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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摘要：综观古今，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颇大，唐太宗在其统治时期使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这与他的用人思想是分不开的。唐太宗积极倡导和推行进步的人才观。从重视人才、选拔人才到运用人才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本文着重的从重才、选才、知才和用才等方面分析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重视人才，德才兼备 （一）重视人才 唐太宗历经隋末大动荡，他深知创业难，而守业更难的道理。何以守业，他认为关键在于得人，特别是忠臣良将。为此他对臣子说“守业之难，方与公等慎之。” ⑴他把“进用善人”作为自己终身奉行不渝的三件大事之一。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治安之本惟在得人”⑵“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人。”⑶他把贤才看是立国、强国的第一要素。他认为贤才以兴天下，只要依靠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才能稳定巩固自己统治。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特别是注重吸取隋亡的教训，他说，隋朝的灭亡其原因也有隋文帝的用人不当的因素：“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唯取决受战，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矣。”⑷安邦天下，作为君主切不可独断专行，否则会使决策错误百出，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对此，唐太宗的认识极为的清楚，他说：“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⑸又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造天下之才，委任责成，各尽其用。”⑹ 可见，唐太宗深深懂得治理国家不能仅靠一人之力，而应重视人才，使用人才。他以：“贤才以兴天下”为用人一大思想，说明国之强盛，不得不重用人才。他的重人思想为唐朝初年的人才涌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另外，唐太宗把笼络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治理好国家的关键。贞观二年（628年），他对大臣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⑺由此可见，唐太宗把贤才良将作为“治安之本”。这也是唐太宗一贯的用人思想，更是用人的核心思想。 （二）德才兼备 贞观时期，唐太宗在大臣魏征的观点之上，认识到了要使国太民安，国富民强，必须重用人才，而其前提必须以才行兼备作为准则，这样具备德才的人才可为国效力。所谓的才行兼备是指能力与德行的统一。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⑻太宗以博大的胸怀，站在江山社稷的高度再三强调，选贤要以天下为公，无私无物，慎重择人。贞观六年（632年），他对魏征说：“王者需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竟进矣。”⑼这样选贤不重其行，几年之后，百姓受之其祸，天下则亡。在唐太宗看来，做人要以端庄，大度，干练为准，虽有才，而缺其德，不得用之；反之，虽品德高尚，可无用武之地，实属可惜，复不用之。唯有德行兼备，才是当官选用之人。此二者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缺一不可。唐太宗曾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得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⑽也认为德行，剥削两者相辅相成，即因博学而形成其美的德行。用人得当是国家安宁兴盛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在做秦王时，府内有很多良将和才华出众之人。有的被重用，有的却没有被提拔。许敬宗就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的入馆之宾，文采超人，他人不敢与亡相媲美。但是在唐太宗手下做了三十来年的官，尽管太宗在东征高丽时，他于驻跸山大捷时，立于太宗马前受旨草拟诏书。挥笔而就，词藻绚丽，优美，令许多人叹为观之。本应说这是立了一个很大的战功，可就是如此，唐太宗也没有重用他，这就是许敬宗的能力虽强，品德低下的道理。 唐太宗在选用官员时，能坚持以德才兼备为原则，紧紧把握好了用人的基本条件，这是选贤人的关键所在。唐朝初年在科考中把考核的标准“德”放在了首位。太宗认为“政治之术，在于得贤”。⑾因此，他在考核官吏，选用人才时，凡是有“德”的，他都优先考虑。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一）不拘一格 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唐太宗还完备科举制度。唐代的科举制度是沿用隋科举制的，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取士之途，包括由学馆出身的“生徒”、州县举选的“乡贡”和天子自诏的“制举”。前两类设有一定的科目，故被称为“常举”，后一类是天子或朝廷临时设置，不拘常格，又被称为“特科”。在常科所设的科举中，据《旧唐书·职官志》记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其中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重要。唐代最得人的才之科实为制科。唐人在进士，明经及第后，往往再举制科。相反，却无制举得第后再去应进士举或明经科者。原因是制科得第后，立即释褐授官，期待遇优于常科。科举使的全国各地的地主阶级都有机会取得职位。这就是团结了地主阶级内部，吸收了地主阶级中各方人才。所以边区地方的人，也有可能经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了。如广东曲江的张九龄，虽然自己说是“荒侥微贱”，⑿也考中进士，做到宰相之职。特别是中小地主阶级，现在也有可能经过科举考试得到高官厚禄。唐太宗所兴的科举制。为庶族地主和平民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 太宗还确定了“荐举”制。其考核内容三方面：德行，才用和劳效，谓之“三实”。另外还有“四才”制度。《新唐书﹒选举志下》说：“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以此，督促大臣们不拘一格“举贤”。要求大臣们寻觅，荐举贤才。他责令房玄龄，杜如晦不要一味忙于行政事务，要注意求访贤哲。他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⒀为了使天下人才都被国家所用，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以锐利的目光，夜以继日地搜寻着时代的精英，为国所用。 唐太宗一朝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其父唐高祖执政，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唐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计较其人的资历。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令让群臣上书言国家得失，作为武将的常何因不通经文，由寄食的穷书生马周代拟，递上之后，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唐太宗奇怪常何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再三追问，常何说了实情。唐太宗立即下令召见马周，加以任用。马周为官达二十年之久，唐太宗十分欣赏马周办事敏捷、干练的作风，并授以官职，最后贵为相位。 （二）选拔人才 唐太宗广泛网罗人才的办法，不仅破格重用出身贫寒、地位低贱的有才之士，更可贵的是他“举贤不避亲”、“用人不避仇”的高尚情操值得人们学习。他说：“但能举用得才，虽有仇嫌，不得不举。”⒁太宗曾对杜正伦曰：“朕举贤者，非朕独私，以能益于百姓也。我予宗娅故人，苟无能，终不得任。”⒂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贞观七年（633年）十一月壬辰，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⒃唐太宗则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之举，非私亲也。”⒄固从之。虽然在唐太宗晚年，长孙无忌的官职只是个空头官衔，但他对唐太宗人影响巨大。魏征是贞观时期最著名的谏臣之一。他早年先后追随过李密、窦建德，入唐后又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唐高祖晚年的宫廷斗争日益激化时，他多次劝告太子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以免萧墙之祸。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单刀直入地质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其兄第关系，当时，在场的人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魏征却从容答道：“太子当初若听了我的话，便不至于有今日的下场。”唐太宗并没有杀他，反而被他的正直、忠诚和坦率所折服了，并加以厚赏予以提拔。 唐太宗既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也重用庶族地主张亮，候君集诸人，打破了魏晋以来任用士族地主为官的制度。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冲破民族偏见，选拔少数民族人才。如贞观六年（632年），任铁勒族酋长契何力为领军将军。贞观十四年（640年）。任突厥族阿史那忠为大将军等。他用人冲破世俗观念，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为贞观盛世的到来提供了人力条件。纵观古今，历代君王用人，惟恐亲之有所不用，而独有唐太宗任人为贤，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使贞观一朝能够人才济济，使四海达到升平景象。 知人善任，不忌贤臣 （一）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舍短取长之法是唐太宗用人思想的一大特点之一。唐太宗深深地知道，每个人都有所长，也各有其短，人并非全才，不能尽求完人。为积极调动臣下参议朝政，只有做到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效果。他曾这样说道“故明主之任，如巧匠之制本。直以为辕，曲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棋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通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材，明君无弃士。”⒅贞观初年（627年），唐太宗求士如渴，为使唐朝社会建设的更好，使黎民不饥不寒，他广招贤才，用其所长，长恐不及。继位之初，他要求佑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驳斥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容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共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⒆唯有各取所长，才能达到广求贤人的目的，才能用其所长，掩其所短。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 唐太宗对大臣们的长处和短处都能够了如指掌。它深知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而此二人皆不善于处理杂务。他每与房玄龄议事，房玄龄曰：“非如晦莫筹之。及如晦至，率用玄龄策也。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房谋杜断”。唐太宗在评价长孙无忌时说：“善避嫌疑，应对敏捷，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点兵攻战，非所长也。”(21)唐太宗善于将不同的人才放置在他们能够施展才华的位置上，最大限度的发挥着各自的优点。他发挥了房谋杜断之优势，又看中了戴胄明习律令，执法严明的特长，拜他为大理少卿。戴胄不负太宗所望，在位期间，公正执法，不阿权贵，政绩斐然。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及执法如山的刚毅性格，以致唐太宗从内心里发出“法有所矣，公能正之，朕无忧也”(22)的赞叹。 人有长短，应各取其长而用。古之圣贤者，也未必尽其美。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唐太宗在晚年总结自己用人经验时，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所长”使人才能“各得其所”。他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贤不尚各得其所。”(23)及“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24)等思想，为唐朝社会的繁荣提供有利的政治思想。 (二)不嫉贤臣 唐太宗用人不仅能够对大臣们的性格了解透彻，而且他还不嫉妒贤才。魏征是李世民的仇人，他为人耿直，被李世民任用。“每以谏诤为任，常耻君不及尧舜。”他谏唐太宗要以隋亡为教训，罢不及之务，慎偏听之怒，亲贤臣，远小人等。前后上书二百余次，屡谏太宗之得失，有时候由于言辞激烈，常使太宗下不了台。以至一次太宗回宫仍愤愤地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乡巴佬给杀了。后经由长孙皇后劝说，太宗才转怒为喜。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好鹞鹰，非常喜欢，正玩得十分得意的时候，望见魏征走来，怕被批评，便将这只鹞子藏在怀中，魏征奏事好久，等他告辞后，太宗往怀里一掏，只见鹞子已闷死了。几年后，魏征病逝，太宗痛苦不已。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25)可见，魏征在唐太宗的眼里，已经不只是个臣子，而是他的知心朋友，随身的影子。太宗曾说：“我就好此山中的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炼，就成了宝贝，魏征就是我的匠人。”说明太宗看清了自己不如臣子的地方，也说明他的谦虚、乐于向人学习的精神。像魏征这样大胆进谏太宗的还有王王圭、封德彝、马周、戴胄等等。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太宗在臣子面前主动承认错误。对于提出好的意见的人，还给予奖赏。从不独私，把功劳常推给大臣。这些都表现唐太宗能够认清自己，在不如大臣的地方，努力地改进。这也是在他用人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嫉贤才、赞赏能力等方面高于其它统治者的地方。这为臣子上书言国家大事时怕犯龙颜扫除了顾忌，除却了屏障，有利于君臣共同议事。 推心待士，用人不疑 （一）推心待士 唐太宗认为做为一国之君，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贤臣助他一臂之力。他继承了《尚书》所言“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的思想，注意到了纳谏的重要性，集思广益。又认识到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他常与大臣们共同议事，让彼此思想互相交流，这样群臣一心，天下则会安定强盛。所以他特别注意要驱驾英才，推心待士。 作为人臣之君，唐太宗还时刻关心着殿下的贤臣，常常给予亲切的关怀和周到的照顾，使贤臣们处处感到皇恩的浩荡，更加忠诚地为国家尽职尽责。尤其是在贞观十年（636年），李责力 暴疾，太宗按土方之说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之和药。李顿首出血泣谢，而太宗说：“为社稷也，非为卿也，何谢之有？”(26)事情虽小，却情感至人，赢得了李责力 的无限忠心。 （二）用人不疑 推心待士，用人不疑体现在唐太宗对大臣们的信任方面。唐太宗特别注意对君臣关系的调整。他善于总结文帝的教训，文帝好喜察，国之不固。唐太宗在认识这一点之后，他任用的文武百官中，无论是有前仇旧恨的，或是有忤逆过太宗的人，他都放宽胸怀，去信任他们。他说：“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27)“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28)他认为国家政治，明主与贤君缺一不可。作为帝王，能够认识到这些，已是很难得的了。 唐太宗的个用人不疑人品德对大臣们也是很有影响的，他为人友善，心胸大度。太宗曾对臣下说：“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29)因此，太宗用人从不怀疑臣子，就算有人举报，如有不合事宜的，他皆会罚之，使群臣少了些顾虑，一心报主之恩。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诬其谋反，太宗竟不问魏征怎么回事，就把告密之人斩了。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武德七年(624年)他和另一大将寻相投降了李世民，不久，寻相叛变，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要叛变，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告诉李世民，要李世民将他杀掉。李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会慢在寻相之后吗？”他命人释放敬德，并安慰敬德说：“大丈夫以义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误会放在心上，我决不因别人闲话而加害良士。”一番普普通通的话，竟能收买住一员大将。李世民用人刚柔并济，以情感人，使臣子们都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忠。尉迟敬德对唐太宗十分衷心，在历次战争中，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唐太宗对房玄龄也是同样的信任。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停留在洛阳。临行，命宰相房玄龄留守长安，全权处理国家事务。当时有个官员声称要向皇帝举报，房玄龄问他告谁，那人回答：“正是你!”房玄龄不敢隐瞒，立即派人用驿马送去洛阳，李世民听说有人告密，就令武士持刀站在前面，然后引见来人，问他：“你告谁？”那人道：“房玄龄!”李世民道：“果真如此，推出去腰斩!”并指令房玄龄说，你太不自信了，以后如有类似情况，自行处理。 贞观时期太宗不轻信谗言，对一向亲近之人，有过仇嫌之士都不胡乱猜疑，坚持以诚相待，从而建立了君臣之间巩固的诚信关系。为唐初“贞观之治”出现了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唐太宗用人思想是以“德才兼备”为用人标准，以不拘一格为选人尺度，以知人善任为使人原则，以推心待士为己任。 唐太宗在位23年，在这期间，他以卓越的用人之道，以锐利的眼光选拔人才，以高尚的情操感化人才，以极其敏锐的思维来处理大小事物。常听逆耳之言，有恐失措。使身边围集了许多有识之士，为他效力，忠贞不贰。才使他建立了一个比较协调、稳定的统治集团，从而营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经隋末农民起义后，一个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的动乱社会，转眼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此皆古昔未有也！”(30) 这种景象虽有些夸张，但它证明了唐初社会的相对稳定给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⑴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 ⑵⑶⑺⑻(24) (唐)吴兢《贞观政要》“择官第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⑷⑸⒀⒇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 ⑹ (宋)刘日句《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 ⑼⒃⒄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唐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 ⑽) (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⑾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5《选举制下》，中华书局，1975年 ⑿ (宋)刘日句《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 ⒁ (唐)吴兢《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⒂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06《杜正伦传》，中华书局，1975年 ⒅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年 ⒆(22)(2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唐纪八，中华书局，1956年 (2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 (25)（宋）欧阳修《新唐书》卷97《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 (26)（宋）欧阳修《新唐书》卷93《李责力 传》，中华书局，1975年 (27)(28) (唐)吴兢《贞观政要》“求谏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9) (唐)吴兢《贞观政要》“杜谗邪第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0) (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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