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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鬼谷子思维 1955年夏天，江苏南通发生了件奇怪的事。 很多本来活泼的孩子，突然间，腿不能走，手不听使唤，有的呼吸也不能自主。 家长背着孩子去医院，可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能治好孩子的病。 而且，得病的孩子，跟串糖球似的，一个接着一个。 于是，有人说，南通孩子被诅咒，被恶魔盯上了。 谣言一起，有孩子的，都把孩子关在家里，关紧了房门。 南通的孩子被诅咒了吗？不，南通之后，北京、上海、南宁、济宁，…….，很多地方的孩子都得了这种病。 这是什么怪病？怎会如此厉害？  后来，人们才了解到，这种怪病名叫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得了脊髓灰质炎，孩子的一生相当于就是毁了。 手不能提，脚不能走，别说建设祖国了，就是自己的生存也是问题。 为了孩子，很多父母锁上了家门，背着孩子，带着干粮，奔赴一座座城市，一间间医院。  可是，所有的医生都说这病没法治愈。 “这病八成是因为孩子感染了病毒造成的，你去流行病研究所找专家看看，兴许他们有办法。”有医生建议患者父母。 患者父母一听，背起孩子就去了北京昌平流行病研究所。。 接诊的医生，名字叫顾方舟。 “医生，麻烦你帮我看看孩子。”家长把孩子放在走廊的长椅上，眼神乞求一般地看着顾方舟。 顾方舟拿起孩子的手看了看，叹了口气，对患者父母说：“同志，对不起，这病现在还没有办法治。” “你是医生呀，医生怎么能没有办法治病呢？”患者妈妈的眼泪一下子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这话如针一般扎痛了顾方舟的心。 顾方舟是北京昌平流行病研究所的年轻医生。 1950年，24岁的顾方舟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了。  毕业时，他面临两个选择，进医院做一名临床医生或者进入研究所做公共卫生医学。 因为听老师严镜清说：  顾方舟毅然选择了公共卫生为职业。 他说：  1955年夏天，江苏南通爆发了脊髓灰质炎大流行，且有不断对外扩张的趋势。 此时，顾方舟从苏联公派留学回到了祖国，在北京昌平的流行病研究所工作。 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发生后，顾方舟接触到许多患儿，孩子痛苦的表情，父母绝望的眼神，让顾方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脊髓灰质炎！ 顾方舟和同事们赶到了上海疫情重的地区。搜集患者的粪便标本，确定脊髓灰质炎流行的病毒型别，研究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  顾方舟在中国埋头实验时，美国的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率先发明出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死疫苗。 科学无国界，只要对人类有用，不管谁发明的疫苗，都可以拿来借鉴。  1959年3月，中国卫生部医学科学院选派顾方舟，以及另外三位同志，去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死疫苗的情况，看一下苏联是怎么制作疫苗的。 到了苏联后，顾方舟意外得知，脊髓灰质炎疫苗不但有死疫苗，还有科学家研究出了减毒活疫苗。 正巧顾方舟他们去的时候，莫斯科正在召开国际性的脊灰疫苗会议，顾方舟作为参加者进入了会场，并有幸听到了美国和苏联的病毒学家对两种疫苗的学术争论。 原来，死疫苗安全，可价格太贵。 活疫苗便宜，效果不错，但没有经过临床实验。  中国用什么疫苗呢？ 顾方舟问苏联同学，同学说：“这事你得自己决定，我们不给你出主意。” 问导师，导师说，他主张苏联用活疫苗。 对两种疫苗反复比较后，顾方舟给卫生部写了信。 他说，中国要想预防脊髓灰质炎，降低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只能采用减毒活疫苗这条路线。 卫生部不会因为顾方舟一句话就决定用什么疫苗，他们让顾方舟继续打听。 这一次，还真得到个好消息。 有同学告诉顾方舟，活疫苗发明人赛宾给世界各地的脊灰实验室赠送了疫苗样品。 顾方舟一听，马上跟同学说，自己也想研究活疫苗。 同学听顾方舟想研究活疫苗，就把苏联生产的活疫苗、赛宾的活疫苗样品分别拿了一些给他。  活疫苗怕热，在室温下容易失效，拿到样品，顾方舟马上联系了大使馆，大使馆马上给顾方舟订了从莫斯科直达北京的飞机票。 有了样品，卫生部决定生产一批减毒活疫苗试试看。 1959年八九月份，顾方舟任组长，北京、成都几家生物制品研究所组成协作组，试生产出了约500万份的活疫苗。 疫苗生产出来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看疫苗里面有没有别的病毒，看单位病毒含量、疫苗病毒含量，要用猴子进行毒力实验，……大大小小有20项内容要检定。 每一项都达到标准，合格通过后，还要经过三期的临床实验。  临床实验，是用人来进行实验。 这一步很是关键。 要做人体实验，就是要在活人身上使用减毒活疫苗。 但减毒疫苗，是毒力减低了，并不是没有毒。谁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吃有毒的东西？  “没人吃，我吃！” 就在众人犯愁，不知找谁做实验时，顾方舟拿起了一瓶约100人份的疫苗溶液，一口气喝了下去。 这可把大家吓坏了，但顾方舟擦擦嘴巴，没有任何畏惧。 他喝后十几天，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减毒疫苗看起来没有啥毒副作用。 可另一个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 脊髓灰质炎多是小孩子受感染，这就需要只有用小孩做实验，才能看出疫苗真正的效果。 可脊髓灰质炎这病，染上了，不死也得残。 谁舍得拿自己的孩子冒险？ 思来想去，顾方舟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趁着妻子李以莞出差不在家，抱着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就去了实验室。 别人的孩子舍不得，他舍得，他要拿自己的孩子做实验！ 就在他拿起疫苗溶液，要喂给孩子吃时，一个同事看见了，一把拦住了他： “方舟，这可不行，疫苗万一不行，或是哪点没有做到位，孩子麻烦就大了，不死，也得残疾，孩子有了事，嫂子不怪你，你也得一辈子愧疚。” 顾方舟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虽心有不忍，但还是坚决地说：“你嫂子会理解的。再说，咱做的疫苗，不敢让自己孩子的先吃，拿别人的孩子冒险，也不大仗义，对不？” 说着话，顾方舟毅然决然地把疫苗溶液放进了自己儿子小东的嘴里。 顾方舟带了头，让其他同事十分佩服。 他们也把自己的孩子纷纷抱到了实验室，给孩子服用了疫苗溶液。 拿孩子做实验的，回到家，看孩子也跟看啥似的，孩子打个喷嚏，咳嗽一声，都能把他们吓的不轻。 1期临床实验观察期一个月，那一个月，协作组所有的人心都悬着，见了面，第一句话都是问：“孩子怎样，没事吧？” 终于，胆战心惊的一个月熬过去了，参加实验的孩子都没事，什么症状也没有出现。 顾方舟他们的心呀，终于都放了下来。 一期临床实验顺利通过，二期的2000份也达到了预期效果，三期的500万份疫苗投入到北京等11个城市后，服用疫苗和没有服用的进行对比后，也证明了活疫苗不但可以降低发病率，还很安全。 活疫苗在中国终于可以大批量生产了。 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原料是猴子肾脏细胞的上皮细胞，毒力实验需要猴子来检定。 这两点，需要用到大量的猴子，北京猴子不多。但昆明那边有大量的猴子，卫生部决定把生产、研究活疫苗的基地，搬到昆明市外的玉案山。 地方好找，可谁会愿意放弃北京的生活，带着老婆孩子去交通闭塞、鸡不犯蛋的穷地方，待一辈子？ 没人犯傻，领导找谈话也没用，谁也不愿去。 不去，说的理由也在理，“我可以为科研事业奉献一生，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毁在那个连学校都没有的穷地方。” 另外，生产疫苗也要担责，要保证每份疫苗都安全，稍有差错，就是一条人命，这样的任务没有人敢接。 就在这个当口，34岁的顾方舟再一次站出来。 “我去，我带老婆孩子过去！” 1960年，协作组的科研人员都追随顾方舟，调去了昆明。 可到了玉案山，别说同事们了，顾方舟的心也凉了大半截。 说是基地，可那地方既没有电，也没有路。 房子、实验室、动物房也没有。 什么都需要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建。 选择了，就坚持吧！ 开荒种地、修路、拉大石头压地基盖房子、抓猴子，总之一句话，一个个技术人员，天天不但要干技术活，还要干力气活，什么活都得干。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九个月的时间，疫苗生产基地被顾方舟他们建设起来了。 顾方舟在周总理视察基地时自豪地说：“我们这药要生产足够量，让全国七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吃上这个疫苗，这个病就消灭了。” 全国孩子都吃上疫苗，就能形成屏障，脊髓灰质炎病毒想钻，也无缝可钻。 但还有一个难题出现了。 活疫苗是液体剂型，且只能低温保存，这条件，除了大城市的防疫站，中小城市、农村、偏远山区都没有。 而且，疫苗是液体，服用前还要稀释，不方便，孩子们也不乐意吃。 这样怎能推广全国呢？ 顾方舟陷入了焦虑，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有人滚元宵。 1962年，顾方舟和他的团队改进了脊灰疫苗的剂型，将疫苗病毒做在糖丸里，剂量一人份，孩子吃一颗就行了。 疫苗做成了糖丸，保存起来也跟着就不再困难，放在暖瓶里，暖瓶里放点冰，没冰，就放冰棍，这样就可以保冷送到基层。 就是这个发明，让农村、偏远山区的孩子都吃上了脊灰疫苗。 脊灰的发病率在中国才一直往下降。 自1994年湖南发现最后一例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脊灰病毒。 连续6年零感染后，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 那一年，顾方舟已经74岁了。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满头白发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字仪式结束以后，顾方舟跟他的老伴李以莞说：“咱们这几十年没白辛苦，可以跟老百姓说，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也不得这个病了。” 中国的孩子们再也不会得这种怪病了，可糖丸爷爷却走了。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逝世，终年92岁。 回顾顾方舟的一生，从1957年，他决意从事脊灰疫苗的研究，到2019年去世，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围绕脊髓灰质炎这一件事。 一生只做一件事，听起来枯燥又无趣。 但顾方舟却把这一件事，做到极致，拯救了亿万个孩子。 正是有了“糖丸爷爷”顾方舟，才有了中国几亿儿童的平安健康。 以后，每当我们的孩子，吃起甜甜的“糖丸”，都该记得这位发明糖丸的老爷爷，记得他的故事。 因为他是所有孩子心中，永远的甜。 -END- 作者：杜萧染 编辑：柳叶叨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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