就是埃里克·伯恩[Eric Berne(1910-1970)，美国心理学家，他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了沟通分析理论（TA）用于心理治疗。写于1964年的《人们玩的游戏》是TA理论的奠基著作之一，出版后大受欢迎，极为畅销，使得TA理论闻名于世]的《人们玩的游戏》（Games People Play）。有些哲学家也认为，语言、经济学和哲学本身都是游戏。认为生活是场游戏，是用一种特殊的眼光考察生活，避免把它看得太过严肃，同时也是为了强调一些东西，比如对规则的遵守、“生活要精彩”、享受生活、要尽力争取成功等。然而，我们却往往以一种危险的方式来谈论“胜败”。比如当我们将世界杯亚军称为一帮“败将”时，我们给自己定下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生活是一个故事 “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相对于柏拉图的“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英国剧作家和散文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这样针锋相对地写道。显然，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断断续续的，也不是朝向唯一一个大目标的，而是因循着某个相当详尽的剧本、故事或传记不断展开着的，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边前行，一边构造着这个剧本。故事的轮廓以及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首先是由我们的家庭和文化所赋予的，其次是由我们身处的环境赋予的。把生活当作一个故事，就是以一种特殊的时间方式来思考生活，把生活看成不断展开的情节和个性的连续发展（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称生活为一种“教育小说”，即一个青年人在经历生活中各种追求、失望和发现的过程中的个人发展）。 当我们做出生活中的决定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所使用的标准也正是评价文学作品或电影时所采用的标准，它有趣吗？令人厌烦吗？有悬念吗？是否得体？时机选得如何？是否过分？这种做法符合主人公（即你自己）的性格吗？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JohnBarth(1930-)，美国作家。其小说将辛辣的讽刺，犀利、粗俗的幽默与深奥、复杂的哲理融为一体，并以此闻名。他的许多作品描写在一个没有绝对价值的世界里，人似乎不可能选择正确的行动]在《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中暗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中的主人公。他这样写道：“波洛纽斯这个人物并不认为自己是《哈姆雷特》中的一个小人物。”《哈姆雷特》可以从波洛纽斯的角度加以重写 ，正如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的确已在其《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去》（Rosenk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Tom Stoppard (1937-)，捷克裔英国剧作家。他的作品，特别是根据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人物所写的《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去》一剧突出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语言技巧、精心的动作安排和巧妙的戏剧结构。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特恩本是《哈姆雷特》剧中受篡位国王之命，陪伴被认作疯人的哈姆雷特去英国的两个朝臣。斯托帕德将这段情节加以放大，两个弄臣反配为主。其作品的主题是，人只不过是一个处于更大系统之中的、由不可理解的力量所主宰的小角色而已]一剧中从两个更不重要的人物的角度重写了《哈姆雷特》。当然，《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剧，但有些人是按照喜剧或闹剧的方式生活的，还有一些人则按照冒险故事的方式——选择那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或危险的嗜好——来生活。他们不失时机地做一些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为的是给自己的光辉履历添上几笔。在这种观点看来，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不是终极的目标或生活的结局，而是故事的质量、一个人生活和扮演角色的质量。如果选错了角色（选择了不适当的或高于自己能力的角色），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或者扮演了多个相互矛盾的角色，都会毁掉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发现的意义。 生活是一场悲剧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这个事实往往会被忽视，死亡会被看成一件倒霉事、通往来生的路或最终的灾难。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看得少一些戏剧性，视之为《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或《浮士德》的稍逊一些的版本，那么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悲剧的一些关键要素（某些悲惨的缺陷、判断的错误、严重的矛盾等），它们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直到最后与死亡同归于寂。在小说《局外人》的结尾，哲学家加缪让一个角色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人皆为兄弟，等待他们的是同一个结局——死亡。” 与游戏隐喻相反，悲剧隐喻把生活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不愉快的过程，尽管偶尔也会碰上一些快乐的事情，但生活终将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悲惨结局。在这种观点看来，活得好意味着把一个人的悲剧角色扮演好——英雄式地承受它，也许时而孤独地发出几声哀鸣。 生活是一场喜剧 “生活是一个玩笑。”也许并非如此，但相对于把生活当作悲剧，这样想或许能使人重新振作起来。长期以来，笑作为生活中的一个要素，甚至是作为好生活所特有的要素，是备受忽视的。关于笑，柏拉图没有费多少笔墨，不过在其苏格拉底对话中，他确实赋予了幽默以很深的含义。16世纪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写了一本有关人类生活的非常深刻的书，名曰《愚人颂》，即是对人的愚蠢进行颂扬。尼采所虚构的先知查拉图斯特拉被（他的动物朋友）教诲不要太过严肃，要享受欢笑与无常。 引文资料：等死 [默而索在狱中等待被处决：] 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估量我所能获得的效果，从我的思考中获得最大的收获。我总是想到最坏的一面，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去死。”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当然喽，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别的男人和女人就这么活着，而且几千年都如此。总之，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反正我总得死去，现在也好，四十年后也好。此刻，在我的推理中使我有些为难的，是当我想到还要活四十年时心中所产生的可怕飞跃。不过，在设想我四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假如果真要到这一步的话），我尽管把它压下去就是了。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所以（困难的是念念不忘这个“所以”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我的上诉如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1942 当然，幽默有各种各样的。既有好的，也有糟的；既有令人不快的，也有冗长杂乱的。有些思想家可能会强调幽默所含深意的重要性，但另一些人会说，笑本身就是重要的，而不应是笑声背后的东西。不过，笑话应当在短时间内就能奏效，一个花费过长时间去讲笑话的人很容易使人觉得乏味。然而也有一些更为严肃的喜剧，它们不是一个劲地做诙谐独白，而是关于抱负与挫折、欲求与失望的一个个故事。它们没有用加缪所说的“荒谬”进行加工，而是赋予荒谬一种幽默的含义。 悲剧和喜剧可以在“黑色幽默”或讽刺中融合起来。在由亨佛莱·鲍嘉任男主角，约翰·休斯顿任导演兼编剧的影片《碧血金沙》（Treasure of Sierra Madre）的结尾，那位老人（由约翰·休斯顿的父亲沃尔特·休斯顿扮演)失去了一切，但他却突然放声大笑，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去做。对于这样一个关于贪婪、失望与死亡的故事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能的“欢乐收场”。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地使用一些幽默，但不是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电视已经提供得够多了），而是用在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上，用在我们审视自己弱点和不足的方式上。 与思想家相遇：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德国最伟大的作家。此外，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律师、艺术家、冒险家、物理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植物学上做出了重大发现，还就牛顿的物理学写了不少文章。从简单的情诗到复杂的鸿篇巨制，歌德的著作实际上涵盖了所有文学体裁，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他花费六十余载写成的《浮士德》。他曾经主张要“让诗歌讲德语”，后来黑格尔在哲学上继承了他。这两位伟人都把自己的著作基于生长的生物自然观，从而与牛顿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的机械自然观相抗衡。 生活是一种使命 基督徒经常教导说，生活是一种使命，是一种把他人也变成基督徒的使命。然而，把生活当作一种“召唤”的并不仅仅是基督徒。比如，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就把自己生活的使命描述为诗歌创作，以使德国人获得一种文化身份；哲学家黑格尔（大致与歌德同时）则把法国大革命之后用哲学来澄清世界的意义当作自己的使命；政治激进分子经常声称，自己生活的使命就是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或是反抗自己国家的暴政；科学家有时会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增加人类的知识或治疗某些可怕的疾病；有了孩子的人经常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好好培养自己的孩子，尽力使他们生活得更好。如果一个人的使命首先是道德上的，那么这种使命就会依据其道德哲学进行表述。一个像边沁那样的功利主义者，会把一切行动都基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目的之上；而一个像康德那样的伦理理性论者则会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我们的道德人格，通过履行理性所规定的义务来使世界变得更好。 生活是艺术 “把你的生活当作一件艺术品去过。”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这样写道。他所认为的生活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件像雕塑那样的艺术品。人的生活就是为自己打磨出一个形体，“塑造性格”，发展出所谓“风格”那样的东西。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谢林把全部生活都视作上帝的艺术品（我们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学徒）。艺术家经常把生活的使命感简单地描述为“创造”，但在他们看来，创造活动本身与他们的努力结果是同样重要的。大致说来，这种看法就是主张要活得精彩，即使无法做到，也至少要活出风格，活出“格调”。由是观之，生活应被当成一件艺术品来评价——或令人感动、激动人心、设计合理、富有戏剧性、色彩斑斓，或粗俗不堪、冥顽不化、让人留不下记忆。 与哲学家相遇：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德国哲学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攻击基督教和基督教道德，还做出了一些关于女性的尖刻评论。他宣称自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并且转而强调生活的审美价值。不过，他仍被公认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之一（参见第八章）。 与哲学家相遇：弗里德里希·冯·谢林（1775-1854） 弗里德里希·冯·谢林是德国哲学家，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情支持者和崇拜者。因此，他的哲学罕见地强调了创造力的重要性和艺术的中心地位。他所阐释的上帝不仅是一个创造者，而且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至今仍在通过我们创造这个宇宙。谢林是黑格尔最要好的大学同窗之一，他们两人共同发展了他们的哲学，直到后来发生争吵分道扬镳。 生活是一场冒险 无论是把生活看成艺术还是一个故事，这都是令人振奋的，但这样一来，生活的价值就成了文学作品或雕塑的价值——它们的形态、合不合潮流、对旁观者的吸引等等。但生活不必总是考虑整体的形态或在观者看来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富有美感和令人激动。“尽情享受”生活、听天由命、迎接挑战和刺激也会让人心动不已。把生活看作冒险就是如此，一个人活着可以甘冒风险，让自己沉醉于各种技巧和不确定当中。这当然不是生活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中国有一则古老的诅咒语说：“祝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这是一句经常出现在美国的报刊封面和各种讲演中的流行语。乍一看，有趣的时代应当是活起来更舒服的，然而，我们的时代虽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机会，但过多的选择对人也是一种折磨和压迫，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所以才有了这句极富讽刺意味的诅咒语。不过这句话其实并非来源于中国，而很可能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为了显示其神秘而故意归之于中国的]），但在那些的确这样对待生活的人看来，这也许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乏味的和令人厌倦的。与把生活看作艺术或文学作品不同，把生活看作一场冒险不会预先规定一个恰当的结局。如果它要完结，那就完结好了。 引文资料：生活的意义 在一切时代，智慧的人对生活都做了相同的判断：它毫无用处……无论何时何地，从他们嘴里听到的总是同一种腔调——一种充满怀疑、充满忧伤、充满对生活的厌倦的腔调……连苏格拉底似乎也厌倦了生活——这表明什么？这指点人们走向何处？从前人们会说（哦，人们确实说了，而且理直气壮，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带的头！）：“这里无论如何有点东西是真的！智者的一致证明了真理。”我们今天还要这样说吗？我们可以这样吗？“这里无论如何有点东西是患了病的。”我们这样回答。这些历代最智慧的人，人们应当首先就近观察他们！也许他们全都不再站得稳？都迟暮了？都摇摇欲坠了？都颓废了？也许智慧之出现在世上，就像一只闻到腐尸气息而兴奋的乌鸦？…… 倘若一个人不得不把理性变成暴君，如苏格拉底所为，那么必是因为有不小的危险，别的什么东西已成为暴君。这时，理性被设想为救星，无论苏格拉底还是他的“病人们”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成为有理性的：这是严格规定的，这是他们的孤注一掷。整个希腊思想都狂热地诉诸理性，这表明了一种困境：人们已陷于危险，只有一个选择：或者毁灭，或者——成为有荒谬理性的人……无论如何必须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无意识让步会导致崩溃。 ——尼采，《偶像的黄昏》，1889 生活是一种疾病 如果说把生活看作悲剧还有某种庄严意味的话，那么把生活当成疾病就很悲惨了。比如弗洛伊德曾多次讲过一个古已有之的看法，“全部生活的目的就是死亡”。前些年，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说我们是“可怕的动物”，地球的免疫系统正试图除掉我们。这种“疾病”隐喻曾被用于现代生活、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等。但“疾病”首先就预设了“健康”，对于那些认同这一隐喻的人来说，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健康的生活？是不朽吗？是像蚂蚁那样高的社会生产率吗？纯粹的快乐？丝毫不含敌意的绵绵爱情？这些当然都令人向往，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它们的生活就是一种疾病。然而，我们今天的大部分语言都受到了这类“健康”隐喻的感染（另一个表示类似观点的词是“自然的”；自然的就是健康的，非自然就意味着疾病或畸形）。我们谈论一种“健康经济”，把以往称呼游戏的词叫作“锻炼”以增进健康。透过这种健康隐喻来看，生活本身必定像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至少最终是这样，因为它似乎无药可救。 与理论家相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生于奥地利，他通常并不被看作哲学家。作为现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改变了我们关于自己和心灵的观念，甚至还抛弃了为大多数哲学家所最津津乐道的一些假设。例如，他认为像笛卡尔那样的哲学家所谈论的明晰的自我知识可能往往是一种幻觉，我们绝大多数的观念和欲望实际上都是无意识的产物。当我们自以为知道得很清楚时，那些被禁止的冲动和欲望其实是被压抑和扭曲了。然而，弗洛伊德仍被看作一个伟大的理性思维的维护者，他曾经写道，其心理分析的全部技巧都不过是为了把无意识变得有意识起来，从而把无意识的内容置于理性理解的范围和控制之内。 未完待续，下期预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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