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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垛伏击战”的情报工作
苏中抗战史上著名的“三垛伏击战”发生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时任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旅长兼苏中一分区副司令的刘飞将军，率部于苏北高邮、兴化间围歼日伪军，一举击毙日军二百四十余和伪军六百余，生俘日军七人、伪军九百五十八人，其中包括俘虏日本顾问山本、伪军少将团长马佑铭、中校副团长韩永恩等，缴获轻、重机枪19挺，步枪一千余枝，炮十六门以及大批弹药、物资，为此，新四军军部、一师师部和苏中军区分别颁发嘉奖令予以表彰。
三垛伏击战的胜利，原因于指挥员的周密部署、战斗员的勇猛顽强、军民团结一致，还有完善的侦察情报工作，也是战斗获胜的重要原因。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刘飞重视战前的情报侦察工作，为打好“三垛伏击战”作好充分准备。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早在‘马团’（马佑铭团）离开宝应前几天，我们宝应地下党，即向我们送出情报：伪马佑铭团即将调防，连日来，宝应城的官僚、地主正在轮流设宴为他饯行┅┅，我军和地方干部在“马团”调防必经的路线上，都布下了侦察人员。有的通过‘高’‘宝’二城的内线关系，及时将情报传到部队；有的化装进入沿途城镇，观察敌人动向；有的埋伏在运河堤边，侦察敌情；我们还专门派了高邮独立团团长张波同志亲率一个连带着电台，秘密活动到高邮城区附近，随时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除了在三垛镇附近派出侦察组外，还指示参战部队派出干部，化装成农民到田间劳动，进行观察。”
当年在宝应地下党工作的朱则姚同志，对宝应地下党工委为“三垛伏击战”侦取情报的过程，在抗战胜利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对来访人员回忆了经过：1945年4月，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二团少将团长马佑铭，给宝应“真君祠”道观送了一块大匾，上书“福荫安泰”几个大字，下首落款“马佑铭”。这一举动引起了宝应地下党工委的注意。随即他们找到一名内线人物，此人与马佑铭有交情，与马佑铭的上司伪军22师师长刘湘图也有旧谊。他以“庆贺升官”为名，上门拜访马佑铭。在席间谈话中，马佑铭陆续透露了伪军这次调防的过程细节。马佑铭得意地告诉来客，即将调防前往兴化，并将升任旅长。并透露了调防兴化的目的是要协同运河线、里下河线的日伪军对苏中水网地区进行“清剿”。马佑铭说，在4月25日左右到高邮集结，再途经二沟、三沟向三垛河口，月底到兴化，沿途还有日军护送，安全没有问题，等。
宝应地下党获知情报以后，迅即将情报由交通员送到苏中区党委城工部部长徐平羽同志。苏中区党委极其重视，要求宝应地下党工委严密监视动态，及时报告。伪军马佑铭团在开拔前，把整个宝应城里搞得鸡犬不宁，动荡不安。敲诈勒索，请吃饯行，拉伕派车┅┅，当地的这些动态，由宝应地下党工委一并收集，及时报告了苏中区党委。
由于军民团结一致，侦察情报详尽细致，刘飞在战前对敌人的动态已经了然于胸，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报送苏中区党委后布置落实，从而为战斗的全胜奠定了基础。根据敌情，刘飞同志率领新四军五十二团、三分区特务五团、一分区特务营及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指战员，精心策划安排，选择设伏阵地，布置战斗部队，细致地安排好后勤保障。他把旅指挥所设在战斗的前沿，河南边的民房里，指挥所的土墙上，新挖出的了望射击孔看出去，就是一条宽阔的三垛河。
4月28日，伪军马佑铭团在日军山本旅团谷川大队的二个中队、西垣大队的一个小队和伪军八十七团三营的监视护卫下，浩浩荡荡分成四路沿三垛公路前行，在河面上还有三艘汽艇拖着20多条木船，运送装备辎重。到了三垛到河口之间的设埋伏地段，稳稳地钻进了我新四军布下的“大口袋”。刘飞一声令下，信号枪声响起，轻重机枪、手榴弹、小炮一起怒吼，南北两岸的新四军指战员，把仇恨的子弹、炮弹如暴雨般的射入敌群，敌寇遭突然伏击，鬼哭狼嚎，如无头苍蝇似的四散乱窜，分头夺路逃命，队形大乱，前后不能相顾。有的喊着爹娘缴械投降，有的疯狂叫嚣继续顽抗。一部分日寇逃往新庄，依托断墙妄想负隅顽抗，立即遭到我五十二团一营指战员的包围反击，面对日寇接连不断的凶猛反扑，我英勇的指战员毫无惧色，他们用子弹、刺刀拼，刺刀弯了用枪托砸、甚至肉博格斗，硬是一次次地把敌人打了回去。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敌人被我新四军全部歼灭。
三垛伏击战，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敌人清乡围剿的计划，鼓舞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在苏中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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