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已经绵延数千年，然而现代医学能够真正取得重大进展却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依托于科技的飞速进步，我们对于疾病原理、预防和治疗都深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在这众多的成果中，如果要归纳出最为突出的代表，那么非抗生素和疫苗的使用莫属，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治疗原理为医学带来多么大的创新，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以最小的成本造就了最广泛的普通民众的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不过这其中的发展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述现代疫苗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事件：灭活疫苗和减活疫苗之争。敬请收听。 脊髓灰质炎提起小儿麻痹症，不少中国人都有印象，因为在大家小的时候，都吃过糖丸，那就是小儿麻痹症的口服疫苗。不过也有许多人对这个病症觉得陌生，没有感到这个病有多么厉害，甚至没有发现身边有这种疾病的患者。其实这是因为现代的小儿麻痹症已经被大规模使用的疫苗有效控制住了，而在这个病闹腾的最凶的时候，它是非常厉害的。 脊髓灰质炎病房 此病的学名叫做脊髓灰质炎，它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感染病症，会严重损害脊髓的运动神经细胞，从而导致肢体瘫痪，松懈无力，好像不受控制的样子，又因为多发于幼儿，故此叫做小儿麻痹症。我们最熟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一名小儿麻痹症患者，他是1921年的夏天在一次游泳后染上了脊髓灰质炎，最终造成下肢瘫痪。 患有脊髓灰质炎的罗斯福总统 脊髓灰质炎病症在历史上很早就有记载，比如在一块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埃及浮雕上就有一个年轻祭司的一条腿萎缩的形象，与脊髓灰质炎发病后的症状非常吻合。随后的岁月中，人们不同加深对脊髓灰质炎的了解，猜想到该病的起因可能和脊髓有关。虽然此病发病率从统计上来看并不算很高，而且不致死，但是由于会造成儿童的终生残疾，给家庭和社会的幸福生活带来沉重负担，因此受到了高度重视。但是医学对治疗和预防脊髓灰质炎却在很长时间内一筹莫展。 1909年，奥地利裔医生兰茨泰纳（Karl Landsteiner）和波普尔（Erwin Popper）正式确认脊髓灰质炎病毒是导致小儿麻痹的病原体。在那个时候，由于医学的飞速进展，人们曾理想的认为治疗此病的疫苗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生产出来。然而实际上，直到四十年后，人们还始终无法解决这个病症带来的谜题，不少人甚至丧失了信心。 一毛钱进行曲慈善活动在1952年小儿麻痹症爆发期间，提醒公众注意的防护事项和主要卫生禁忌 作为一名最出名的患者，深受疾病之苦的罗斯福总统，为了推进治愈该病的工作取得进展，建立了小儿麻痹症全国基金会，并委托自己最信任的朋友也是律师合伙人的巴塞尔·奥康纳（右）管理基金会和募款。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选择，他和许多的爱心志愿者发起了“一毛钱进行曲（Marchof Dimes）”、“妈妈行动”等慈善活动，即使在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许多看总统面子而出钱的产业大佬都对继续资助基金会失去耐心，而他依然坚持到底，成功的维持了基金会的募款工作。他和许多美国母亲的爱心不仅有力的支持了科技工作者的经费需求，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整个近代美国的慈善理念。好了，现在资金有了，剩下的工作就要看科学家的了。 基金会科技总监韦弗 和脊髓灰质炎的战斗首先出场的是这场疾病战役的总指挥，基金会委任的科技总监哈里·韦弗（Harry Weaver），尽管他和后面出场的其他医学界科技英雄相比到最后没有什么知名度，但其实他是这场战役中不可或缺的总统帅和无名英雄。因为他最先意识到，之前数十年人们在研究脊灰病毒道路上之所以进展殊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方缺乏统一领导，研究界缺少技术合作，有时不同的团队甚至还会相互保密。当时已经有不少医学大牛团队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西蒙·弗莱克斯纳，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萨宾和奥利茨基（PeterOlitsky）等人。所以韦弗所做的就是打破阻碍和延揽年轻人才，而当时并不入流的匹兹堡大学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就是他要找的关键人物之一。 索尔克在基金会建立的实验室 实际上，几十年的研究已经证明没有简单的办法获得成功的疫苗，必须从病毒的基础分类做起，完整的建立关于脊髓灰质炎的基础信息库，才能搞清楚治病机理，而这样枯燥无趣的事情只有年轻的索尔克愿意承担。我们说说这个流程你就能体会到这个工作多么无趣。每天把各地送来的人类带毒排泄物注射到猴子体内，然后看到有发病的猴子，就把这只猴子杀死取出大脑和骨髓中的病毒，标记类型，同时把猴子带有病毒的血清注射到其他猴子体内，使得其他猴子对此类病毒类型产生免疫，之后再给免疫后的猴子重新注射别的样本。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就能逐步建立完整的病毒的分类。这个过程一共用掉了将近1.7万只猴子，最后确定脊灰病毒一共只有三种类型。 类型搞清楚了，接下来一个难题是如何生产足够的病毒。我们都明白，所谓疫苗其实就是病毒。减活疫苗就是毒性极低的病毒，灭活疫苗就是死掉的病毒尸体，所以要制造疫苗必须能够培养足够多的病毒。实际上在1936年，萨宾和奥利茨基就可以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但只能在神经组织中培养。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如果把猴子神经注射到人体内，就会引发脑脊髓炎；如果不注射，从哪里培养病毒呢？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样又是一个无名小卒约翰·恩德斯。 1948年，约翰·恩德斯（左）和托马斯·韦勒（右） 1947年，恩德斯担任波士顿儿童医院传染病实验室主任，他大胆采用新的培养基来尝试解决脊灰病毒的培养问题。恩德斯曾经提到，他之所以敢于挑战权威的结论是因为他凭借直觉大胆猜测：既然在消化道里能找到脊髓灰质炎病毒，那就说明病毒一定不是仅在神经组织里才能生存。实验证明了他的猜想，实验团队在皮肤、肌肉和肾组织中都成功培养出了脊灰病毒，为此他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奖。而更令人称道的是恩德斯的高尚品格，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时，他却提出如果自己的两位年轻同事罗宾斯和韦勒不能够一同获奖，他就拒绝领取诺贝尔奖，最后三人一同获奖。 索尔克的灭活疫苗主要的困难扫清了，到了1953年索尔克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培育出了全部三种脊髓灰质炎毒株。索尔克把病毒杀死制成疫苗。为了谨慎，他首先在患脊髓灰质炎康复的儿童身上进行了实验，结果显示实验者血液中脊髓灰质炎抗体增加了。接着索尔克又在自己、妻子和孩子身上进行了接种实验，结果他们体内出现了相应的抗体而没有患上脊髓灰质炎。因此1954年，索尔克获得批准在全美进行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实验。 1954年，索尔克在青年志愿者身上注射疫苗。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有媒体戏称，知道这次实验的人比知道美国总统姓名的还多。整个实验的筹备、宣传和记录工作都做的异常认真，所有参与实验人员的信息、注射时间、剂量和反应都被记录在册。但是也有意外发生，比如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有个校长的办公室没上锁，全校的疫苗注射记录都被偷走了。 索尔克和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忙的不可开交，他们要时刻认真分析出现的个别死亡和意外病例，以判断是否为疫苗原因。经过大约一年时间，实验和之后的结果分析工作顺利完成，弗朗西斯宣布的结论是疫苗总体安全有效，但疫苗质量因为批次原因有些波动，总体免疫率大约在70-90%之间。不过傲娇的索尔克却迫不及待的宣布自己的疫苗免疫率将来能够达到100%，于是他被媒体捧上了天，只不过在荣誉面前他似乎忘记了其他几位更重要的贡献者。不过，索尔克也有自己优秀的一面，在有人问他新疫苗专利属于谁时，他回答：“要我来说，它属于所有人。脊髓灰质炎疫苗没什么专利权可言，你能说太阳的专利权是谁的吗？” 1955年4月11日，大规模疫苗实验成功的报告即将揭晓前，索尔克和家人在一起 然而，也许历史注定要和索尔克开个大玩笑，悲剧接踵而来。在疫苗批准上市使用后，卫生部门不断收到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瘫痪甚至死亡的报告。卫星局要求立刻停止疫苗的使用，并开始调查原因，不到一个月情势就发生了大逆转。调查显示，所有出事的疫苗都是卡特实验室生产，而这批次疫苗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可能是病毒颗粒沉淀造成疫苗被污染。受害者包括79位接种了疫苗的儿童、105位接种者的家庭成员和20位与接种者接触过的人。大部分受害者出现严重的瘫痪，11人死亡。实际上，事后的研究表明，只要改善生产工艺，索尔克的灭活疫苗仍然是非常安全的。不过公众却失去了对他的信心，转而投向另一外曾经的脊灰病研究大腕，索尔克成功时的失意者，一直致力于生产减活疫苗的萨宾。 登上《时代》封面的索尔克 萨宾的减活疫苗萨宾以前从来瞧不起索尔克，所以当索尔克获得成功时，长长的致谢名单里居然单单缺少了他一个人。那短时间是萨宾最低谷的时刻，尽管他坚信只有活病毒才能提供最好的疫苗免疫能力。他之所以落后一步，也可以理解，毕竟制造出弱毒性的活病毒比直接杀死病毒要困难很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转机竟然这么快又到来了。
1955年初的卡特实验室的问题疫苗 媒体和公众开始重新报道他的结果，他也小范围的测试了自己疫苗的有效性，但是萨宾主要的问题是在美国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公共疫苗实验以后，他去哪里再进行大规模的疫苗实验？而这个时候提供给他机会的竟然是美国冷战时的老冤家苏联。
萨宾 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同样开始面临着脊髓灰质炎爆发的问题，为了寻求预防办法，苏方命令著名的流行病毒专家米哈伊尔·丘马科夫担任研究所所长，并带队出访美国。丘马科夫当时面临着在索尔克疫苗和萨宾疫苗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索尔克疫苗经过简单实验，虽然抑制了发病率，但是制造成本太高，而萨宾由于他的俄罗斯族裔身份取得了丘马科夫的好感，最终苏联采用了萨宾减活疫苗。
萨宾指导苏联专家 由于苏联的集权体制，他们做疫苗实验不需要动员，所以很快的在1959年，苏联人用萨宾提供的病毒株为1000万名儿童接种了疫苗，效果良好。最后苏联人帮助自己的俄罗斯老乡萨宾取得了胜利。美国人也发现萨宾疫苗的确优势巨大，不仅价格低廉，口服方式使用方便，而且活病毒通过排泄后还能产生二次免疫功效。总之，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再支持索尔克。 1993年和1995年，萨宾和索尔克先后去世，就当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以为脊灰疫苗之争一切已成定局时，整个局面又神奇的再次逆转。萨宾疫苗尽管有很多优点，但是在最重要的安全性上，却有着原理上无法避免的问题。因为它采用活病毒，即使毒性弱，但对免疫系统很弱的儿童而言，仍然有可能引发病症，虽然比例很小，在美国大约每年十几例。 1996年美国卫生顾问委员会得出结论：活病毒疫苗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它的风险，而到了2000年，美国开始支持全面采用索尔克疫苗。疫苗大战绕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故事说完了，不知道大家能否从中看出来什么，看似简单的疫苗注射并不是仅仅由医生或科技工作者参与的事情，它包括公共卫生实验、资金的支持、对于责任事故的冷静面对、媒体的客观报道还有大家对于疫苗不可避免的致残致死病例的态度。它完完全全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任何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承受一点点风险的心情，也当然明白每个人内心都不希望做小白鼠的天然想法，但是公共卫生就是一个大家共同奉献、共同承担、共同面对最后共同健康的总过程。期间任何的意外都是取得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而面对付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去做一个逃避者。这和制度无关，和价值观无关，只和我们的公民意识相关。当然，最后必须强调一句，那些故意的、人为的、丧尽天良的谋利者，你们如果不愿意用道德给自己打疫苗，人民就会用法律为你们做手术。 注：文章部分内容摘编自《他们应当行走：美国往事之小儿麻痹症》 （戴维·M.奥辛斯基/著 阳曦/译） 创业不易，耳娱心憩之余如有您偶或中意的节目期次，请帮我们随手转发。书不尽言！您的鼓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谢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