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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世间，做好人，往往代价很大，好人不一定有好报。那么为什么要做好人呢？ 这个问题，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思考过。好人得不到好报，为什么做好人呢？康德受两个人影响很深，一个是自然科学界的牛顿，一个是人文思想界的卢梭。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康德，决心要启蒙愚昧的西方人，把God赶出去。但是在好人得不到好报这个问题上，康德犹豫了，他说他不得不悬设一个God的存在，由God来奖罚世人。由God来给好人以好报，这种好人得到好报的状态叫做“至善”，或者说“圆满的善”。所以有人说康德一方面赶走了God，另一方面又从后门请回了God。康德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自由问题和做不做好人也是有关系的。按照自然科学因果律，人是很难有自由的，一个人的犯罪作恶，都可以用生理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来解释，最后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责任主体存在。因此，没有自由，也就难以承担责任。很多犯罪分子喜欢为自己辩护，说我犯罪是因为从小成长环境不好，受到虐待，产生心理阴影；我犯罪是因为贫穷；我犯罪是因为荷尔蒙异于常人；如此等等。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康德，他提出“实践的自由”这个概念，意思是虽然我不知道人怎么可能自由，但人就是按照有自由的原则来行动的。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嘛。 好人没好报，为什么要做好人？人没有自由，为何要承担做坏人的责任？这两个问题康德都没有很好解决。他之所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思路错了。他的思路是自下而上，格物致知地寻求天理。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自上而下来解决。 要回答好人没好报为什么要做好人这个问题，要从天道中寻求答案。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生生不息。天下万物在阳光雨露下，出生、成长、茁壮、繁衍、衰老、死亡，然后再出生，再成长，如此周而复始。这种天道的生生不息之德，在人类身上也是如此体现。 但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有智力，有社会性。人类在社会中运用智力，会产生逾越天道的后果。人类的弱肉强食远远甚于其他生物。举个例子，一万头雄狮在草原上竞争，胜出者并不会把其他狮子杀死、饿死，它没有能力这么做。在狮群中，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这种东西。但人类不同，人类社会的常态是“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无立锥之地”，当财富集中到少数人，到了一定程度，很多人活不下去，就要天下大乱，千万人头落地，流血漂橹，白骨露野。请问这符合生生不息的天道吗？显然不符合。 因此，在动物、植物的世界不必也没法强调伦理道德。而对人类而言，道德就非常重要，需要不断地强调。道德这个词，本来并不是指人伦，而是指天伦。这里的“道德”就是《道德经》中“道德”的意思。《尔雅·释宫》说：“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道，就是一条没有岔口直达目的地的路。德字，从字源上看，由三个组成部分。彳，直，心。意思是小步慢慢的走，内心淡然而坚定地直视正前方，行于大道之上。道，是关于路的。而德，则是关于走路的。道引申为宇宙终极道理，那么德，也随之引申为对这个宇宙终极道理的把握，并行于其上。因此，道德，就是遵从天道，合于天伦。因此通常说的伦理道德的“道德”就是对天道的效仿。因为有了天道，所以万物生生不息；因为有了人伦道德，社会才能和谐，才能繁荣，才能生生不息。 所以，人类需要把道德、公义常常放在心上。无论是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还是像雷锋一样做细小的好人好事，都是这种道德、公义的体现，只是层次规模不同而已，核心精神就是以有余济不足。 韩非子从文字学来解读公私之辨：“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私，就是一个把东西往自己身边搂的动作，代表资本主义精神。 公，就是把搂到的东西往外边分散的动作，代表社会主义精神。 简单总结一下好人和坏人的产生过程： 第一、在自然的正常状态，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大家相忘于江湖。 第二、坏人出现，把生存物资往自己身边搂。社会生态出现危机。 第三、好人出现，把生存物资分散给穷人。社会生态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 人的社会性和智力造就了人类经常逾越天道的秉性，同样也是人的社会性和智力促成了人类的人伦道德和人性。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康德说“我决不应当以别的方式行事，除非我也能够希望我的准则应当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这是对天理的尊崇，和对自己人性的尊重，不如此无以合于天理，不如此对不起自己的人性。因为尊崇天理，尊重人性，所以义无反顾。庄子借孔子之口说：“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孟子认为君子的责任就是行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就是做君子、做好人的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而不管有没有回报。 在人世间，做好人代价很大，一方面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就是要努力做一个强大的好人，能够斗得过坏人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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