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同样伟大

今天早上还没起床，一个朋友转给我一篇文章。打开一看，是关于顾方舟先生的。文章的主要思想是说在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方案的情况下，顾先生在中国第一个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朋友问我，是不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了疫苗？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牵扯得很多，不是谁是第一的问题，我还是写出来吧。

 

脊髓灰质炎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传染性极强，严重的患者将造成永久的局部或全身瘫痪。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便是有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受害者，到后期不得不靠轮椅代步。在当时相当多的重症患者要依靠铁肺这种机械设施来被动呼吸。

 

铁肺治疗

1947年，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的哈里.韦弗正式推进了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疫苗计划。1948年，当时在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斯.索尔克接受了基金会资助，正式开始了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种类的归类工作。这些工作，是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和另一位病毒学大拿阿尔伯特.萨宾所不屑于做的“非创造”性工作。这也是萨宾此后一直贬义地称呼他“技师”的原因。

 

疫苗一般分两种，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灭活疫苗就是把病毒杀死后将病毒的躯壳注入体内，然后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识别它并激发相应的免疫机制。而减毒疫苗就是让病毒减少一下活力，改造一下，然后注入你的体内。让你得一次轻微的病，然后痊愈，从而免疫。

 

从安全性来看，当然是灭活疫苗更安全，因为不会出现病毒返祖活力增强的情况。但要大规模注射，并且往往要注射多次才能建立起身体的免疫机制。因此，成本巨大。减毒疫苗生产简单，一次起效。但对于运输，储存要求很高，如果环境温度不能达到必须的低温，则可能病毒活力恢复，那就不是一场小病了。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连减毒的病毒也承受不起。所以，每年打流感疫苗，总是有些人打了之后反而大病一场，甚至全家中招。当然，减毒疫苗在大规模疫情控制上也会有所好处。因为减毒后的病毒在使用者体内发病后还会传播出去，传播的病毒理论上是更加衰弱的病毒。等于是给大众也在进行疫苗注射。当然，病毒传播中也会出现返祖现象，重新获得毒性与活力。

 

对于脊髓灰质炎来说，当年也是存在着这样两种道路的冲突。索尔克选择了灭活疫苗，而萨宾选择了减毒疫苗。

 

1952年，在成功地完成在数千只猴子身上的接种之后，索尔克开始了人体接种试验。除了在匹兹堡地区的两个机构进行儿童接种外，索尔克还在他自己、妻子和三个儿子的身上进行了接种。1953年3月26日，索尔克在广播电台向全国宣布疫苗的初步人体试验获得了成功。

 

乔纳斯.索尔克

1954年，美国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脊髓灰质炎临床试验。包括几十万学龄期儿童在内，180万人志愿参与了这次人体实验。这也是第一次双盲对比试验。因此，早上的文章说美国不敢进行灭活病毒疫苗实验，是不正确的。

 

1955年4月12日，索尔克的疫苗被宣布是“安全、有效”的。当天，CBS新闻的著名主持人爱德华·R·莫罗采访了索尔克，问他疫苗的专利人是谁。索尔克说：“没有什么专利，你能为太阳申请专利吗？如果一定要有的话，我想，专利人是广大人民。”基金会的律师曾经研究过为疫苗申请专利的可能性，但是并未将其付诸行动，部分也是因为索尔克的不愿意。

 

也同样在1955年，发生了卡特惨剧，很多注射过疫苗的孩子出现了病症。后来虽然发现是有六批次的疫苗受到了污染，但倒底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污染，一直没有定论。但在改进工艺和流程，加强生产环节记录方式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事故。这也说明灭活疫苗的危害并不来源于它本身，而是生产过程。

 

而主攻减毒疫苗的萨宾，也在五十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1954年，萨宾在俄亥俄州的三十名监狱犯人身上测试了减毒疫苗，全部成功。但人数太少，而且是成人。那么，减毒疫苗该走向何方呢？

 

阿尔伯特.萨宾

1955年，苏联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1956年，萨宾飞到列宁格勒，提供了病毒疫苗样本。苏联脊髓灰质炎研究所迅速对其进行研究，美国也对疫苗技术的出口开了绿灯。据称，萨宾和苏联研究所所长丘马可夫从此建立了一生的友谊。可是，这两个人一个不会俄语，一个不会英语，怎么建立的友谊呢？无从考证。

 

1959年，苏联对1000万儿童接种了疫苗，也就是那种口服药水。苏联人没有进行双盲试验，而是直接接种了疫苗。1960年，苏联代表团出席第二届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大会，骄傲地宣称在脊髓灰质炎的防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5年，中国南通也爆发了脊髓灰质炎疫情。1956-1957年间，中国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减毒疫苗样本。1958年，，顾方舟先生受命研制相应疫苗。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从苏联方面来的技术援助中断了。

 

顾先生带领团队，在云南进行了减毒疫苗的进一步研制工作，不仅要培育合适的毒株，也要研究中国人体质对病毒的承受能力。在动物实验完成之后，为了尽快获得人体一期实验的数据，顾先生的团队自身服用了减毒疫苗。顾先生如索尔克一样，在自己不满周岁的孩子身上也接种了疫苗。1960年，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完成了二期人体实验。1960年底，开展了450万人的第三期人体实验。在技术交流与外界全面中断的六十年代，疫苗的研制虽然也是站在前驱者的肩膀上，但其具体实施难度却更加艰难与危险。因为，信息的闭塞使得每一个风险都成为未知。

 

顾方舟

顾先生及其团队最突出的成就在于研制生产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这可不是今早那篇文章中说的为了儿童的口感，而是解决了减毒疫苗运输储存的环境瓶颈。当运输储存温度不再那么严苛的情况下，糖丸放在保温瓶内可以运往许多路途遥远的山区农村并较长时期保存。现在，每次家人去打减毒疫苗时，我都要先看看诊所的冰箱如何，就是怕温度不合适造成病毒毒性增强。可以不夸张地说，这颗糖豆，其耗费的心血与技术难度，绝不亚于疫苗研制的本身。

 

因此，不必说脊髓灰质炎疫苗最早是谁研制的，索尔克，萨宾，顾方舟，他们都是人类伟大的战士。没有他们，也就没有目前脊髓灰质炎的基本绝迹。面对疾病这个人类最大的敌人，每一个医生与学者，无论国籍与信仰，都是伟大的。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说自己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征服所有疫情。疾病，没有国界；医生，也没有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