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邮说医学史67：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糖丸爷爷”——顾方舟

Xiac2cmv1bxedf 2022-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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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说医学史67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糖丸爷爷”——顾方舟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曾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就是致力于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简称“脊灰”）的研究，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制成糖丸喂给中国的孩子吃，保护了几代儿童。

顾方舟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一可怕的急性传染病的战斗中，为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伟大工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帮助几代中国人避免了瘫痪的命运。他被誉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孩子们则亲切地叫他“糖丸爷爷”。

2020年，顾方舟被评为“2019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颁奖词这样说：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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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方舟祖籍浙江宁波鄞县（今鄞州），1926年6月16日出生于上海。4岁的时候，他在海关工作的父亲不幸因黑热病去世，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就没有了。母亲为了养家糊口，辞去教师职业，只身到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顾方舟兄弟三人只能和外祖母一同生活在宁波乡下的老家。

母亲从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前往天津挂牌营业成为助产士，顾方舟兄弟仨也随母亲移居天津。凭借无比辛苦的接生工作，母亲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由于母亲是助产士，不是医生，每当遇到难产等问题，是没有资格处理的，因此只能求助于医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希望顾方舟长大后去考医学院，学成后当一名医生。

1944年9月，顾方舟高中毕业听从母亲的建议，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成为一名医学生，开始为期六年的学习。在学医的过程中，他遇见了一位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恩师——公共卫生学专家严镜清教授。

严教授是顾方舟的宁波老乡，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毕业于老协和。严教授上课的时候，特别带有感情。受严教授的影响，顾方舟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名临床医生固然可以为病人解除病痛，但治疗病人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如果去从事公共卫生防疫工作的话，则可以使千百万人受益，甚至造福全人类。

带着这样的思考，顾方舟在1950年7月大学毕业后，没有按照母亲的心愿去当一个挂着听诊器的临床医生，而是选择走公共卫生之路，去了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噬菌体科，从事防疫工作。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任务主要是研究预防传染病的各种疫苗，顾方舟边努力工作，边跟着科里的苏联专家学习，还刻苦地自学俄语，并尝试着翻译苏联专家带来的一本有关生物制品生产与制造的书。

1951年8月，表现优异的顾方舟被教育部选拔为30名医学代表之一，前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病毒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课程。整整四年，他学俄文、做实验、写论文、认真答辩，终于获得了苏联的副博士学位。学习期间他没有回过国，与当地的老师和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52年，顾方舟（右一）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同学在一起

1955年9月，顾方舟学成归来，被任命为卫生部直属的流行病学研究所脑炎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对乙型脑炎的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后，他被调了过去，开始对脊髓灰质炎进行研究。就在这时，江苏南通大规模暴发脊髓灰质炎，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数为儿童，死亡人数多达466人。

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隐性传染的疾病，患病的主要是7岁以下的孩子。被病毒破坏了脊髓前角运动细胞的孩子们，由于运动神经元受损，出现上肢或下肢瘫痪症状。最严重的是病毒侵犯延髓，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呼吸中枢遭到破坏，直接导致患儿因无法自主呼吸而死亡。

南通出现疫情后，病毒迅速蔓延至全国，北京、天津、上海三大核心城市无一幸免，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上升到十万分之三十几。由于脊髓灰质炎的罹患者基本上都是儿童，而且一旦感染发病就非死即残，既无药可医，又没有好的预防措施，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为了避免感染脊髓灰质炎，在暑热难熬的南方，家长们宁可中暑，也将门窗关得紧紧的。曾有家长背着一条腿已经瘫痪了的孩子到北京找到顾方舟，求他给孩子治病。家长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只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望着病残的孩子，顾方舟束手无策，只能如实告诉家长：“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的可行的办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的功能。”望着瘫坐在走廊长椅上的家长的绝望眼神，顾方舟难过极了。

当时，我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多达1200万人，脊髓灰质炎对这些孩子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不少孩子还没有学会走路就失去了正常行走的能力，尽快找到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特异性预防措施，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成了摆在当前的重要任务。

1957年春，顾方舟被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找去谈话，要他承担起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重任。顾方舟临危受命，对崔义田副部长说：“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他下决心攻克脊髓灰质炎的难题，为了千百万儿童的幸福，他必须全力以赴。

随后，顾方舟随中国医学科学院沈其震院长到云南考察，选定昆明远郊荒凉的玉案山作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生产基地和猿猴繁育基地。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几年后他干脆将全家都搬迁到了昆明玉案山，没有在北京留下一个户口。

顾方舟带领大家在昆明玉案山花红洞垦荒建研究基地

要制定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防治策略，必须弄清楚南通疫情引发的国内大流行究竟是由病毒的哪个血清型引起的，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病毒分离与定型的实验方法。

1958年，顾方舟亲自带领研究小组来到位于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在上海传染病医院和儿童医院，他们从临床确诊和疑似脊髓灰质炎的住院患儿中，收集到726份标本，取其中344份分离病毒。在这其中有281份标本确诊为脊髓灰质炎，63份为非脊髓灰质炎，属于乙型脑炎或脑膜炎等。

研究小组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支持下，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140株。经过定型，确定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有116株，其中I型97株占83.6%，II型15株占12.9%，III型4株占3.5%。自此，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在我国建立，而且第一次用病毒学和血清学方法，证实我国脊髓灰质炎流行以I型为主，为之后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9年初，为控制脊髓灰质炎疫情的蔓延，在获悉美国免疫学家乔纳斯·索尔克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死疫苗）并已上市的讯息后，国家多部委决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不惜重金在昆明投资兴建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生产基地。3月，以顾方舟为组长的四人考察小组，启程前往苏联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考察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的情况。

在莫斯科，顾方舟参加了当时国际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学术会议，并通过导师和同学了解了灭活疫苗的情况。他敏锐地发现灭活疫苗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生产灭活疫苗需要用猴肾细胞大量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病毒培养出来后要用福尔马林将其杀死，然后再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才能最后生产出来，这个过程，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撑是没法完成的。

另外，灭活疫苗打一针要几十元，而且要连打三针，隔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四针。不但新生儿要打，所有七岁以下的易感儿童都要打。中国孩子上亿，费用庞大，国家根本就负担不起这笔巨大的开支。

从专业技术上再作分析，由于脊髓灰质炎病毒先经口进入肠道繁殖，再由淋巴管进入血液，然后才到达神经组织，因此灭活疫苗只能产生体液免疫，而肠道对脊髓灰质炎病毒仍然敏感，故而不能阻止野脊髓灰质炎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

顾方舟进一步了解到，美国有三个研究小组正在研究减毒活疫苗技术，其中俄裔美国学者赛宾用组织培养技术作为减毒手段取得了重大进展，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而且，减毒活疫苗的成本只有灭活疫苗的百分之一，因其能令肠道组织产生免疫，故可阻断病毒的传播。

虽然当时对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来说还是个未知数，因为是否会出现毒力恢复的返祖现象还没有最后确定，但顾方舟在反复权衡利弊后，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勇担个人风险，毅然上书卫生部党组，大胆否定已经上马的死疫苗工程，主张走减毒活疫苗这条技术路线。

几番艰辛，顾方舟终于从苏联拿到了减毒活疫苗样品，并专程将其送到了北京。在北京，卫生部召集病毒学界和生物制品界的专家开了一个会，顾方舟在会上向大家汇报了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的情况，让大家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顾方舟在实验室里仔细观察显微镜

1959年6月，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小儿麻痹活毒疫苗大规模试用计划（草案）》，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终于确定下来了，这是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

12月，经卫生部批准，成立了由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生产单位组成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负责减毒活疫苗的研究、生产工作。

1960年3月，由顾方舟率领的试生产小组，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500万人份的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第一批疫苗生产出来后，所有关口的检验都过关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三期临床试验。

第一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以及有无副作用，这就意味着受试者要面临瘫痪甚至死亡的未知风险。让谁来当受试者呢？关键时刻，顾方舟毫不犹疑地站了出来，选择自己当第一个受试者。他义无反顾地带头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他的同事也纷纷跟进试服。观察了一周，大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继续观察大家还是没有任何不适。

虽然试服获得了成功，但是顾方舟认为光成年人试服还远远不够，因为成年人的免疫力比儿童强，只有证明减毒活疫苗被儿童服用后是安全的，疫苗服用试验才能算成功。可是，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来当试验品呢？

想到脊髓灰质炎的危害，想到当年患儿家长绝望的眼神，顾方舟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让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做试验！他瞒着妻子，偷偷给儿子小东喂服了疫苗。同事们知道后，都无比感动，纷纷效仿顾方舟，让自己的孩子也服用了疫苗。

顾方舟和他的同事们，就这样一次次用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执着，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爱，将科学家敢为人先、舍小家保大家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漫长又煎熬的一个月观察期，孩子们的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这些家长胆颤心惊，“孩子没事吧”，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见面的第一句话。难熬的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一切正常，第一期临床试验顺利地通过了。之后，又顺利通过了第二期、第三期临床试验。

顾方舟与儿子小东，为了完成第一期临床试验，他给小东服用了疫苗

1960年，首批500万人份的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来。疫情开始好转，但问题依然不小，由于减毒活疫苗不便运输和保存，在当时许多地区大规模使用起来难度非常大，尤其不便于向农村乡镇及边远地区普及。其次就是针对的主要是孩子，服用也是问题。

这时，顾方舟开始探索适合的剂型了。当获悉国外有活疫苗糖丸的信息后，在没有样品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他主动向上级请缨，率领同事们与上海信谊药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群策群力，反复试验，终于解决了配方、冷加工工艺、糖丸中病毒疫苗的均匀度以及检测方法等技术难题。他们将液体疫苗滚入由葡萄糖、奶油等辅剂制成的糖丸之中，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就这样被做成了“糖丸”。

“糖丸”制成后，顾方舟琢磨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免疫策略。他提出要以县、乡、镇等为基本单位，在7至10天内使7岁以下的孩子口服率达到95%以上，以此建立免疫屏障，阻断病毒的传播。

在广大农村地区，“糖丸”就放在广口的保温瓶里，瓶里放些冰用以冷冻（万一没有冰，就放冰棍保冷），然后将保温瓶送到各个防疫站。这些“糖丸”在常温下可保存数天，在摄氏4—8度的冰箱中可保存2个月。而且，孩子们也愿意吃这种甜甜的“糖丸”。不仅如此，为了减少接种次数，经过合理配比，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三个血清型疫苗都被做在了一颗“糖丸”里，在一定时间内吃四次，就能对三个型别的病毒产生免疫。就这样，这颗神奇的“糖丸”迅速覆盖了全国每一个角落，无数中国儿童的健康得到了保障。

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快速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免疫，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88年，为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号召，卫生部发布了《1988—1995年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规划》。

从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到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我国未发生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在如何防治脊髓灰质炎的问题上，中国做出了与欧美国家不一样的选择，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学习国外的东西，不能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因为国情完全不一样，要学习他们最精华的部分，变成我们自己的。”顾方舟动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